2009年重慶“文學史料與抗戰文學”研討會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近現代史料學分會年會綜述

2009年5月23日至25日，由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近現代史料學分會主辦，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重慶市抗戰文史研究基地承辦的2009年重慶“文學史料與抗戰文學”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近現代史料學分會年會在重慶師范大學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科研機構、博物(紀念)館、圖書館、檔案館的70多位專家教授以及重慶師范大學、西南大學等重慶高校的部分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參加了會議。會議收到學術論文40余篇，與會學者以“文學史料與抗戰文學”為主題，分別就“近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現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重慶文史資料整理與抗戰文學研究”、“大后方、淪陷區、解放區文學史料整理及研究”等議題展開了熱烈而充分的學術討論與交流。

一文學史料工作的現狀反思和未來發展方向

與會代表首先對目前文學史料工作面臨的困難和存在的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劉福舂研究員指出了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對史料重視不夠以及相應的評價機制不健全的問題，強烈呼吁現當代文獻學學科的獨立。他認為，學科的成熟與史料研究的成熟是休戚相關的，現當代特別是當代文學研究中史料意識的不夠限制了學科的發展，對史料的不夠重視也導致了評價機制的不健全，史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輕視；史料工作無疑也是研究，古典文獻學已經成為一個獨立學科，現代文獻學也應該獨立出來，資料搶救在現代文獻方面其實更為急迫，學科的不獨立和評價體系存在的問題限制了這項工作的深入開展，這種狀況亟須改變。華東師范大學陳子善教授闡述了目前史料工作面臨的困難和存在的問題。他指出，有些不可靠的史料已經被證實，但信息傳遞不暢，沒有引起其它學者的關注，仍然在使用傳播；90年代末至今文獻文物的拍賣十分興旺，其中就有很多新文學的書刊、手稿和檔案資料被拍賣，新的文學史料通過拍賣的方式浮出歷史地表，也給史料工作帶來了新的難度；在對口述史的整理過程中，存在著方言引起的交流理解問題，增加了史料整理的困難；檔案館查閱的限制也影響著史料的開發搜集。上海魯迅紀念館王錫榮研究館員探究了市場機制給史料研究帶來的沖擊，他把當下史料學的生存狀況與“百家講壇”的講史熱潮進行了對照，對當下史料學研究市場小、讀者少的狀況表示擔憂。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新文學史料》主編管士光編審著重分析了市場經濟境況和企業化運作條件下史料工作的出路和《新文學史料》的發展問題。他指出目前第一手老作家的資料越來越難發掘，收哪些和怎么收成為了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新文學史料》也面臨著一個如何生存的問題，要兼顧科學研究與商業運營。他表示人民文學出版社有義務和責任做好史料發掘和搜集工作，《新文學史料》要采用多渠道辦刊的方針，把作者和出版社聯系起來，和研究機構、高?；悠饋?，把刊物辦得更好，使史料搜集整理工作有一個更好的陣地。

針對目前文學史料工作面臨的困難和存在的問題，與會代表提出了史料研究應該堅持的態度和方法。北京魯迅博物館陳漱渝研究員全面探討了史料工作的識與德問題。他所說的“識”，指的是史料工作的方法問題，并以切身的經歷、翔實的材料對馮友蘭所概括的史料工作的“收集”、“審查”、“了解”、“選擇”四步驟和相應的“全”、“真”、“透”、“精”四原則作了精彩的演繹和發揮。他所說的“德”，指的是史料工作的道德要求，他認為史料工作應該“存真求實”，為此史料工作者必須做到不偽造史料、不文過飾非、不怕打擊報復。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陳?？到淌谕ㄟ^講述與鄭振鐸相關的一則藏書軼事，強調了史料工作中史德的重要性。管士光編審認為史料的收集、整理應本著對后人負責的精神，充分尊重歷史，而史料的解讀則應該在歷史的背景下對前人給予同情的理解?！遏斞秆芯吭驴肪庉嫴繌埥苎芯繂T指出史料研究應該堅持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歷史主義的方法。陳子善教授對文學史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希望文學史料工作能夠有個新的拓展，上一個新的臺階，從文獻學角度的校注進入到批評性的校讀。劉福春研究員特別強調了文學史料工作的問題意識，分析了文學史料與問題意識相互依存的關系，指出不深入到史料中去就提不出問題，同時不帶著問題來看史料也等同于白看。王錫榮研究員探討了市場機制下史料研究方法的改進問題，他認為史料研究有著良好的傳統，但我們絕不能孤芳自賞，在目前的社會形態使經院式的研究無法走向大眾的情況下，如果借鑒一點當下講史的方式，增強市場化操作的意識，對史料研究的推廣也許會有所幫助。

在強調端正史料研究態度與創新研究方法的同時，與會代表就拓展史料研究領域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北京師范大學李怡教授以抗戰時期四川省合川縣的《大聲日報》和重慶北碚復旦大學的《中國學生導報》為例，呼吁加強對地方性文學報刊的整理和研究。他認為目前地方性文學報刊尚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加強對地方性文學報刊的打撈、整理和研究，其意義不僅在于可能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現有研究格局中增加許多意外驚喜，得到許多的細節上的豐富，更在于從“地方性知識系統”建構的新角度和新立場上拓寬現代中國文化的研究空間。中國社會科學院王保生研究員則強調從檔案材料與口頭史料的角度，拓展史料研究的領域。他建議國家檔案應該更加開放，口頭史料也要加緊搶救。陳子善教授指出史料研究范圍應該進一步擴大，從民國拓展到當代，以新的途徑(如競拍)出現的新的史料應該予以高度重視。中國社科院胡博副研究員轉達了首都師范大學王景山教授的兩點建議：抗戰時期的期刊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抗戰時期的地方報紙副刊值得進一步研究，高校校園文化和文學社團方面史料的研究也有待推進。

會議的東道主還對重慶抗戰文史資料的整理情況進行了介紹。重慶市抗戰文史研究基地主任靳明全教授簡要介紹了基地的歷史沿革、已有成果以及目前正在進行的抗戰文獻整理及研究的情況，希望進一步加強與國內外研究界的廣泛合作。重慶市圖書館王志昆研究館員介紹了重慶市圖書館的歷史以及該館抗戰文史資料的館藏情況，目前該館館藏的期刊和絕大部分圖書已經數字化，該館的下一步目標是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后方抗戰文獻中心。重慶市檔案館唐潤明研究館員對重慶市檔案館館藏抗戰歷史檔案現狀進行了介紹，該館最為珍貴的“陪都檔案”達40余萬卷，涉及到抗戰時期中華民國方方面面的情況，其中也有散見于各卷的關于抗戰文學方面的。

二從文學史料出發的近現代文學研究

與會代表不僅對文學史料工作的現狀認真反思和未來發展方向積極展望，還從扎實的文學史料出發，對中國近現代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報刊雜志、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等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近代文學方面，河南平頂山學院秦方奇教授將《豫報》創刊號上所刊的兩則廣告與魯迅親自撰寫的《中國礦產志》和《中國礦產全圖》一廣告進行比對，認為這兩則廣

告實為《中國礦產志》初版本所刊廣告的縮編版，很可能出自魯迅之手。河南大學胡全章副教授根據自己搜集、研究清末民初白話報刊的情況，對其數量、發行量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以對清末民初京津白話報刊孕育的通俗小說作家徐劍膽創作情況的考證和分析為個案研究的實例，指出清末民初白話報刊新史料的發掘可能帶來關于近現代中國文學的新認識、新見解。河南大學楊站軍副教授則介紹了自己輯錄、點?！妒Y智由詩文集》的一些情況，力圖給學界提供一本較好的《蔣智由詩文榘》，并對其詩歌創作作進一步的研究。

現代文學方面，復旦大學中文系張業松副教授對曹白的集外文進行了介紹：他試圖通過對這些集外文的發掘，結合現有資料，串連起曹白文學生涯的全貌，為這位“魯迅的最后一位抬棺人”、1949年后幾乎完全從公眾視野里消失的“七月派”代表作家勾勒一幅較為完備的文學圖像。河南大學文學院劉進才教授以民國時期的國語教科書為依據，探討了國語運動與現代兒童文學興起之間的互動關系。西南大學文學院張武軍博士從《幾個重要問題》這篇未收入《魯迅全集》的講話說起，探討了左翼文學從階級話語到民族話語轉變的復雜性。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廖久明副教授介紹了自己根據商長虹佚文《七月的危機》提供的線索收集到小冊子《政治的新生》的經過，認為高長虹《政治的新生》的發現具有重要意義，既可以豐富高長虹的生平資料，填補他從1929年6月至1938年12月將近十年時間內生平資料上的空白，又能夠為一些關于高長虹的“傳說”提供間接證據。西南大學文學院胡安定博士通過對張恨水作品《過渡時代》和《藝術之宮》的文本細讀，重新勾勒了其復雜的創作面貌，探討了其創作轉型問題。重慶師范大學朱丕智編審對此進行了回應。他認為新文學的標準原本是相對開放的，后來卻逐步變異為革命現實主義的標準，文學研究應樹立文學本位觀念，不應該受到政治化或主旋律之類外在因素的規約，從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來看，雅與俗是可以轉換的，不應該將通俗文學當作一個低一級的文類來看待。重慶社會科學院李勇研究員探討了熱心于政治的作家曹聚仁對兩岸和平統一所作的貢獻。

抗戰文學特別是大后方抗戰文學此次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更是成為與會者關注的焦點。文學期刊與大后方抗戰文學的關系受到了與會代表的高度重視。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郝明工教授通過對陪都重慶文學期刊的全面研究，考察了抗戰時期戰時體制下的文藝政策以及文學活動的狀況，他以《抗戰文藝》、《文藝陣地》為例，就陪都重慶的文學期刊在八年抗戰期間出現的階段性變化進行討論，又按照把文學期刊劃分為左、中、右的通常慣例，選取前期的《七月》、《春云》、《文藝月刊》和后期的《中原》、《時與潮文藝》、《民族文學》為例，考察了在抗戰文學發展多元化的環境之中期刊的文學傾向及價值。重慶師范大學文學何瑤老師則以《抗戰文藝》為中心，通過細讀文本和整體考察，突破了傳統的三分法，分析了抗戰時期大后方小說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提出了頗有創新性的見解。

戰爭對太后方抗戰文學的影響也是會議研討的一個熱點。重慶師范大學李文平教授探討了戰爭體驗對現代作家心理和創作的影響。他通過對巴金《寒夜》創作緣由與小說文本的考察，對小說的主題進行了新的詮釋，指出作品的主題并不主要是傳統教科書所講的揭露當時政府的腐敗黑暗，而是揭示戰爭苦難。他還對目前通行的解放區、國統區等稱謂提出質疑，認為這樣的稱呼明顯帶有意識形態的偏頗，不如稱為根據地、大后方更符合歷史事實。重慶師范大學劉靜教授討論了抗戰時期重慶新詩的戰時文化特征，認為抗日戰爭為重慶帶來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第一次詩歌的春天，而戰爭特殊的歷史背景也為重慶新詩打上了深深的戰時文化的烙印，而彰顯出獨特的戰時文化特征。

還有代表將抗戰文學的研究視野伸向了抗日民主根據地和日據時期的寶島臺灣。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呂東亮老師分析了《冀中一日》寫作運動的文學史意義。他認為“一日”體的新寫作成為抗戰語境中寫作的樣本，也成為民族意識建構的絕好途徑，是一次成功的大眾文學運動的實踐。重慶三峽學院陶德宗教授則探究了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與中華抗戰文學的關系，認為對日據時期臺灣抗日文學的長期忽略，既導致了諸多文學史著作對抗戰文學地圖的描繪失之殘破，也使不少研究論著對抗戰文學的評析失之偏頗，因此研究抗戰文學，應有完整的中華抗戰文學視域，將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納入抗戰文學研究視野，將有利于我們重繪完整的中華抗戰文學地圖。

與會的一些青年學者表現出很大的探索勇氣，他們以第一手資料為依據，積極開拓抗戰文學研究的新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段美喬副研究員提出了抗戰時期的西南旅行記這一全新的話題，探究了其勃興的狀況、原因，對其學者散文的特征進行了分析。重慶師范大學王學振副研究員以史料證實民族文藝運動并未終止于30年代中期，而是在抗戰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并萌發出民主主義、啟蒙主義、國際主義等新的質素，也因此與30年代初期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和30年代中期的民族文藝運動區別開來。

總之，本次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必將進一步推進文學史料的發掘、整理。對深化現代中國文學特別是制高點文學的研究，也做出了有益的學術貢獻。

(李文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