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與“特殊利益集團”的聯系

周瑞金

這個問題不解決，再高的經濟增長也不能給民眾帶來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會帶來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剝奪感

為了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人民大眾的福祉，是我們勇敢地正視“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的時候了。

我想探討一下黨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來形成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問題。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在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中，在房地產業、礦山資源產業、金融證券業以及能源產業等領域，政商勾兌尋租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進入新世紀，伴隨“國進民退”和普通民營企業受到貶抑，部分國有壟斷企業，以及不少具有官員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以公權力為靠山和保護傘，肆無忌憚地賺取超額利潤，甚至尋求非法資本回報。

先來看看大家經常詬病的國有壟斷行業。國有壟斷企業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團。對部分壟斷性企業的批評，集中在壟斷市場定價和利潤分配兩個環節。它們總能以不容消費者置喙的方式，挾持國家的價格政策，攫取著市場“超額利潤”；與此同時，每年數以千億計的國企利潤游離于預算之外，既不用上繳國庫，也沒有兌現轉化成國民福利。

再看看民怨沸騰的房地產行業。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與民爭利產業，而且是腐敗高發領域。從征地拆遷、土地出讓、調整土地用地性質、規劃審批，到項目選址、施工監理、工程驗收、調整容積率、產權登記等環節，充斥了權錢交易。由于房地產收入是地方財政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在世界金融危機中，一些地方政府頻頻出現房地產救市的聲音和土政策。當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遠遠背離實用價值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樓市大降價的時候，地方政府卻能從扶持、提振房地產行業中收獲GDP政績，而一些官員則可以繼續中飽私囊。

還有個民營(私營)經濟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問題。一些公有特別是國有企業、具有權力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對普通民企經營空間的擠壓，政府職能部門對民營經濟的市場準入限制和利潤盤剝，其嚴重的后果將是扼殺社會經濟活力?！懊恳粋€民企被限入的領域，都是民企和全體國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團輸送利益的管道?！敝灰獧嗔ε渲觅Y源的格局不改變，民營經濟要發展，像黃光裕那樣的商人就會選擇買通權力，為自己獲得某種特權，同時向權力所有者輸送利益。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合謀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鯨吞國有資產，占據和揮霍本應屬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資源，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團”。

“特殊利益集團”的勢力坐大，不僅表現在他們對自然資源的“盤踞”，如壟斷性國企和少數權貴對全國礦山資源的瓜分，而且表現在收買專家為其壟斷行為辯護，制造話語權。最為嚴重的一點，在于“特殊利益集團”對政法系統的滲透。

另一個危險的跡象，是“特殊利益集團”在尋找政治代言人。在社會資源從權力配置向市場化配置轉型的過程中，官場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團”所裹挾，甚至被拉下水。

“特殊利益集團”在當下中國社會的高調擴張，不僅破壞了市場公平和社會公正，而且嚴重打擊了中國社會的創新沖動，扭曲年輕人的價值取向，毒化社會風氣。只要看看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往往削尖腦袋報考公務員和其他掌握豐厚公共資源的企事業單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營企業打拼或自己創業，就可以證實奧爾森的判斷：“增加生產的動力減退了，而企圖多占有一些產品的動力則增加了”，進而會“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團”的擴張，已經成功地給自己涂抹了一層意識形態合法色彩。它們對上打著保衛“國家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索取政策保護，對下則以“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這兩手盤剝消費者。它們對社會公平和普通民眾的傷害，對黨的執政宗旨的踐踏，對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嚴重后果。據稱，社會主義的優勢是將重要的資源和資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這也帶來很大的風險和問題，就是權力、資本和資源結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敗，將會導致權貴集團粗暴地壟斷經濟增長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這恰恰又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

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弱勢群體。2007年12月1日，世界銀行在北京發布《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在2001年至2003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長，而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群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

今天，黨內外有識之士莫不對“特殊利益集團”尾大不掉而深感憂慮。這個問題不解決，再高的經濟增長也難以給民眾帶來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會帶來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剝奪感。不公平的增長甚至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甚至社會動蕩的導火素。

(摘自2009年第21期《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