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宏觀經濟幾個熱點問題的再認識與新思考

徐諾金

關于消費：我國消費率的變化趨勢符合工業化過程中的規律性特征

通過對我國消費率的研究，我認為，當前我國消費率的變化趨勢符合工業化過程中消費率先降后升的規律性特征。因為隨著經濟從落后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國民收入出現快速增長，人們的消費水平隨著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會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沒有國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快，因此，這個時期往往是消費率下降、儲蓄率提高的階段，也是社會儲蓄增多和國家積累能力增強的時期；而當一個國家實現了工業化，擁有了足夠的基礎設施和物質生產能力，人均國民收入進入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后，民眾才能放心將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費，消費率就會提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目前，我國的經濟正處于工業化的加速階段。隨著我國工業化的推進，但尚未進入工業化成熟階段的這個時期，我國的消費率存在下降趨勢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加快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所必須的。沒有低消費率，就沒有高儲蓄率；沒有高儲蓄率，就沒有工業化加速的條件。超越這一規律，違背工業化加速的條件，經濟增長就會受到影響。

我認為消費可以帶來增長，這一看法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事實上，根據1971～2001年間世界上82個國家和地區平均消費率與其平均經濟增長率的散點圖，可以發現，隨著消費率的上升，經濟增長率趨于下降，兩者存在反向運動趨勢。也即消費率越低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越高；而消費率越高的國家，經濟增長率越低，消費率較高的國家不利于保持較高增長水平。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反向運動趨勢并不是線性的。當消費率位于76％～87％之間時，隨著消費率的上升，經濟增長率平緩上升。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一同向運動趨勢只是發生在5％以下的相對較低的經濟增長區間中，即消費率的平緩上升并不能實現相對較高的增長水平。當消費率大于87％的情況下，隨著消費率的上升，經濟增長率再次趨于下降。因此，超越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違背這種階段性特征的規律作用，過分追求消費是損害經濟增長的基礎的。我國的低消費率恰恰是我國高儲蓄率的形成原因，高儲蓄率恰恰為我國加快工業化進程準備了條件。這才是近些年來我國經濟增長較快的真正原因。

事實證明，人類在客觀規律面前，還只能當學生。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我們只能通過利用高儲蓄的有利條件去擴大投資，加快工業化的進程，通過進入工業化的成熟階段，我們的人民才有條件和能力提高自己的消費能力。我們不能超越規律去簡單地提倡高消費，前些年來我們反復強調擴大消費的政策之所以失效，根源就在于此。對此，我們的政策還得回到客觀規律的作用上來，從現階段的國情出發，把低消費高儲蓄看成是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有利條件，把政策重點放到夯實和鞏固擴大消費的更基礎的工作上去，即擴大投資，加快我國的以人為本的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

關于儲蓄：儲蓄率的提高是經濟階段演進的必然現象

儲蓄率的提高是經濟階段演進過程中的客觀規律。當前，中國正處于經濟起飛階段，高儲蓄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一種正常合理現象。

儲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資源，儲蓄率的高低決定了經濟發展的快慢。不僅如此，高儲蓄對我國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是我國保持經濟高增長的必要保障。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任務較為繁重，高儲蓄實際上為我國加快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提供了大好條件。為此，我們一是要利用高儲蓄的有利條件，擴大投資，擴大就業；二是要利用高儲蓄的有利條件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大力推進我國傳統農村消費模式向現代城市消費模式的轉化；三是要利用高儲蓄的有利條件，完善社會保障機制，解除我國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四是要利用高儲蓄的有利條件，用好用活信貸，促進儲蓄向投資和消費轉化。

關于投資：我國應利用高儲蓄率的有利條件繼續擴大投資

一國投資率的高低不能簡單地圍繞投資率本身的同比或者環比來判斷，也不能簡單地用國際平均水平去比較，而應結合本國的國情特點，以儲蓄率為參考。宏觀經濟均衡的條件是“儲蓄=投資”。一國經濟有多高的投資率，取決于它有多高的儲蓄率。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一國投資率的高低，只能依據自身的儲蓄率來確定，只要沒有超過國內的儲蓄率，再高的投資率也是安全的；相反，如果超過了儲蓄率水平，投資率再低也不一定安全。1993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成功，我國儲蓄率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但與儲蓄率的上升速度相比，我國的投資率上升不及儲蓄率的上升，儲蓄率和投資率的缺口持續擴大。所以，基于儲蓄率的判斷標準，1993年以來我國的投資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我國當前大量的貿易和資本項目順差，正是由于我國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過多的儲蓄沒有全部轉化為投資的結果。因此，投資長期低于儲蓄才是我國雙順差的來源，也是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的深層的根本的原因。

國內投資與儲蓄的失衡不僅加劇了國際收支失衡，而且造成了國民福利的極大損失，也是我國寶貴儲蓄資源的閑置。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宏觀經濟短期均衡，還是我國經濟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宏觀經濟政策都必須立足于我國目前投資與儲蓄嚴重失衡的現實，通過標本兼治的辦法去解決投資不足的問題。為此，利用高儲蓄的有利條件擴大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完善投資體制、提高投資效率應該成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走勢。

關于國際收支：國際收支順差的過早出現不符合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

我國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一方面是我國經濟積極融入全球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上面講到的，我國宏觀經濟中的核心問題——儲蓄大于投資的反映與體現，并由出口導向的政策推動的。國際收支順差的過早出現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一系列問題，具體表現在：國際收支“雙順差”引起外匯儲備持續積累，導致流動性過多，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貨幣政策調控難度加大；國際收支“雙順差”意味著我國對實際資源的對外讓渡，其暴露出的粗放的貿易增長方式以及體制和結構問題更讓人堪憂；國際收支“雙順差”加劇了我國與相關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摩擦。

從人均產出、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等角度衡量，我國當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卻不符合有限逆差的一般國際規律，過早出現了高額順差的現象，尤其是經常賬戶順差，這實際上是將我國資源讓渡給國外，而換回了巨額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投資渠道十分有限，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主要還是用來購買美國國債或部分公司債，相當于將當前國內消費或投資暫緩，借給外國使用，同時收益又因為匯率波動等原因無法得到保障。核心問題是，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并非投資過?；蛘弋a能過剩，相反，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嚴重不足，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導致消費過低，產業結構不盡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民間投資渠道不暢通，這些都需要加大國內投資予以解決。因此，過早的順差超越了我國國情，將資本過早輸出制約了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應該采取措施，將資源真正運用到發展國內經濟上來。

(摘自11月9日《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