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庚　“蛇口之父”

王玉德等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上，1978年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關鍵詞。那場影響一代人的浩劫剛剛結束，留下的傷痛仍然緊緊揪住每個人的心口。人才短缺、物資短缺、商業萎縮、思想保守成為這一時段的典型特征

這一年3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次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在隨后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概念，而在這一年的5月，《光明日報》刊登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著名的社論，并旋即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思想解放的思潮開始在沉寂多年的中國大地上啟動。

這一年的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此時有人判斷說，這意味著中國開始回到一條正確的路線上來。

也就是在這一年的國慶大典上，面帶緊張之色的李嘉誠出現在了北京天安門觀禮的人群之中。當時誰都沒有預料到，不久之后，這位成功的香港商人將會成為招商局重新上路的見證人之一。

而此時，后來成為中國企業家典范的柳傳志仍然蝸居在中科院計算所，他之后創辦的聯想集團，在之后的20年間在香港被樹立為一個中國商業故事的傳奇。與聯想一起名列傳奇的，還有在這一年重獲生機的招商局。而歷史在此時為招商局選擇了一位61歲的老人，他就是后來被稱為“蛇口之父”的袁庚。

人物素描

袁庚的一生充滿傳奇。他1917年4月出生于廣東省寶安縣大鵬灣鎮，20歲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兩年后入黨，加入了在中國抗戰史上赫赫有名的東江縱隊。而這支軍隊的司令員，正是后來與袁庚一起執掌招商局的曾生。

無論是在革命年代，還是在建國后的經歷中，袁庚的人生都布滿跌宕起伏。1944年，他曾經以中共東江縱隊聯絡處上校處長的身份，與史迪威、陳納德等美軍名將交換情報；1945年又以上校身份赴香港，與英國海軍夏愨少將，負責日軍受降談判，為盡快結束“二戰”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因此，1987年，美國慶賀美國憲法誕生200周年慶典時，袁庚被特邀作為三個特別“功勛貴賓”之一赴會。

建國后的1950年，袁庚隨中國軍事顧問團赴越，任胡志明主席的情報、炮兵顧問。1965年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總領事館總領事之后，他曾經在國家主席劉少奇出訪之前的24小時，驚險地偵破了國民黨特務的刺殺陰謀。然而，在莫須有的情況下，袁庚卻以“特務罪”被康生一伙在同年4月陷害入獄，直到1973年9月底，經周恩來總理的多次過問才得以釋放。

1979往事

重獲自由之后的袁庚，通過廖承志的介紹，調到葉飛任部長的交通部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負責人。再之后的1978年6月，正當袁庚考慮退休之時，毫無征兆的情況下，交通部長葉飛卻向他交付了一項特殊任務，要求其去香港招商局檢查工作，廣泛調查，研究如何進一步辦好招商局。

就是這樣一項任務，袁庚被再次推向歷史前臺，在此后將近15年的歲月中，他培育出蛇口這一中國改革開放的“試管嬰兒”，并將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改革藍圖推向深圳、珠三角、全國，成為“中國改革第一人”。

接到任務后，軍人出身的袁庚延續了其一貫雷厲風行的作風，兩個月后，帶著調研報告返回北京的袁庚向交通部黨組匯報。在此基礎上，10月9日，交通部黨組向中央報送了《關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

這份文件提出了招商局歷史上著名的24字經營方針，即“立足港澳、背靠內地、面向海外、多種經營、買賣結合、工商結合”，并要求招商局爭取5～8年發展成綜合性大企業，并建議“允許招商局的業務凈收入從1979年起留用5年，不上繳財政，用以擴大業務”。

更重要的是，這份文件還建議授予招商局就地處理問題的機動權；授權招商局可以一次動用當地貸款500萬美元從事業務活動；對此港澳派去海外進行業務活動的有關人員可以就地批準，不必報國內審批等。

這份大大擴充了招商局的經營自主權、從而使其盡可能地擺脫舊的經濟體制羈絆的文件很快獲得批準，招商局從此開始再度啟航。

而從事后解密的文件全文看，這份文件更大的重要性或許在于，它再一次將招商局已經斷絕近50年的商業基因連續起來，使之仍然能夠在正常的商業軌道上前行——政府主導下的業務范疇、多元化的經營渠道、綜合化的業務取向——招商局自創辦開始就存在的基因終于復活。

與此同時，交通部開始重組招商局的領導團隊，交通部副部長曾生兼任董事長，袁庚任常務副董事長。1978年10月，袁庚赴香港主持工作。就這樣，袁庚成了招商局歷史上的“第29代掌門人”。

在這位曾經的軍人帶領下，招商局的低調作風被一揮而去，11月1日，袁庚在香港富麗華酒店舉行盛大的招待會，已經成為超級富豪的李嘉誠和霍英東等親自出席。事后，有媒體如此評價這個見面會——“百年中資再度活躍”。

袁庚后來回憶說，這場宏大的酒會給了他很大的壓力，“我經常思考的是，第一，我們應該怎么做，招商局才能對得起國家寄予的厚望；第二，我們做什么，才能使這個牌子不是空有其表?！?/p>

但在當時，實際上還有另外的觀點。就連一貫親內地的《文匯報》都寫道：“招商局在過去幾十年間實際上只剩下了一塊牌子，除了能夠實現內地政府一些意圖——比如從西方購買一些船只之外，它所有的經營架構都要重新組建?！?/p>

而此時的香港已經不是袁庚當年工作過的香港，前所未有的宏大時代已經展開。

研究經濟的人通常認為，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歷史中，經歷了兩次經濟轉型：1950年以前香港經濟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從1950年代起香港開始工業化，到1970年，工業出口占總出口的81%，標志著香港已從單純的轉口港轉變為工業化城市，實現了香港經濟的第一次轉型；1970年代初，香港推行經濟多元化方針，香港金融、房地產、貿易、旅游業迅速發展，實現了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第二次經濟轉型。

更重要的是，隨著香港經濟起飛，百業繁榮，股市蓬勃發展，香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解除外匯及黃金管制、“解凍”銀行牌照、取消存款利息稅等，使得外資銀行及跨國金融機構大舉涌入香港，香港金融業進入一個快速發展、邁向現代化、多元化、國際化的新時期。

在此進程中，金融業形成門類齊全而發達的市場體系，以及健全而完善的監管制度，香港因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享譽全球?？梢哉f，經過逾150年的發展，目前香港金融業已發展成為整體經濟中最具戰略價值的產業，并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對此，香港著名金融學家饒余慶教授的評價頗為準確：“香港之崛起為國際金融中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香港經濟的兩大成就之一（另一成就是從轉口港轉變為富裕的工業經濟體）?！?/p>

于是，在1979年初，香港《明報》的評論專欄上開始第一次提及“內地有望成為香港資源和經濟戰略腹地”的概念，產業轉移開始成為這個時間段最熱門的詞匯。

正是香港如此的經濟形勢，為招商局在深圳蛇口的試點埋下了伏筆。

經過多年的轉口貿易洗禮，已經有很多人深刻認識到，他們的主戰場是香港，但經濟腹地卻是內地——這里龐大的人力和土地資源、百廢待興的基礎商業架構以及有望在20年甚至是更短的時間內撬動的消費市場，都足以讓香港這個資源貧瘠的地區為之心動。

因而，在1979年開年之后，香港華商巨子霍英東就開始和廣東省政府進行投資性接觸，這就是后來的白天鵝大酒店。而此舉也成為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很多香港商人都將之視為風向標，用來確證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兩個區域是否能在經濟上展開更緊密的合作。

這種微妙的變化，顯然也沒逃離袁庚的視線。后來他回憶說，“我的判斷是，土地和人力，以及遠遠區別于其他城市的先進政策，這是招商局最大的優勢——而這種優勢，只能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內實施?！?/p>

選擇以內地作為重新起飛的基地，招商局也考慮了自己的現實處境。從1951年直至1978年，招商局的發展一直處于停滯狀態，袁庚等人調查的結果也令人心痛：1950年起義時，招商局有13條船，包玉剛才有2條船。而今28年過去，包玉剛成了名揚天下的世界船王，其2000萬噸的船隊縱橫四海，而招商局的資產總額滿打滿算不超過1.3億！

招商局當時的一份文件顯示了其對現實的判斷：“其時香港寸土寸金，而招商局又缺乏雄厚的經濟實力，國家也沒有一分錢的支持，在香港投資發展困難重重?！?/p>

因而，招商局的管理層把目光投向了毗鄰香港的深圳寶安縣，決定在此選擇投資開發工業區，以便充分利用內地豐富而且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同時又能適當地利用香港的資金和技術，使兩地的優勢得以相互結合，很好發揮，“既為招商局開發一個辦廠的場地，又為引進外資發展地方經濟進行試驗”。

1978年11月22日，袁庚帶領有關人員赴廣州與廣東省方面開始接觸，上報在廣東沿海臨近香港邊境地區籌建招商局工業區的問題，并得到了大力支持。12月21日，時任招商局總經理的金石帶領有關人員前往寶安縣對工業區的選擇進行考察，最終選址蛇口。

當時的文字資料顯示，其時的蛇口只不過是一個毫不起眼的邊境小鎮，密密麻麻的芭蕉樹和荔枝林填充著大片大片空白的原野，海浪一天又一天周而復始地洗刷著海邊的空地，海鳥將之視為自己的專屬領域，只有偶爾出現的走私人員才能打破它的寂靜。于是，當時有人懷疑地問：“這會是最合適的地方么？”

對于袁庚來說，這樣的問題是可笑的。因為按照事后成型的時間表來看，袁庚壓根就沒有留時間給那些質疑他的人：1979年1月31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接見了袁庚等人，并表示國家不會給招商局錢來買船建港，“地可以給一塊”，但“生死存亡你們自己管”。這次會見，確定了袁庚等人要求的蛇口工業區選址的問題。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一筆判半島”，或者叫“劃了一道圈”的故事——

在袁庚帶去匯報用的香港簡明地圖上，李先念用鉛筆對著南頭半島劃了一杠，說“就給你這個半島吧”。這幾乎是深圳市現在的一半面積，袁庚等人面面相覷，無人敢承擔如此之大的幅員范圍。最后，在這個地圖上，李先念劃出了現在蛇口工業區的紅線范圍，實地面積大約2.14平方公里。

后來很多人開玩笑說，如果當時招商局能夠預判到現在的房地產和土地價格，當時拿下所有的土地，或許招商局不會經歷如此之多的波折，“最不濟賣地也能生存”。甚至袁庚本人至今也后悔，說當時膽子太小了，要不蛇口開發區的面積就不會是今天這么小了。

可是歷史沒有辦法假設。

1979年4月1日，蛇口工業區籌建指揮部成立。經過三個月的勘察設計工作，7月，中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工業區——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基礎工程正式動工。這意味著走出政治運動陰影的中國進入第一個偉大的社會實驗。

而也就是之前的1978年末，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個農民簽署血書，“私分土地，實現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事件在后來成為中國農村改革中最偉大的案例之一。

只不過很多年后，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們才認識到，它的作用或許不僅僅是告別了農村大鍋飯，更重要的是，它從此解放了占有中國人數9成以上的農民，使他們第一次有了擺脫土地、自由流轉的可能——而此舉，能夠解決像蛇口之類的外向型開發區的用工問題。

袁庚當時應該也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但他卻注意到了另外一個核心問題：承擔改革開放使命的蛇口工業區只有完全擺脫過去封閉、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套做法，探索出新路子，才能取得發展，“這些探索，包括了思想上、制度上、經營上的一系列創新”。

這似乎是招商局的宿命。在其過往百年歷史上，它無數次的承擔了這種社會實驗，因而它必然也要承擔社會實驗帶來的后果。很多學者都說，這不能說是招商局的幸運，因為它也在為先行者的地位付出代價。這就是國內經濟學界一直傳播的“招商局企業史的借鑒作用——不管是對是錯，它總能留下一些東西，而因為其聲名之顯赫，使之更具有傳播價值和參考價值”。

但不管如何，沉寂多年的招商局終于開始重新上路。依托蛇口工業區，招商局很快由一家交通部駐港“窗口機構”，變成一家真正的在港中資企業，由資產1.3億港元的航運公司，壯大成資產逾200億港元的大公司，產業涉及港口、工業、旅游酒店、園區開發、石化、金融等領域。

如今，在同業市場表現突出的招商銀行（600036.SH）、平安保險（601318.SH）、中集股份（000039.SZ）、南?？瓶兀?00012.SZ）、深赤灣（000022.SZ）、南山開發股份等公司就是袁庚至今得意的作品。

這種飛速的發展使招商局的發展在政治層面被賦予了更多背景：1981年6月，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報道蛇口建設經驗時，首次提出了“蛇口模式”，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