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研究的歷史現狀及其當代反思

文學武

丁玲既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和獨特創作個性的著名作家，也是中國左翼革命作家陣營的重要代表之一，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她也就經常成為人們關注和研究的一個熱點。從1929年最早的一篇研究丁玲的文章算起，距今也有80年，丁玲研究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本文把丁玲研究劃分為三個時期，即：建國前、建國后、新時期，并對丁玲研究中的問題和未來研究的趨向進行了思考。

一、建國前的丁玲研究(1929-1948)

對于20世紀的中國文學來說，丁玲的成名幾乎是一個奇跡。她于1927年12月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處女作《夢珂》，緊接著又在該刊物上發表了其成名作和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也于1928年10月出版。從此丁玲便名聲鵲起，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F在能查尋到的最早的有關丁玲的評論文章是錢杏邨在1929年《海風周報》第1期發表的《(在黑暗中)——關于丁玲創作的考察》，但這篇文章還停留在對作家創作的簡單描述上。真正具有學術價值且值得注意的第一篇評論文章是毅真的《丁玲女士》，這篇文章主要評論了丁玲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認為這些小說“好似在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了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文章的敏銳之處就在于它指出了丁玲出現的意義，那就是復活了已經沉寂的文壇和“五四”文學的靈魂。此后，隨著丁玲轉向左翼文學創作，寫出了《韋護》、《水》、《田家沖》等一系列小說后，她已成為當時中國文壇上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越來越多地受到評論家的關注。錢謙吾(錢杏邨)的《丁玲》一方面比較早地注意到丁玲早期小說中思想和審美兩方面所表現出的現代意識，但在另一方面又認為丁玲早期創作中表現了一種所謂世紀末的病態心理，充滿了消極因素。錢謙吾的這種評論很能代表早期某些左翼文學批評家的價值取向，機械套用前蘇聯的拉普理論來剪裁文學的豐富現象。這種峻急的、簡單化的社會價值判斷標準從根本上否定了丁玲早期作品尤其是莎菲型女性的豐富內涵。后來王淑明的《丁玲女士的創作過程》進一步發展了錢謙吾的一些觀點。

代表這一時期評價丁玲創作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章當數何丹仁(馮雪峰)的《關于新的小說的誕生》和茅盾的《女作家丁玲》。馮雪峰作為出色的左翼評論家，一直關注著丁玲的創作，他站在普羅文學的立場，肯定了丁玲小說的轉變，肯定了丁玲對左翼文學的重要貢獻。他認為她的《水》代表了新小說的萌芽，成功之處在于它反映了重大的社會題材，使用了新的描寫手法。應當說，丁玲此時的創作轉向是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伴隨著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興起和世界紅色革命的高潮，丁玲轉向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具有深刻的歷史動因和現實意義，她的創作實質上代表著新興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已經萌生并開始迅速成長，而馮雪峰在這一點的把握上是很準確的，他高度贊揚了丁玲所代表的文學趨向和積極意義。但馮雪峰在這篇文章中又對早期丁玲的作品乃至作家本人都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丁玲早期“乃是在思想上領著壞的傾向的作家。那傾向的本質，可以說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性加流浪漢的知識階級性加資產階級的頹廢和享樂而成的混合物”。馮雪峰較多地注重剖析作品的社會價值和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意義，而對丁玲作品的審美內涵很少涉及，這是不夠周全的地方。這和馮雪峰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觀不夠成熟有關系，他一方面不同意套用拉普理論而對這種理論進行了抵制和修正，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左”的痕跡。后來，馮雪峰也意識到這種評價的偏頗，他在1948年寫的《從(夢珂>到(夜>》中對這些觀點進行了修正。茅盾的《女作家丁玲》則把丁玲的創作放置在“五四”退潮后的時代背景去考察，精辟入里，他對莎菲的評價很長一段時間被公認為是最權威的闡釋：“初期的丁玲作品全然和這‘幽雅的情緒沒有關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個人主義，舊禮教的叛逆者，……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除此以外，較值得關注的評論文章還有楊郵人的《丁玲的(夜會)》、錢謙吾的《丁玲的(母親)》等。胡云翼的《新著中國文學史》則探討了丁玲的創作個性。在有關丁玲生平、傳記等資料方面，較有價值的有沈從文的《記丁玲》和《記丁玲續集》，蓬子編的《丁玲選集》，張惟夫輯集的《關于丁玲女士》，張白云編的《丁玲評傳》。

1936年底丁玲到達陜北后，又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有些引起激烈爭議乃至受到批評，較有代表性的評論文章有燎瑩的《人……在艱苦地成長》、駱賓基的《大風暴中的人物》、馮雪峰的《從(夢珂)到(夜>》等。燎瑩的文章寫于延安文藝座談會后，該文主要針對丁玲的《在醫院中》，認為作者對女主人公陸萍給予了過多的同情，對周圍解放區環境的描寫過于沉悶、陰暗，甚至說“她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帶著陳腐的階級的偏見”。這種批評方式已經有點類似粗暴了，它用庸俗的政治學的標準代替了具體的、活生生的藝術分析。馮雪峰的文章寫于建國前夕，他一直密切關注著丁玲創作的進程，可以說這篇文章帶有總結性質。他詳細探討了丁玲20余年的創作歷程和創作個性，在對莎菲的評價上態度有所緩和，認為她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認為《水》等作品具有公式化的毛病，在藝術上比較粗糙，遠不及《莎菲女士日記》等早期作品，這些都反映了馮雪峰可貴的自覺意識。馮雪峰把丁玲的小說集《我在霞村的時候》和以前的作品進行了比較，難能可貴的是，馮雪峰還對這篇小說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美學分析，把高屋建瓴的理論概括和細致人微的藝術鑒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馮雪峰的這篇評論把建國前的丁玲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二、建國后的丁玲研究(1949-1978)

1948年9月丁玲出版了她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篇小說在1951年獲斯大林文藝獎金，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政治榮譽，對于丁玲研究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契機，因此原先稍顯沉寂的丁玲研究在建國后很短的一段時間便迅速活躍起來。圍繞《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建國初期有兩篇標志性的論文：即陳涌的《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馮雪峰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我們文學發展上的意義》。陳涌認為《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最初反映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是一部較為成功的作品，“作者安排了一個比較宏大比較繁復的結構，這種比較宏大繁復的結構，是和農村土地斗爭的規模和它的復雜的性質相適應的”。該文充分肯定了丁玲的這部小說注意到了農村復雜的階級斗爭和階級關系，沒有簡單化，還認為這部小說表現了丁玲一貫的描寫人物心理的特長，這些見解都很有見地。作者并有意識地

和另一部反映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進行了比較，總體說來它是實事求是的，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水準。馮雪峰的評論則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論證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出現的偉大意義。對于這部復雜的作品，馮雪峰首先從階級論的角度人手，認為作者始終嚴格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對一些人物的塑造較為成功，或多或少地達到了典型性，在藝術上具有油畫的性質和詩的品格。因此他得出結論：“我認為這一部藝術上具有創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當輝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帶來了一定高度的真實性的、史詩式的作品；同時，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最初的比較顯著的一個勝利，這就是它在我們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瘪T雪峰是一位卓有遠見的出色評論家，他的這篇文章表現了深廣的現實主義美學品格的強大生命力，達到了那個時代所能允許的高度和深度。不過由于時代的局限，馮雪峰的這篇評論也留下了一些遺憾，如他在一定程度上把階級性與典型性等同起來，因而批評這篇小說沒有“帶來非常成功的典型”即“高大的典型人物”，認為黑妮的形象“沒有完全寫好”，受到了初期舊現實主義的影響等。其實典型性的內涵遠比階級性豐富、復雜，馮雪峰的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理論局限性。

50年代初期，隨著我國高校開設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課程，相繼出版了一些現代文學史的教材，其中較有影響的有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等。這些著作都對丁玲有一定的論述，但對丁玲的評價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有獨到創見的地方較少。

1955年，丁玲被打成“丁陳反黨集團”分子，1957年中國作協黨組做出《關于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分子的處理決定》，開除了丁玲的黨籍，并劃為右派分子。在這期間，有關丁玲的研究也出現了急劇的變化，正常的學術研究、學術批評滑向了大批判的怪圈，丁玲的大部分作品乃至她本人的歷史都遭到了嚴重的質疑和批判，成為當時中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一幕。報紙、雜志連篇累牘地發表了大量文章，許多知名學者、作家都積極表態。較有影響的批判文章有張光年的《莎菲女士在延安》、華夫的《丁玲的“復仇女神”》、陸耀東的《評(我在霞村的時候>》、菡子的《斥<三八節有感>》、王燎瑩的《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的反動性質》、張天翼的《關于莎菲女士》、周揚的《文藝戰線上的_場大辯論》、姚文元的《莎菲女士的自由王國》等。這些文章火藥味極濃，從中可以感受到20世紀50年代那場文藝運動風暴的嚴峻和震撼。1958年以后，隨著丁玲在文壇的消失，有關丁玲的研究文章很難見到，這種情況競持續了整整20年，形成了丁玲研究史上的一段空白。

三、新時期的丁玲研究(1979-2008)

1978年底，我國進入到撥亂反正的新時期，丁玲重新復出，有關丁玲的研究也很快進入一個異?；钴S、興奮的階段。這個時段可以稱為丁玲研究的黃金時代，無論是在研究的方法、視野還是深度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那種互相辯駁、爭鳴的學術空氣即使對于今天的學人而言也成為難忘的記憶。最初的一些評論都帶有鮮明的撥亂反正的性質，一些研究禁區也陸續被突破。如在關于莎菲形象的認識上，人們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促使了研究的不斷拓展和深化。袁良駿率先在1980年初發表了《褒貶毀譽之間——談談(莎菲女士的日記)》，文章針對50年代對莎菲的否定意見，提出了質疑，認為該小說應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學史一流作品之列，這篇文章具有篳路藍縷之功。張遼民寫了《莎菲在幻滅、動搖中獲得新生》的長文，主要針對Ig58年姚文元的那篇奇文而為莎菲進行了辯護。后來張永泉又寫了《在黑暗中尋求光明的女性》，再次對莎菲進行了肯定，否認了莎菲身上所謂的個人主義和戀愛至上主義，認為莎菲的愛情悲劇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這些熱烈而又充滿心平氣和的學術討論無疑把對莎菲形象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展現了20世紀80年代那種寬松、寬容的民主氣氛。嚴家炎的《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是80年代初期尤有分量的一篇論文，該文對《在醫院中》進行了重新評價，作者深入探究了陸萍與周圍消極環境的沖突實質上是一種先進文化、啟蒙思想與保守、愚昧文化的一種沖突，揭露了啟蒙者同小生產思想習氣作斗爭的艱難曲折，認為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看，這部作品具有干預生活的價值。文章從啟蒙主義的角度梳理了丁玲延安時期的文學創作和“五四”文學精神的內在關系，肯定了丁玲作品重大的反封建意義。在關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評價中，趙園的《也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蔡葵、臻海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革命現實主義》、楊桂欣的《黑妮的申辯》都值得一讀。這些文學個案的深入研究為80年代中后期丁玲研究的整體提高作了充分準備。

進人80年代中后期，丁玲研究和其他作家的研究一樣，開始走向宏觀和綜合，各種新的批評方法諸如心理分析、結構主義、女權主義等方興未艾，在多種文化視野和思維方法觀照下的丁玲研究更加異彩紛呈，孕育著質的突破。許多研究者注意到在丁玲的整個作品中，存在著從莎菲、美琳、貞貞、陸萍、黑妮這樣一個女性形象群，這方面較有價值的論文有趙園的《大革命后小說中的“新女性”形象群》、錢蔭愉的《丁玲小說中的女性自我意識》、王友琴的《中國現代女作家的小說和婦女問題》、張炯、王淑秧的《從莎菲到杜晚香》、陸文采的《淺論“莎菲型女性”和“時代女性”的美學價值》、林為民的《莎菲……美琳……貞貞……陸萍……黑妮》等。趙園把莎菲放在大革命后的時代女性群像考察，分析了這些女性復雜的性格層面，深化了莎菲形象的性格內涵。錢蔭愉則著重論述了丁玲小說中的女性自我意識，認為女性自我意識貫穿了丁玲的女性形象系列。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文章大都有意識地運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把丁玲的作品與廬隱、馮沅君、冰心、茅盾等人的作品加以比較，獲得了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此后，有關丁玲總體創作的宏觀、綜合的研究論文陸續出現，其中代表文章有袁良駿的《論丁玲的小說》、嚴家炎的《開拓者的艱難跋涉》、王雪瑛的《論丁玲的小說創作》等。袁良駿結合時代和社會歷史背景對丁玲的主要作品進行了分析，從多方面說明丁玲小說創作在中國現代文壇取得的獨特成就和藝術個性，但對丁玲后期創作的《在嚴寒的日子里》、《杜晚香》進行了否定，認為它們太“報告文學化”而失去了文學價值，他的這種論點后來也不斷遭到有些研究者的質疑和批評。而嚴家炎則全面肯定了丁玲小說的歷史貢獻，認為丁玲早期的小說意識上屬于現代，藝術思想、審美要求也屬于現代，“丁玲還是繼魯迅之后最早一批心理小說的創作者”。就在嚴文發表不久，王雪瑛發表的《論丁玲的小說創作》對嚴文的觀點提出了全面的挑戰。該文非常重視對創作主體心理的探究，從創作心理的角度探討了丁玲創作

的轉變和得失，認為丁玲真正成功的作品是《莎菲女士的日記》，從那以后，丁玲走上了配合政治的公式化創作道路，到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的創作個性徹底消失了。應當說，王雪瑛的文章有些立論偏頗，缺乏嚴密的邏輯論證，作為一篇學術論文還欠周詳。

90年代以后，丁玲研究發生了重要變化，那就是文本的研究大大減少，然而關于丁玲個人生活、文化背景、創作思想等諸方面研究卻明顯增強，這其實是文學研究深化的一個標志，并不像有的學者感嘆的那樣丁玲研究裹足不前，輝煌不再。美國學者艾勃拉姆斯在其名作《鏡與燈》中明確提出了文學批評的四大要素，即作品、宇宙、作家、讀者，在這四大要素中，作品占據中心地位，但并不是唯一的。人們普遍認識到自80年代中期“向內轉”以后對文學外部描寫和研究不屑一顧的現象應當改變。為此有的學者撰文，呼吁除了對文本細讀外，還要重視外在文化背景的研究。在這種環境下，丁玲研究必然要相應調整自己的研究格局。1992年李輝出版了《恩怨滄?！驈奈呐c丁玲》，該書詳細考察了丁玲與沈從文關系的微妙變化，披露了許多人們鮮知的細節，提出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性格等諸多問題。邢小群的《丁玲與文學講習所的興衰》一書從文化體制背景人手，突破了文學研究的固有框架。劉增杰的專著《文學的潮汐》把丁玲延安時期的文學創作納入到當時的文學思潮中考察，認為丁玲、王實味、艾青等人40年代初期的文學創作是涌動的一股新的文學新潮，具有重要的現實主義意義。黃昌勇的《宿命中的沉浮》一文探討了延安時期丁玲與王實味的文學活動和主張，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張永泉的《走不出的怪圈——丁玲晚年心態探析》著重分析了丁玲晚年心態，對反省丁玲現象有自己的看法。在這方面還有林賢治的《左右說丁玲》，該文寫得激情澎湃而又深邃透析，詳盡評價了丁玲身上“左”和“右”的表現及給她本人帶來的悲劇色彩，針對人們對丁玲的誤解，它為作家辯護道：“我們在經歷了十年劫難之后，已經學會寬容，可以不再計較強暴、偽善、卑劣和無恥，卻不想放過一個弱勢者……這是不公正的?！?/p>

在90年代以后，震撼整個丁玲研究界、影響最大的文章莫過于王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文章認為丁玲“具有強烈的創作意識、名作家意識、大作家意識?；蛘哒f的再露骨一點，她是一種明星意識，競爭意識”，“丁玲是一個藝術氣質很濃厚的人。她熾熱、敏感，好強，爭勝，自信，情緒化，個性很強，針尖麥芒，意氣用事，有時候相當刻薄”。當然，對丁玲的創作個性和藝術才華，王蒙還是敬佩的，認為她是那一輩人里最有藝術才華的作家之一，特別是她寫的女性，讓人牽腸掛肚，翻瓶倒罐。隨后袁良駿的《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謎團》和王蒙的觀點有相近之處。不出所料，王蒙文章發表后，很快引起一些人的不滿，他們著文反駁王蒙，圍繞丁玲人格的爭論日趨白熱化。

關于丁玲創作的研究，雖然從1990年以來數量不多，但其中不少文章饒有新說。如圍繞《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龔明德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版本變遷》和錢理群的《新的小說的誕生》分別從版本學和文本誕生過程的角度，揭示了文學與時代、政治的緊密關系。關于丁玲創作的整體、綜合研究，謝冕的《文學的紀念(1949-1989)》一文反思了丁玲創作的道路，認為丁玲的悲劇正在于她在建國后拋棄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張永泉的新著《解讀丁玲》一方面高度贊揚了丁玲對“五四”精神的承繼，另一方面又為丁玲在延安整風運動后的精神弱化感到惋惜，提出了研究丁玲對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價值，拓展了丁玲研究的內涵。

四、丁玲研究的當代反思

丁玲研究在70余年的歷程中取得了顯著的、有目共睹的成就，任何視而不見或不屑的心理并非科學與求真的態度，但這并不應成為我們滿足的理由。相反，如果把丁玲研究放置在大的學科背景來看，它還存在著太多的缺憾和不足。歷史的殘酷更在于，當代有些青年已經普遍地對丁玲這樣的左翼作家缺乏興趣，他們寧愿去讀周作人、張愛玲、梁實秋等人的作品，從而導致丁玲研究失去了和當代社會活躍生活對話的基礎和能力。確實，這種“失落感”應當引起我們對歷史和自身的反思。那么丁玲研究存在著怎樣的缺陷和困惑呢?

問題在于丁玲研究者的學術視野過于狹窄，研究者往往困守學科界限，對于某一個專題深入有余，而宏觀上的把握顯得不足，尤其缺少對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的觀照。對于丁玲的作品，人們一直把精力放在《莎菲女士的日記》、《在醫院中》、《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少數篇目，對于她的其他作品缺乏應有的關注，對丁玲的雜文、散文、文學批評等也不夠重視，呈現出很明顯的不平衡。在研究方法上，我們的大多數學者擅長從歷史學、社會學的角度去分析，對于新興的心理學、結構學、女權主義文學、比較文學等方法就很陌生，即使運用了，也顯得機械、生硬。在這方面，海外的學者研究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啟發。如美國學者梅儀慈的文章《丁玲的小說：現代中國文學的思想體和敘事體》就側重從敘事學的角度分析；美國學者王德威的《做了女人真倒霉》則更多的關注丁玲作品的女權主義信息等，這些研究都顯示了一種活躍的思維方式和開放心態，對我們的研究不無裨益。同樣，我們在研究丁玲的時候，對外在的文化環境和生態也較少關注，這樣的丁玲研究缺少整體意識和文化要素之間的有機聯系。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和警惕的現象，那就是我們經常糾葛在丁玲的感情世界和文壇的恩怨，并為之爭吵不休，奇怪的是我們對作家的作品和創作道路卻越來越冷漠，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年更加突出。本來，對作家的個人私生活進行研究未嘗不可，但無論如何它不應該成為研究的重心。對文學研究者來說，客觀揭示作家作品的價值和藝術個性，并從中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才是研究的應有之意。當我們匆匆檢閱完丁玲研究70多年歷史的時候，不由得發出深深的感慨，丁玲研究的歷史竟和作家的命運一樣經歷了坎坷與輝煌、沉浮與悲歡。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未來的丁玲研究依然會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前行，這是由研究對象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所決定的。丁玲是一個充滿叛逆、充滿苦難、充滿矛盾的現代女性，她的身上呈現的豐富文化含量和悲劇色彩幾乎就是她所屬的那個時代的縮影。她是一座大山，一條大河，一道悲壯的風景線，當我們在試圖闡釋丁玲、走近丁玲的時候，未嘗不是在拷問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