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重慶談判中我黨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

孫 超

摘要：本文以國共史上重慶談判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入手，從思想政治工作角度進行探析，并結合理論方法，著重研究我黨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旨在為復雜形勢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重慶談判；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方法；

文章編號：978-7-80712-402-3(2009)04-137-03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內要求和平的呼聲越來越高。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去了第一封邀請電，力邀毛澤東赴渝共商國家之和平大計。接著發出了長達321字的第二封及8月23日的第三封邀請電。其言語之懇切，誠意之深厚，使當時的輿論傾向于國民黨當局。中共中央在多方交合的復雜形勢下，在國內輿論十分不利的形勢下。最終在26日派遣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赴國統陪都——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歷經四十三天，于10月10日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雖然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在政權和軍隊問題上最終沒有達成一致，但使國民黨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并承認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民主權利。更重要的的是在這場較量中。黨通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打破了輿論一邊倒的勢頭，為我黨在政治上贏取了主動地位，可謂是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成功典范，而其運用的卓有成效的方法也同樣值得我們探究。

一、典型教育法

典型教育法也稱為示范教育。它是通過典型人或事進行示范，教育人們提高思想認識的一種方法。典型教育法將原本抽象的說理變成通過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來實施教育，激起人們思想情感的共鳴，從而達到既定的目標。由于典型的直觀性、形象性的特點。使典型具有強烈的感染效應。因此適時地運用典型教育會達到預期的教育目的、達到既定的目標。重慶談判期間，我黨抓住時機運用了此方法，將毛澤東赴渝作為典型事例，進行宣傳教育。

在國共雙方電報往來期間，蔣介石以及國民黨內多數人都認為毛澤東不會來，或者說不敢來渝。蔣介石將和平民主的調子越唱越高，態度一次比一次懇切，甚至將飛機都準備好，正待命而發。8月23日。蔣介石在發第三封邀請電時，就曾對身邊的部下說“毛澤東不會來重慶同我進行談判，他不米，這說明他蓄意作亂，我們就明令討伐”。不僅如此，當時輿論界也認為毛澤東不會來渝。深為國是憂慮的國民參員褚輔成在致蔣介石的電文中，對于蔣介石勸駕毛澤東的看法是“恐其未必肯來”。美國《紐約時報》8月17日發表的文章說“估計中共此次將拒絕蔣主席之邀請，不愿參加合作?！焙髞砗諣柪陉P于重慶談判的報告中說到：“毛氏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請而到重慶?！北M管美國力促國共雙方進行談判，但對毛澤東赴渝也缺乏信心，“出人意料”之措辭將其意想不到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毛澤東用自己的行動做了個活生生的典范，向社會大眾、向蔣介石、向國民黨、向美國政府表明了中共和談的誠意，此時一切揣測和疑慮都不攻自破?！缎氯A日報》發表社論，稱毛澤東這次來渝象征著中國民主的高漲、象征著中國和平團結前途的勝利希望?！洞蠊珗蟆钒l表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稱“毛澤東先生能夠惠然肯來，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我們高興，我們慶慰，我們謹以勝利中國盲論界一份子的資格，敬表一些高興與慶慰之忱?！?/p>

蔣介石三電發出，國民黨大張旗鼓宣傳，一時間，把政治斗爭的聚焦點集中到毛澤東身上，使得萬眾矚目延安。但此時，“國民黨似乎掌握了戰后中國政治斗爭的主動權。但當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前往重慶的時候，這個主動權就開始從國民黨手中向中共手中轉移”。我黨領導人赴渝談判事實，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不僅打破了輿論一邊倒的勢頭，更以實際行動改變了輿論的被動局面，贏取了主動，算得上一次成功的宣傳教育。

二、比較鑒別法

“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彼^比較鑒別法，是教育者幫助受教育者對兩種或多種不同事物的異同和特點，進行分析、比較、鑒別，從中做出正確的判斷和結論，從而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認識水平的方法。重慶談判期間，我黨將比較鑒別法運用在思想政治工作領域中，積極宣傳我黨主張，揭露國民黨的錯誤輿論導向。

在重慶談判前夕，國民黨大談“和平”“團結”，主動要中共進行和談，表面上迎合了渴望和平的大眾心理，人們無不期盼著和談的順利進行，化干戈為玉帛，化斗爭為和平，為此輿論界對于蔣介石之舉給予一致好評。我黨在這一期間，針鋒相對、據理力爭。8月22日，《新華日報》立即發出了《蔣介石先生賀電書后》的社論，針對蔣介石8月14日、20目的兩封電報中大談和平、團結的問題，玩假談真打的陰謀，進行揭露，對所謂盟軍總部規定對日受降辦法的說法加以駁斥。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鮮明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延安的《解放日報》還專門發表了《新時期的路標—論中共中央關于時局宣言》的社論。宣言中提出了國民政府應立即實施的六項緊急措施，只有按照這個綱領實施才能奠定今后和平建設的基礎。在這一階段，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宣傳攻勢，頗具成效；不僅揭露了國民黨內戰政策，宣傳了黨的主張，還使得國民黨處于招架的尷尬處境。

我黨調動輿論宣傳攻勢，積極向民眾，尤其是國統區的民眾報導談判的真實情況，同時開展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僅尖銳辛辣地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如伺。在和談中玩手段、耍陰謀、邊談邊打、假和平、真內戰的丑惡嘴臉及其同背離事實的輿論宣傳，同時也贏得了社會各界對我黨的普遍理解和支持。

三、熏陶感染法

所謂熏陶感染法就是指教育者充分利用社會環境因素和教育者自身所創設的教育情境，對受教育者進行感染和熏陶，經過潛移默化，培養其思想政治品德并使之得以升華和提高的方法。即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導之以行。談判期間。我黨的輿論宣傳實事求是。誠心誠意深得民心。

國民黨輿論宣傳在重慶談判前夕為蔣介石造勢，全文公布了邀請電，對其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大力宣傳國民政府力主和平解決問題的誠意。爭取了廣大的輿論支持，并向中央施加壓力。但當8月28日。毛澤東來渝這條驚爆全國、轟動重慶的新聞到來時，國民黨則對此進行了半公開的新聞封鎖，最大化地縮減政治影響?！瓣P于《中央日報》的新聞言論處理，已經請示了布雷先生，報紙不發表社論。不寫本報專訪稿，新聞發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訊社的新聞稿。有關談判的報導，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標題不要太大，盡量縮小此事的影響。不要替共產黨制造聲勢。正是這種前后不一、鮮明對比、有名無實的宣傳，使關注談判的民眾很難從國民黨的宣傳輿論中得到及時的報道和消息，人們很

難得到了解和滿足，感到失望。相比之下，共產黨的輿論宣傳則非常關注談判進程和事態的發展，當然人們的目光開始轉移到共產黨的輿論，來及時了解有關重慶談判的報道。

我黨不僅在和談前適時地進行報道，在談判中也積極向外界傳達和談的進展情況，在談判后更是客觀地評價了和談的意義及其貢獻。1945年10月10日，《會議紀要》簽訂，一時間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新聞。與國民黨冷處理的方式相反，我黨全文刊登了《會議紀要》的內容。與國民黨嚴重失真、相悖宣傳規律的宣傳相反，我黨的輿論宣傳實事求是，誠心誠意深得民心。我黨對《會議紀要》的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進行宣傳。堅定地提出要把國共和談中獲得協議的條文見諸實施，把協議書上的條文變成現實；客觀地指出實現協議所達成的內容。還要有很長一段的路要走，并要為此付出極大的努力。同時還指出，雖然前進的道路存在著困難與彷徨、艱難與險阻；但前途終究是光明的，是值得矚目與期待的。針對國民黨軍隊不斷進攻解放區和搶占戰略要塞的軍事行動，我黨客觀地強調。既然已經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中共也已經在解放區和軍隊問題上有所讓步，國民黨當局就沒有任何理由在繼續堅持不承認解放區的政策，沒有理由再繼續進攻解放區，這樣的宣傳切中了國民黨的軟肋和要害，同時再次點醒了對國民黨蔣介石還存在和平幻想的黨內少部分人、社會上的中間派及其一部分民眾。我黨在宣傳中還向全國人民表明，中共將一如既往、堅持奮斗，克服困難，誠心誠意，以積極的態度，繼續協商，以解決未能解決的問題。這種積極的、誠心誠意深得民心的宣傳不僅使民眾了解和談的歷史意義，關注紀要簽訂的現實意義，更使民眾了解和談的情況和我黨的堅定立場。

四、綜合教育法

所謂思想政治的綜合教育，就是以唯物辯證法關于全面的、聯系的和發展的觀點為指導，運用系統論的方法，把各個方面或各種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機聯系起來。使之成為具有最佳教育作用的教育整體。綜合教育是有機聯系的教育整體，是一個多因素、多層次、多目標組成的復雜動態系統。同時，是在教育主體把握各種教育方法各自特點及共同趨向的基礎上，通過協調綜合，形成為共同目標服務的統一性手法，是教育主體同時或先后運用多種發放進行綜合教育的措施和手段。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代表人運用多渠道、多層次、立體地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并結合統戰工作、公關工作和宣傳工作形成合力，充分地發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功效。

而統戰工作、公關工作和宣傳工作與思想政治工作，原本就是密切聯系、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離不開統戰工作、公關工作和宣傳工作；另一方面統戰工作、公關工作和宣傳工作的成功往往又可以擴大、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廣度及其深度。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以其特殊的身份“做了大量的團結工作，廣泛的接觸了各黨派各階層的代表人物，從當政的國民黨幾乎所有的黨、政、軍負責人，到各民主黨派主要代表人物，以及新聞界、實業界、戲劇界、科學文化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不是親自登門拜訪，就是予以親切熱情接待或約談。此外與駐重慶的外國使節、國際救濟團體、各國新聞記者也都有多次接觸?！?/p>

在談判期間，以利用參加參政會、茶會、軍事委員會大禮堂晚會，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盛會等機會，多次發表演說，宣傳我黨的方針和政策；廣泛會見社會各界人士開展公關工作，并進行了大量宣傳教育工作，使我黨的影響更加深入人心。毛澤東會見張瀾、沈均儒、黃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見了婦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代表，走訪看望過去一些老朋友。利用這些機會，闡述了我黨關于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的基本方針。還會見了美國航空隊員、日本反戰進步作家，設宴招待各國援華團體的代表和在重慶的各國友好人士，感謝他們在八年抗戰中給予陜甘寧邊區和諸解放軍的援助。同時，也會見了許多國家駐重慶的大使，同他們交流對國際、國內形勢的看法。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和這種相互了解，我黨擴大了影響；同時我黨主張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同情，推動和促進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促進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