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文學研究60年

柳 宏 宋展云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論語》研究出現了從經學向文學轉變的新變化。一是深入分析忽視《論語》文學屬性的歷史原因，全面認識《論語》的文學特征和文學價值；二是從多種角度立體透視以孔子為中心的《論語》人物群像，對孔子形象價值及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形成了理性客觀的認識；三是對《論語》的語言觀、語言實踐、語言藝術特色、對后世文學的影響等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見解。文章全面回顧60年《論語》文學研究的進程，認真總結取得的成績及不足，對開創《論語》研究的新局面提出了切實的建議。

從文學層面梳理《論語》研究史，自1949年到2009年，無疑是一段最典型的時期。

縱觀古代《論語》研究的進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重要時期，即漢唐經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這些時段的《論語》研究，雖然時常涉及《論語》的作者、成書時間、版本流傳等，但主要是從哲學、思想、政治層面展開詮釋和論述。無論是何晏的《論語集解》、黃侃的《論語義疏》，還是朱熹的《論語集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大凡《論語》詮釋史上的重要著作，或收集總結前代《論語》研究的成就；或訓詁章句文字，考證典章制度；或闡述“大一統”、“治天下”的微言大義。很少有從文學層面展開分析和研究的?？傊?，古代《論語》研究的重要時期乃至其它歷史時期，《論語》的文學研究都不充分、不清晰、不典型，很難找到甚至是幾乎找不到一篇從文學層面研究《論語》的專題論著。

新中國成立以后，六十年來的《論語》傳播和《論語》研究，呈現出從經學向文學轉變的顯著特征，開創了真正從文學層面研究《論語》的新方向。具體表現在：從階級分析的意識形態層面向形象分析的文學批評層面的演進軌跡十分清晰，對《論語》的文學價值與總體風貌的研究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對《論語》人物形象的分析日趨豐富和深入，對《論語》的文學觀念、語言藝術、文體特征的思考更加系統和透徹。

一

建國六十年來的《論語》研究，可以粗略地分成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兩個時期。研究內容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在哲學、政治，文化、倫理、教育、經濟、學術等多種向度，其中文學研究色彩日趨濃厚，無論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均表現出從經學向文學轉變的趨向，且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形成鮮明的分界。

《論語》是我國最早的語錄體著作，也是我國古代儒家文化的淵藪。自漢而下，《論語》作為儒家的重要原典之一，備受思想界和學術界的重視，關于《論語》的各種注釋、筆記、解說、箋證層出不窮，汗牛充棟。但是因為儒家文化是我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文化，古代社會的儒家經典詮釋幾乎都是圍繞封建統治的需要而展開的，儒家經典的文學特征、文學功能長期未能得到挖掘和彰顯，如作為純文學文本的《詩經》，一直作為“言志”、“諷諫”的傳道文本，其教化功能被放大或強化，《關雎》被解釋為“美后妃之德”便是最典型的論據，這種傾向一直到明代才發生了向文學的轉變?！墩撜Z》之文學研究晚至清代才出現零星的評點或感悟，如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解釋“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從修辭學角度對《論語》中兩“譬如”進行了透徹的論述；又如宋在詩《論語贅言》解釋“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時云：“沽之哉二句，夫子易世婆心和盤托出矣，仕止久速時中之妙用，俱在一‘待字中?！贝藢Α按弊值募毮侒w會，完全是從文學鑒賞層面或接受層面的獨特感悟?？上н@樣的切入寥若晨星，實在稀少罕見。

建國以后的前三十年，《論語》詮釋幾乎跟隨著社會的意識形態、圍繞著政治與學術的關系而展開。學術界常常將這一時期分為三個階段。

1949年到1957年，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孔子及《論語》研究的第一階段。

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的堅船利炮轟散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崩塌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權威地位，自此批孔反儒與重建儒學體系的兩股浪潮長期碰撞?！拔逅摹毙挛幕\動后，現代新儒家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兩大思潮就儒學發展問題長期論爭。新中國成立以前的《論語》研究，大多沿襲“乾嘉考據之學”，考察重點放在孔子言行的?？?、考證、訓詁、評注等方面。新中國成立后，思想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其武器就是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武裝頭腦。在這一背景下，大多數研究者告別過去繁瑣考據、資料堆積的陳規舊習。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論語》及孔子思想。嵇文甫于1951年、1953年發表了《孔子思想的進步性及其限度》、《關于孔子的歷史評價問題》的文章，宋云彬于1951年發表了《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一文，對孔子思想做出了一分為二的分析和評價，既肯定了孔子思想的歷史作用，又指出其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自此拉開了孔子研究的序幕，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孔子的論著，馮友蘭、楊向奎、趙光賢等學者圍繞孔子的階級立場、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展開了研究和討論。

縱觀這一階段的《論語》研究，基本上處于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思考問題的探索階段，故“旨在宣傳和普及的多，進行深入系統研究的少；總體論述的多，具體分析的少，對政治和教育思想研究的多，對其他方面研究的少”。在文學方面的研究幾乎沒有。

1958年至1965年，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孔子及《論語》研究的第二個階段。

這一階段“共發表了二百四十多篇論文，正式出版了三本專著和兩本孔子研究論文集，全國十幾個省市相繼召開了各種類型的孔子學術思想討論會”。1962年11月在山東濟南召開了來自全國16個省、市的160多位學者參加的孔子學術研討會。這是建國后首次全國性孔子學術會議，大會就孔子的階級歸屬、孔子的中心思想、孔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孔子在歷史上地位和作用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出現了《論語》研究的高潮。故學術界通常將1962年稱作建國后孔子研究的第一個高峰。

這一階段《論語》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學者們在第一階段研究的基礎上，對孔子思想學說進行了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寫出了具有較高水準的學術論文。馮友蘭的《論孔子》一文，深入系統地研究了孔子關于“仁”與“禮”及“天”的闡述、孔子的教育思想及思想方法等。高亨的《孔子思想三論》是比較典型的對前期研究成果的總結深化之作。他通過《論語》、《禮記》、《說文》等文獻，互參比勘，得出結論：“孔子所謂仁是忠恕的合體，忠是己所欲施于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與忠恕是孔子思想的一貫，可以說，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贝送?，高亨提出“關于孔子的記載是紛繁的，對各種典籍中的不同孔子形象都應該加以探討，才能看出孔子的本來面貌和后人加筆的臉譜，從而做出全面的總結”。這些不啻是《論語》研究方法論方面的精辟揭示，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意義。

然而這種學風未能延續下去。毛澤東同志對孔子研究

的興趣和對孔子研究的過問，從非學術的角度干預影響了孔子研究，如毛澤東對馮友蘭研究孔子的文章他都要看，毛澤東說孔子“很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要好過多少倍”。，這些話語，在某種程度上不自覺地指導了《論語》研究及傳統文化研究的方向。1962年濟南孔子學術會議后，政治生活開始干預學術研究，1963年關鋒、林聿時發表了《關于孔子討論中的階級分析的幾個問題》，出現了政治標簽代替學術分析的傾向。從此以后，孔子研究逐漸帶上政治色彩，且愈來愈濃，對《論語》的研究及孔子的評價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一些著名學者受到錯誤批判。發展至1966年，“文革”興起，學術完全被政治籠罩或取代。

1966年至1976年，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孔子及《論語》研究的第三階段。

“文化大革命”十年，孔子地位降到極點，孔子思想徹底沉淪，《論語》研究完全異化。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對舊文化進行革命。作為舊文化的代表，孔子首當其沖成為革命的對象。1966年，陳伯達唆使紅衛兵到孔子故鄉曲阜造反，“召開了十萬人參加的‘徹底搗毀孔家店的大會，對周予同、嚴北溟、高贊非等一批研究孔子的著名學者掛牌游斗、毒打、關禁閉，并火燒了孔子像，刨平了孔子墳，炸碎了孔廟、孔林等處的牌坊石碑?！边@種慘劇迅速蔓延到全國。1973年在全國掀起了批林批孔的高潮，“四人幫”將批孔問題看成他們實現反革命陰謀的重要手段，極盡制造輿論之能事，大搞隱射史學。據不完全統計，從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底刊登了三千多篇批孔的文章，出版了五十多種批孔評孔著作和論文資料匯編。故“文革”時期的《論語》研究完全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手段。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論語》研究幾乎隨著思想政治運動升降沉浮，成為倫理道德的附庸和階級斗爭的工具。但實際情況并非絕對如此，在這種繁榮和強勢的背后亦有“異類”的學者和“特殊”的語體，如1955年出版了楊樹達的《論語疏證》，1958年出版了楊伯峻的《論語譯注》，1968年出版了陳舜政的《論語異文集釋》，1970年出版了弓英德的《論語疑義輯注》，這些論著雖波瀾不興，產生不了浩瀚的氣勢和轟動的效應，但這種固守學術規范的考證注釋之作，捍衛了那個年代的學術尊嚴，體現出知識分子從容淡定的個性和學術追求的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前三十年的《論語》文學研究亦并非完全宅白。在漫長的30年的時間隧道中，我們搜索到董國堯于1963年發表了《孔子的藝術理論》，胡念貽于1962年發表了《從人物形象論《論語》的文學價值》。胡文指出：“《論語》的文學價值，首先在于它寫出了孔子這個偉大的哲學家和教育家的形象”，這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的“以寫一個人物為中心的著作”。作者將《論語》人物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通過靜止描寫寫出儀態、通過生活事件表現性格的形象豐滿的孔子，第二類是“寫孔子的弟子比較詳細的子路和顏淵”；第三類是“寫得比較出色的子貢、宰我、冉有、曾子、子夏等人”；第四類是“一些隱逸之士或不同眾流的人”。胡文認為，《論語》所寫的人物，都“以孔子為中心”，《論語》中寫孔子弟子，“其實還主要是為了描寫孔子”，《論語》里面寫那些隱士等，“也是寫他們和孔子之間的關系”，“同時也豐滿了孔子的形象”。這是一篇較為系統全面的分析《論語》人物形象的專題論文，是建國以后前三十年《論語》研究中獨特的音響、新穎的色彩，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二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臺，“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號召?！墩撜Z》研究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掙脫了階級斗爭、泛政治化的枷鎖，跨越了意識形態的藩籬，開始沿著實事求是的多元化學術路徑探索前進。但因為《論語》文本內容具有高度的政治道德色彩，清代大儒焦循《論語通釋》曾將《論語》內容歸納為一貫忠恕、異端、仁、圣、大、學、多、知、能、權、義、禮、仕、據、君子小人等十五個范疇，由此不難判斷《論語》研究拒絕政治道德范疇的難度和拒絕后自小疆域的窘境。故新時期乃至新世紀的《論語》研究在新觀念、新方法的指引下，一方面向著政治、哲學、道德、教育等等領域深化拓展，但另一方面《論語》研究凸顯出新的面目和特征，回歸文本自身、重視人物形象、分析語言藝術的文學研究愈來愈多。

新時期的《論語》文學研究，首先是從整體上深入思考《論語》的文學成就、文學價值或文學色彩、文學貢獻。這方面的探索在新時期三十年來從未間斷。1979年，發表了吳景和的《<論語>文學價值初論》，1982年，尹建章的《<論語>文學性初探》問世，1986年，有姚寶元的《<論語)文學成就初探》，1990年，是常林炎的《試論(論語)的文學貢獻》，1992年，有尹砒廷的《(論語)的文學價值》、單光啟的《<論語>的文學色彩》，1997年，是單承彬《<論語>的文學史意義》，1999年，有徐維的《(論語)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淺論》，2001年，是王偉康的《(論語)藝術特色淺探》，2006年，有孔令順的《試論<論語>文學性的生成原因》。這些論文形成一波波沖擊，不斷深化人們對《論語》文學價值的認識，在《論語》研究向文學方向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認識層面上高度關注《論語》文本的文學屬性，深入分析了《論語》研究弱化文學性的原因。如曹文星指出：“《論語》的內含十分豐富，在哲學、倫理、政治、教育等方面，歷來學者多對它進行過研究。但由于它在漢代就被尊為經，歷代文人則多從‘經學的角度對其進行訓釋、闡發，而對它的文學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則認真研究不夠?！币ㄕ抡J為：“在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為了鞏固和延續封建制度，把它看成治國的珍寶，御用文人則從封建倫理方面大加闡釋，甚至給予曲解，有意無意抹煞了它的文學性質。解放以來，不少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論語》進行新的評價，做出了顯著貢獻，但在哲學、教育學方面研究較多，對其文學價值的探討還嫌不夠?！敝炝嵴J為：“《論語》是儒家學說的經典，在中國思想史上對《論語》的研究、注釋汗牛充棟，但在浩帙繁卷之中，卻很少有人關注《論語》的文學價值。即便是當代頗具權威的文學史，對《論語》的文學評價也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p>

在此基礎上，不少學者強調了從文學層面思考《論語》屬性和《論語》價值的意義。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既不能忽視《論語》在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上對后世的影響，也不能輕視其在文學發展中的作用?！墩撜Z》在創造其思想價值的同時，也創造了輝煌的文學成就。尹建章指出：“歷來認為，《論語》是語錄體哲理文，這一論斷不完全符合實際?！薄罢\然，《論語》記載了孔子等人大量講道談禮的言論，但除此之外，也還記了不少人與人相互交往的生活場面和

事件，且有各種類型人物的簡單描寫?！薄耙虼?，《論語》所表現出來的，不只是一些抽象的理論概念，而還有一個個人物形象，一次次具體活動，許許多多生活細節和聯系這些生活細節的生活整體?！睂幇俑f：“《論語》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它是儒家思想的最早經典，更重要的是其文學價值的實現，對中國文學史及文化史都產生了極為深遠而又廣泛的影響?！薄啊墩撜Z》中所體現出的孔子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文藝思想是極為豐富復雜的。在這諸多思想中，對中國文學史影響最大的，是以“詩教”為中心的較為系統的文藝思想?！辈芪男窃疲骸白鳛橐环N文學現象，《論語》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國最早的語錄體散文，開私家著述之先，乃‘千古文章之祖，它的簡煉、樸質、生動、幽默的風格，對后世影響甚大?！边@些觀點，對建國以來后三十年《論語》文學研究的發展與繁榮無疑具有導向作用和標桿意義。

其次，在實踐層面上，對《論語》的文學價值和藝術成就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總結，從而充分證明《論語》的文學特征?！墩撜Z》作為儒家的重要經典，具有明顯的“政論”色彩。但由于《論語》在論辯某一問題或記錄有關人物對話時，十分重視人物的性格特性，且語言富于個性化，加之孔門師生之間長期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間十分熟悉，故他們在寫《論語》的獨白、對話、場面時，腦際中活躍著的更多的是感性的、鮮活的、生動的生活細節。這無疑增強了《論語》的形象思維的屬性?！墩撜Z》滲透著作者的生活美學理想，具有較多的文學品質。尹建章認為：“《論語》通過生活場景的描述，動作容貌的刻畫和故事情節的設置，不僅揭示了一定的事理，而且表現出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這就看出《論語》是有文學性質的?！敝炝嵴J為：“在中國思想史上，《論語》作為儒學理論的奠基之作，有其無與倫比的地位，同時，《論語》也創造了那個時代文學的輝煌。它只是散文，但承載了時代的哲學，用形象傳達了一代先哲，用詩的語言告訴人們美丑善惡，用獨特的說理方法記錄思想的精華，可以說，《論語》達到了思想性與文學性的完美統一，為以后中國文學的發展創造了成功的范例?！边@一問題，吳景和論述得最為具體透徹，他通過《論語》與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我國最古的《尚書》加以對比后，指出“《論語》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果，我們有必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因為，在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它是其中一個階段的代表之作。從詰屈聱牙的《尚書》到平淺流暢的春秋戰國的散體文學，《論語》正處在一個開山祖師的地位上”。不論從內容到形式，它都和《尚書》有質的區別。這些區別充分“說明了《論語》是新時期散體文學的發端。從諸子哲學散文上看，它是第一家，從有成就的古代傳記文學上看，它是《左傳》、《國語》、《戰國策》，以及《史記》、《漢書》等等的排頭兵”。

三

《論語》編者側重“記言”，并未形成刻畫人物、塑造形象的自覺意識，但《論語》中諸多人物依然個性鮮明，形象豐滿，體現出其特有的文學價值。

《論語》人物形象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的胡念貽已開其先河。進入80年代，隨著西方文學理論的引入，《論語》人物形象的研究也逐漸理論化和系統化。較早的有尹建章的《(論語)文學性初探》一文。作者認為，《論語》中諸多具體可感的人物形象與其獨特的人物塑造手法有關。一方面，《論語》人物塑造極富文學性。作者分別從“對生活事件的記敘、描寫，展現人物思想性格”，“描寫儀態容貌和動作，表現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狀態”，“運用故事情節，展現人物性格”三點論述《論語》人物塑造所具備的文學性，并從文學性質和審美角度來說明《論語》中抒情成分對于突顯人物形象的作用。另一方面，作者精辟指出：《論語》人物塑造與純文學作品中人物塑造有重大區別。首先，《論語》重在寫實，缺少合理想象和虛構，因此難以塑造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形象。其次，記敘方式零碎，人物性格缺少發展演變。此文既指出《論語》人物塑造的文學特色又不避其不足，論述理陛，評價公允，為日后全面而深入研究《論語》人物形象奠定基礎。此后，尹砒廷發表了《<論語>的文學價值》一文，這是一篇緊扣文本、將《論語》人物研究向深度和廣度推進的文章。首先，擴大了研究的范圍。研究者轉向關注孔子形象以外的其他人物形象及其表現手法。文章指出：“《論語》的文學價值，主要是開創了以一個人物為中心來記言的文學新體例。全書圍繞著孔子，記載了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共計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明君賢相，也有亂臣賊子；有門人信徒，也有避世隱士?！弊髡哌€深入分析了孔子以外人物形象的表現手法：一、通過孔子的眼睛，來寫孔子弟子。二、以類相從，同中尋異，突出人物各自的特點。三、集中寫一個場景，通過人物各自的表演，來突出各自的性格。四，在對立論辯的展開和矛盾糾葛的交待中來突出人物形象。五，通過一些小故事，來寫孔門圈外的各色人等。其次，拓展了研究的深度。研究者開始重視宏觀把握《論語》人物形象的歷史地位。作者指出：“象這樣目的明確地替一個歷史人物樹碑立傳，而且圍繞著一個人描繪出一群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確實給后世文人以啟迪，特別是為我國傳記文學的創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從某種意義上看，《論語》可以說是我國傳記文學史上的第一塊藝術豐碑?！贝宋募扔泻暧^把握，又有細致分析，樹立了《論語》人物形象研究的新風范。

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對于孔子形象的分析也逐漸趨向多元化。如曹文星《(論語)文學價值初論》一文從民族審美角度分析孔子形象，文章指出：“孔子形象的審美價值，就在于他既是偉大的形象，又是普通的形象；在于他既是那個時代的杰出代表，也是整個封建社會的杰出代表，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杰出代表?！薄白鳛橐粋€典型形象，主要在于他的個陛，在于他揭示了時代的本質，在于他反映了民族的特征?！边@些論點有益于擺脫從階級立場著眼的藩籬，進而從時代審美、民族共性等角度客觀分析孔子形象，使得孔子形象的典型性研究更具包容性、更加深入。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者對孔子形象有了更多新的闡述，孔子形象中圣人的一面日漸淡化，而其作為儒者、先師等平民形象得以凸顯。如朱玲在《(論語)的文學成就》一文中指出孔子形象的三個特征：一、追求理想矢志不渝的進取精神。二、熱愛生活、務實達觀的人生態度。三、謙和溫厚、誨人不倦的師長風范?？梢?，在20世紀90年代價值重估的風氣之下，孔子形象的研究逐漸擺脫封建時期的圣化傾向與“文革”時期的政治色彩，孔子性格的豐富性與真實性得以挖掘。進入新世紀以來，研究者日益關注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如王舒的《(論語>中的孔子形象及其當代價值》一文指出：“孔子迂腐古板、不合時宜的背后其實深藏著大智慧、大境界、大精神。彰顯這一大智慧、大境界、大精神，對當下一些青年學子中存在的浮躁、謎茫、厭倦、孤獨等現代病不失為對癥的良藥?！痹撐牧⒆惝敶?，關注知識分子命運，對孔子形

象進行了獨到的闡釋。除此之外，尚有不少論著從多種角度闡發了孔子形象的當代價值。此時期的孔子形象研究雖然不免過度強調西方詮釋學所謂的“先見”，且有過度詮釋之嫌，但對重新引發民眾的文化熱情、重新挖掘經典的文化魅力無疑是有益的，在尊重原典的基礎上對孔子形象及文化內蘊進行新的詮釋將成為當代文化建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于人物形象的表現手法，研究者通常依據西方理論分別從人物語言、具體事件、心理描寫、神態描寫、對比烘托等角度加以分析。用西方理論對《論語》人物形象的表現手法進行分析，早在20世紀60年代胡念貽已開始關注，隨后尹建章等人的研究則更加系統化。90年代以來，研究者逐漸認識到機械套用西方理論的不足，開始更加關注民族文化的內在特性，由此《論語》人物形象表現手法的研究也更加側重于從傳統史傳文學等角度加以分析，如人物品評特點、人物描寫與史傳文學的關系等。單承彬《(論語)的文學史意義》一文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論語》對孔子等人性格的刻畫，幾乎全部都是以片言只語予以粗線條勾勒，捕捉他們肖像、言行、神態中最有特征的部分，以表現其內在的神韻；而不是借助對他們肖像、動作、心理活動的細致人微的描寫。這種抓住人物的少許特征所進行的簡略傳神的描寫方法，就是我國傳統文論所謂的‘白描，它是我國古代敘事性文學在人物描寫方面與西方同類作品迥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征”。該文對于《論語》中人物形象的表現手法的分析既注重人物活動、故事情節等一般概念的運用，又將其放在史傳文學傳統中加以論述，這為從中國敘事文學史角度深入研究《論語》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化逐漸多元化，研究者的研究視角也不斷翻新，《論語》人物形象的研究往往也和文化研究相結合。如陽清《(論語)人物品評的雙重模式》一文就獨辟蹊徑，從文化角度分析《論語》人物品評現象。作者認為，《論語》人物品評的標準、體例及真實程度等體現出史學的范式，人物品評的語氣、修辭等則體現出一種文學的范式，二者構成《論語》人物品評的雙重范式，并最大限度地彰顯出文本巨大的文化價值。人物品評是中國文化史上特有的文化現象，循此思路，深入探討《論語》人物品評方式、內涵等問題，以及此文化現象在中國敘事文學史上的作用，這些都將有助于增進《論語》人物研究的深度。此外，還有一些研究者試圖突破人物形象要素分析的方法，嘗試從敘事學等新角度對《論語》人物塑造進行新的詮釋。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傅修延的《先秦敘事研究》一書，該書認為《論語》中的記言含有敘事因素，“對具體的語境稍作記敘，從而形成一系列具有敘事意味的獨立單元或片段”，作者指出“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魏晉‘世說體，正是繼承并發展了語錄體中以精粹之言為‘眼的敘事模式”。該書從中國敘事文學演變角度對《論語》人物塑造進行整體研究，雖然作者對西方理論的使用尚有生硬之處，但從總體上研究《論語》人物塑造中的敘事手法及其對后世史傳文學、小說、戲劇等敘事文學的影響，這將成為日后《論語》人物形象研究的新課題。

四

《論語》語言言簡意賅、意蘊深厚，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由此《論語》語言藝術研究也成為《論語》文學研究的重點。六十年來《論語》語言藝術研究大致可分為《論語》語言藝術特色及成因研究、《論語》修辭研究、《論語》語言觀及語言實踐研究、《論語》語言對后世的影響研究幾個方面。

首先，對《論語》語言藝術特色及成因展開深入研究。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十年，研究者對于《論語》語言藝術特色的研究較為零散，相關論述也較為簡短。20世紀60年代，胡念貽對《論語》的語言特色作出了簡要評論，指出其“詞約義豐”的特點。此外，游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也有相關論述，作者認為《論語》是語錄體散文，其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迂徐含蓄的風格和語言淺顯、接近口語的藝術特點。80年代以來，《論語》語言藝術特色研究日益受到重視，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理論的深化，研究者對《論語》語言藝術的分析趨于系統和細致。尹建章的《(論語)文學性初探》一文為此時期的代表，文章認為“《論語》語言達到貼切、通俗、精煉的境地，形成了它的字穩句妥、文筆流暢的特色。這樣的語言無論用于記事說理，抑或抒情狀物，都很成功”。作者深入分析了《論語》語言特色形成的原因，即“孔子有豐富的社會實踐和多方面的文化修養”以及“孔子對于遣詞用語的準確性和生動性有明確的認識和嚴格的要求”。此文對《論語》有關修辭手法的論述尤為詳實，比如“形式多樣、寓意深刻的比喻”，“對比與襯托的巧妙運用”，“重復與對偶句式使用”等，這些都為日后深入研究《論語》語言藝術奠定了基礎。同時期章滄授的《<論語)的語言藝術美》一文，則從“語錄體”文體特征角度分析《論語》語言所具有的“音韻的諧和美”、“句式的整齊美”、“語言的精煉生動美”以及“重語的雋永美”。此文或從修辭角度分析《論語》句式整齊的原因，或指出《論語》格言的簡潔凝練與自然樸素，或辨別《論語》與后世諸子散文語言的差異，雖然新見不多，然而對于《論語》語言美的整體把握較為允當。

其次，《論語》語言藝術研究角度更加新穎獨特。如張學松《(論語)語言特色論略》一文指出：“從義、情、文三個方面來看，《論語》的語言具有凝煉警策、感情充沛、生動優美的特色。這一語言特色的形成，是與中國古代哲學著作的特點和中國古代的書寫工具、孔子的人生經歷及文藝美學思想密不可分的?！痹撐膶τ凇墩撜Z》語言特色形成原因的論述頗有見地，作者意識到“中國哲學著作是有內在系統性和邏輯性的，但缺乏外在系統性和邏輯性，它往往是哲學家對宇宙、人生、社會深入思考而‘頓悟后的高度濃縮，它只表現結論而臺棄了系統推理論證的過程”。此點思考尤為重要，研究者如能透過語言的表象而深入研究其內在的思維方式，這將有助于增進《論語》乃至先秦散文研究的深度。作者認為：“《論語》既是一部哲學著作，又是一部語錄體的散文。作為哲學著作，它具有深刻的‘理性，而作為一部散文集，它又必然帶有文學的‘隋性?！钡拇_，《論語》語言“凝煉警策”與“生動優美”的特點是情與理結合的結果，“情”代表著孔子豐富的人生體驗，“理”意味著孔子深厚的道德力量。由此，從豐厚的思想內容層面來研究《論語》的語言特色，這將有益于揭示語言形式背后的內在意蘊，從而達到內容與形式研究的統一。此外，近幾十年來，研究者對于《論語》修辭特點、孔子的修辭思想及實踐等問題有所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毛學河的《(論語>修辭手法初探》王文暉的《(論語)中孔子言語的修辭觀照》等文可為代表，從修辭手法、修辭觀人手分析《論語》“詞約義豐”的語言特色也成為《論語》語言研究的重要思路。

再次，對《論語》中所體現的孔子的語言觀進行深入分析。若訥的《(論語>語言研究》一文從“孔子的思想方

法在語言運用上的特點”以及“孔子語言觀如何指導語言實踐”兩個角度加以論述。前一方面，作者認為“正名”思想與語言的準確性有關，“一以貫之”的思想與語言的鮮明性有關，“叩其兩端”的思想與句式齊整有關，“中庸”的思想與語言的中和有關。后一方面，作者認為“言忠信”和語言情感力量有關；“辭達而已矣”與語言的“詞約義豐”有關，“不學詩，無以言”與語言的詩化有關。正如作者所言“如把這兩個方面分別作為兩條軸線的話，那么《論語》中的一些語言現象，可以在坐標軸上找到對應點，可以從單純表面的語言分析進而深一層地去窺探這種語言實踐的所以然”，此文將語言觀和語言實踐結合研究，的確可以提升《論語》語言藝術研究的境界和深度。其他具代表性的論文有趙九運的《(論語)語言論》。作者認為：“在語言的交際功能方面，《論語》首倡‘辭達而已的語言主張，在語言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方面，《論語》第一次提出了‘質與‘文的命題，在語言環境方面，《論語》指出語言交際受到交際對象的制約；在語言價值方面，《論語》肯定了語言的社會地位和社會作用。在語言的工具性方面，《論語》揭示出語言與運用者的矛盾不一致，是嚴重影響語言達意功能的主要原因。這篇文章高屋建瓴，概括準確，分析深入透徹。

此外，還有不少研究者就《論語》語言對后世的影響進行了專題研究。其中，較早的有馬漢彥的《(論語>的語言價值》一文，據作者統計，在一千六百個左右的詞中，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雙音實詞一百多個，被各類詞典錄為成語的六十個左右，常被征引的詞群(包括形象生動的喻句、偶句和含義深刻的警句)好幾十條。20世紀90年代，張永隆發表了《(論語>語言對后世文學語言的影響》一文，認為《論語》語言對后世文學語言的影響在于：“首先，出自《論語》的一批成語、格言大大充實和豐富了漢語文學語言的詞語寶庫。其次，《論語》中有些詞語典故，歷代被廣泛引用，形式日益演進，內蘊不斷豐富，大大增強了漢語文學語言的表達功能。再次，《論語》語言在書面上被引用的同時，在群眾口語中也廣泛流傳，從而對漢語書面文字語言的基礎——口頭語，起到了提高和錘煉作用?！贝送?，余德泉《論(論語)語言的巨大影響與民族認同》一文，從傳播和接受角度論述《論語》語言對中華民族及世界的影響。作者分別論述了《論語》語言對常用習語的影響、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對海外華人語言的影響，最后作者從接受角度對《論語》語言傳播加以論述：“語言是約定俗成的，這種約定與俗成，從兩個方向上進行。一是自下而上，即從民間產生再由民間的認可進而得到知識階層的認可。一是自上而下，即知識分子將從民間以及他人的作品中獲得的語言連同自己的創造一起寫進文章中，返回社會，再得到社會的認可?？鬃拥摹墩撜Z》就是這樣的。后來的知識分子對《論語》語言的宣傳普及也是這樣的。這后一種認可比起前一種來，影響更為廣泛，更為深刻?！贝宋恼J識到《論語》語言對于民族語言特征的影響，并從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接受角度加以論述，研究角度新穎、考察全面，循此思路可從語言文化的傳播與接受層面深入研究《論語》語言乃至中華文明的古代傳播及現代遺存。

五

綜上所述，我們對六十年來《論語》文學研究的進程作出了簡要的梳理和描述。六十年來，《論語》傳播和研究伴隨著中華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進程，經歷了從封閉僵化到開放多元、從偏見狹窄到科學理性、從冷清寂寞到爭鳴繁榮的演進態勢。1949年至1976年，是《論語》及孔子研究逐漸被政治化的時期，至“文革”而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其后果造成了學術與政治兩敗俱傷的可悲下場。1979年至2009年，孔子及《論語》研究呈現出開放、多元的格局，研究焦點由政治轉移到學術，研究方向由經學擴展至文學，研究方法由片面的演繹到立體的透視，進而基本實現了《論語))研究在21世紀的全面繁榮。其間的《論語》文學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時也顯示出缺憾與不足。

建國以來的后三十年，《論語》文學研究的范圍主要涉及文學價值、文學成就、人物塑造、語言藝術，篇章結構、文藝思想、審美風格等方方面面，在各個領域均有深人的分析和精辟的見解。如尹建章論證《論語》的抒情成分時，看出其中的感情有三個突出特點。這些見解是在高度把握《論語》文本的基礎上、聯系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類審美文化心理的發展進程、結合文學藝術的創作規律而作出的宏觀概括和深度揭示。再如，常林炎分析《論語》的篇章結構及其影響時，體現出開放的胸襟，敏銳的視角，實事求是的態度。新時期《論語》總體文學風貌研究顯示出角度多樣、立論精當、實事求是等特點，如何在總體研究的基礎上側重《論語》文學風貌的縱向比較，從而客觀闡述其歷史地位及影響，這將成為日后《論語》總體文學風貌研究的關鍵所在。

三十年來《論語》文學研究在語言、人物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就。首先，《論語》語言藝術研究成果顯著，主要表現為研究范圍的擴大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由于西方語言學和傳播學等理論的引進，《論語》語言藝術研究由最初的語言特色研究向修辭、語言觀、文化影響、海外傳播等多元研究發展，問題的探討也逐步深化。然而，《論語》語言藝術研究的深度還不夠，各種研究之間的融合也很欠缺。比如修辭與語言特色的關系、語言觀與語言實踐的關系、語言傳播與文化傳播的關系、語言表現與精神文化內蘊的關系等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其次，縱觀三十年來《論語》人物形象研究，在范圍上，由側重孔子形象研究逐漸擴大到對孔子弟子及其他人物形象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對于孔子形象的研究，隨著文化的演變發展而逐漸重視其當代價值的研究。在方法上，由簡單套用西方理論逐步向民族文化本位發展，研究者從敘事學、文化學、民族審美等多角度分析《論語》人物形象。然而，《論語》人物形象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深度有待提高。將《論語》人物塑造和先秦文化結合起來研究并追溯其淵源及影響，這點往往被研究者忽視。二是研究方法還需融通。研究者不可盲目套用西方理論而忽視民族文化傳統，如何在文化本位的基礎上融匯運用西方敘事學等理論，這將成為拓展研究方法的關鍵。三是評價需要客觀。以當代價值評論孔子形象難免失之偏頗，由此在闡釋經典的同時還需還原經典。同時，《論語》人物塑造畢竟是早期的、不夠成熟的，過度夸大其在中國敘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不足取的。

三十年來，《論語》文體研究逐漸引起關注。迄今為止，以“《論語》文體”及“語錄體”為專題研究的論文約有十篇。如過常寶《(論語>的文體意義》一文從文化演變的角度分析《論語》的文體意義，侯文華的《(論語)文體考論》指出《論語》具有敘事記言結合、凝練概括的“語”文體特性。周國風的《(論語>蘊含的其他文體的萌芽》一文指出《論語》文體對于后世賦、小說戲劇等文體的形成有一定影響。但這些研究顯得薄弱與不足，明顯與《論語》的文體價值不符。其主要原因是有些研究者對中國傳

統文體認識不足，而西方文體學研究又興起較晚，主觀的忽視加之理論的滯后最終導致了《論語》文體研究的欠缺?！墩撜Z》出現在文體形式尚未明確界定的時代，其簡陋的文體形式具有較大的包容性，亦更加具有文體研究的空間和價值。如“語錄體”如何形成、其特征是什么?“語錄體”是否可以概括《論語》的文體特征全貌?《論語》文體和后世諸子說理散文文體的關系怎樣?《論語》文體對于后世敘事文學的影響如何?如何將《論語》文體研究置于先秦散文乃至中國文體研究大背景下進行縱向分析。這些應該成為日后《論語》文體研究的重要課題。

三十年來，《論語》文學研究的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比較分析、歷史分析等，這些方法與研究對象、研究目的是協調一致的?！墩撜Z》篇幅較短，是孔子思想和孔子形象的重要載體，故研究孔子離不開《論語》文本。因此，文本分析的方法成為學術界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大多數研究者對《論語》文本的分析十分細致深入。如《先進》篇中的“公西華侍坐”章，各種著作如文學史、作品選、大學語文等專著、教材中均有出現，很多論文亦有深^、透徹的分析。且有關分析是對文本反復咀嚼、深入分析的基礎上作出的賞析和判斷，沒有長期的思考、細膩的體驗，斷不會有如此的理解和詮釋。此外，在《論語》文學研究中很多學者重視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凸顯《論語》的特點和價值。如有的學者通過與《尚書》的比較突出《論語》言辭的趣味性和進步性，“《論語》比起同是記言的官方文誥《尚書》來，其語言藝術的進步，是極其明顯的”。有的學者通過與柏拉圖《理想國》對比顯示《論語》的形象性。還有，通過歷史分析的方法，將《論語》放在文學發展的長河中觀照透視，充分揭示《論語》在文學進化過程的意義。如單承彬《<論語)的文學史意義》在將《論語》與其他先秦敘事文學對比后指出：“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論語》雖為一部以記言為主的論說性散文作品，但也不失為我國傳記性散文之濫觴，它對后世傳記散文發展的深刻意義不容忽視?！碑斎?，文本分析、比較分析、歷史分析并非隔離孤立，常常是緊密關聯，綜合應用。除此之外，研究者嘗試運用西方現代理論，在《論語》文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凡此，皆為日后的《論語》文學研究提供了參照。今后如何將《論語》研究方法與《論語》文本本身融匯貫通，如何加強對《論語》文學研究理論乃至先秦散文研究理論研究的反思，從而做到“回到‘先秦散文的歷史存在，這也將是《論語》文學研究從理論豐富到實踐運用的必由之路。

三十年來，《論語》文學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當然，也還存在一些不足。畢竟《論語》文學研究起步較晚，歷史較短。運用傳統方法多，人物形象分析多，語言藝術探索多，而新方法運用少，文體發生研究少，文本詮釋研究少。比如西方詮釋學理論開始出現在《論語》研究中，但大多是從思想哲學層面展開論述，從文學層面深入探索的不多。再如，《論語》文學研究的時代性和敏銳性有待調整和加強。進入新世紀以來，《論語》的生存狀態、傳播方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人們的接受心理、審美習慣也必然隨著變化而變化。人類從手寫時代，發展到印刷時代，再到當代的信息傳媒時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必然帶來民族審美心理、甚至文化基礎的變化。面對一個圖像泛濫的時代，經典原著可能受到冷遇，經典價值可能受到顛覆，漫畫影象可能受到青睞，對此，文化產業市場異常敏捷地作出了調適和響應，如《論語》語錄出現在著名書法家題寫的楹聯中，編排在世界傳奇人物的經典語句、箴言中，《論語》嵌入書畫掛歷內，《論語》搭上了公交快車，《論語》走進了“手機講堂”，登上了“百家講壇”。顯然，、這已不是一個如何闡述《論語》章句、如何理解《論語》文本的問題了，而是如何適應新的受眾、新的審美群體、新的接受期待的問題，如何適應《論語》的生存環境和如何轉變《論語》的傳播方式的問題了?？伞墩撜Z》研究卻顯得異常遲鈍，沒有作出及時的跟蹤和敏銳的分析。這些都是今后的《論語》研究需要面對和解決的新穎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