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的香港空間敘事

凌 逾

內容提要：小說空間敘事研究在學界日益受到重視，開拓型作家在空間敘事實驗上花樣翻新，香港作家對此早有嘗試，具有前衛性。與傳統敘述方式相比，香港作品空間敘述的突破可概括為四方面：后現代地理志的空間意象、后現代建筑空間的拓撲結構、空間考古學的時間零敘述與歷史故事、空間權力學的第三空間與異托邦空間，體現出后現代性。

人們習慣了從頭到尾講故事，即便故事從中間起筆，也要追溯緣由，說清結果。熱奈特也從時序、時長和頻率這三個層次，構筑了時間敘事學大廈。已有的香港城市史書寫，同樣多以線性時間敘事面目呈現，或聚焦于人物歷史，或刻意講故事，以曲折的情節吸引讀者。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敘述妓女發家史，以妓女與中外男客的情愛糾葛，隱喻香港與殖民統治者的關系轉化，寄寓性與政治的此消彼長；李碧華的《胭脂扣》對香港歷史的想像寄托在個人情愛命運之上。有別于上述香港書寫，西西的《我城》、《浮城志異》、《飛氈》開始有意識地嘗試空間敘述，創造了蒙太奇文體和蟬聯想象曲式等反線性的敘述手法。本文重點論述新生代香港作家中的佼佼者董啟章，他更進一步創作了空間敘述佳作：《地圖集——個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學》(1997)和《V城繁勝錄》(1998)。

視角產生創意。顯然，空間視角是通向新發現之旅的驛站，小說家權且熄滅時間的鍵鈕，刷進空間視野，把故事重講一遍，敘事方式煥發出新的顏面。文本意義也產生出新解讀可能，學者借此可以重新經營前人理論。例如，香港這座國際都市的發展，具有傳奇性，當代作家競相為香港城市空間繪像。本文要探究的問題是，以空間為主的小說如何書寫?與傳統敘述方式相比，香港作家的空間敘述有哪些突破，如何體現出后現代性?

一、后現代地理志的空間聚焦

進入21世紀，小說地理、空間敘事研究日益成為顯學，這是不爭的事實。1945年，約瑟夫·弗蘭克于提出了小說空間形式(spatial form)理論，開創了新的研究范式。此后五十多年來，各家言論迭出。早期研究注重分析物理實體空間敘述，如查特曼認為文學空間(Iiterary space)指人物活動或居住其間的環境，運用具體術語environment、move or live in、place、setting、landscapes、climaticconditions，cities．gardens，rooms，located objects，existents即位置、場景、方位、背景、區域等表述空間存在。在空間分類方面，羅儂分出框架和架構空間，查特曼認為有故事與話語空間。

1974年，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分析出物理、心理和社會空間，自此，空間敘述研究躍升了一個臺階。凱斯特納因此區分出另三種空間形式：圖像式空間，指對故事背景和環境的描寫；雕塑空間，即小說人物與視角形成的立體空間幻覺，有心理、知覺和虛幻空間-建筑空間，即小說敘事和結構上的節奏、順序、比例和篇幅大小等。

最近，米切爾又將文學空間拓展為四個類型：字面層、描述層、文本表現的序列原則、故事背后的形而上空間。勞爾·瑞安也透析出四種空間類型：物理空間，文本自身的建構或設計，構成文本的符號占據的物理空間．作為文本語境和容器的空間。在哲學和地理學界，從?？碌讲?，從列斐伏爾、哈維，再到克郎的《文化地理學》，都有精彩的空間論述。其中最癡迷者，當屬愛德華·蘇賈，三十多年來出版了《肯尼亞的現代化地理學》(1968)、《后現代地理學》(1989)、《第三空間》(1996)，《后大都市》(2000)，從現代到后現代研究，創立了第三空間關鍵詞，有別于傳統，形成了一套語境分析和跨學科的理論話語。

新生代香港作家不僅在空間敘述層面謀求突破，而且在空間意象營造上也有開創性。巴赫金總結過傳統空間意象的四大類型——象征邂逅的道路、象征回憶的城堡、象征陰謀的沙龍、象征危機進行時的門檻。但董啟章以地圖作為聚焦對象，開創了新的空間意象?！兜貓D集》以地圖空間為敘述聚焦點，從地圖這一物理空間載體切人，透析各種版本的香港地圖。敘述者凌空，俯瞰香港這描繪在地圖上的城市，抓取地圖上的某一問題加以點染闡發，并置鋪陳地理理論、城市空間和地圖符號。運用先進科學的的地理術語，增添精確性；運用話語批評分析，滲透出深厚的反思性，勾畫出既真實又虛幻的香港空間。

新的空間意象敘述不僅研究地圖疆域，而且分析地圖語言，即由各種符號、色彩與文字構成的表示空間信息的一種圖形視覺語言。如《換喻之系譜》一節，敘述者由地圖的顏色圖示劃分工、商、住區，聯想到顏色也可標識聲音、氣味分區圖，比如紅色對應商業區、愛的宣言和中央冷氣系統的細菌，赭色對應公共屋村、被強暴者的尖叫和雪柜里的斷肢等。因此，從用途、聽覺以及嗅覺，由物質到感官到精神狀態，空間三者交疊，組合成系譜化的城市，為多面的、沖突的城市心貌圖。

新的空間意象敘述不僅研究常規的地形地貌，而且涵蓋文化生態。如《地質種類分歧》分析香港的地質構成，分為火成巖、火山巖、沉積以及填泥、廢物，隱喻香港本不過是個由廢料填海而建的島，但又是個成份復雜的混雜性社會，講地理本質意在深挖香港本土文化底蘊。對于1987年《香港向外地購貨圖》，敘述者發現，不同學派解讀出迥異的語義經濟學家認為這呈現出香港以“進口貨品”為指標的經濟存在形態；而氣候學家則認為這刻畫出1985年全球氣候異常大變動，以及因此導致的巨型臺風。董啟章的筆記式風物志《V城繁勝錄》，敘述者分別化身為維多利亞、維朗尼加、維奧娜、維慧安、維納斯、維真尼亞和維安娜等，逐一講述V城的民風物貌，如城市外相如通道、橋、街、政府及督府，城市內相如酒樓、小食、傀儡、娼妓、店鋪、時裝及伎藝，城市節景如正月、清明、復活、端午、七夕、盂蘭、中秋等。董啟章讀遍了香港的每一寸肌膚，讓后人難以找到下筆重述的地方。

新的空間意象敘述不僅研究地圖本身，而且透視地圖背后的權力話語?！兜貓D集》的敘述者琢磨在所謂史料客觀的表相之下，香港的空間形態如何在古今中外的地圖繪制者手中被拿捏和重塑，進行空間版圖的建構，形成空間錯覺，掌控虛構權力空間。敘述者在研究香港二維、三維地圖基礎上，也掌控建構空間的話語權力，以解構地圖和空間的形式，化生出立體多元的香港空間，成為既是建構學也是解構學的作品。

以城市空間為聚焦對象，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1972)是早期的成功范本。他想象虛構城市，敘述了五十五個可能的城市：如被垃圾包圍的擴展之城；由繩索和鐵鏈組成的蛛網城市，有座水城，沒有墻、天花板、地板，只有水管的森林，年輕婦女躺在奢華的浴缸，小仙子們習慣于在水管和水道中旅行。累建在湖邊的湖上城和倒轉城，兩城居民眼睛相連，為彼此而活，但彼此之間沒有愛。忽必烈描述的夢中城市更有意思，人們只可以出發，無法回航。但《看不見的城市》關注城市的形態、內相和本質，窮盡

各色城市的可能面目，純粹書寫想象性空間，為雕塑空間。而董啟章在此基礎上，將視野投向更廣闊的空間。

新生代作家筆下的香港，就像蘇賈的洛杉磯，也像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敘事始終向側面空間延伸，而不是依據時間序列展開，這種空間性分析和闡釋，包容了物理的、抽象的、心理的、地理的、自然的、社會的、文化的、存在的、認知的、靜態的與動態的、開放以及封閉等形形色色的空間，生成了互相沖突的豐富形象，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地理學，成為一種后現代地理學。

二、后現代建筑空間的拓撲結構

后現代小說著力于文本序列的建筑空間設計，強調同存性(simultaneity)，即打破線性文本的正常流動序列，描述諸種同時發生的事件或側面圖繪，通過空間邏輯扭結在一起，成為觀察時間與空間、歷史與地理、時段與區域、序列與同存性等的結合體。博爾赫斯先知先覺，在小說《阿萊夫》中表達了難以用線性方式書寫空間同時態的絕望。在后現代社會，作家們的這種焦慮更為突出。隨著現代影視和網絡傳媒的高速發展，全球事件零距離呈現，世界困境與個人難題即時而至，這種大眾化、互動性的后現代處境，讓人應接不暇。為此，后現代作家采取了拼貼、并置的新穎手法，文本的建構序列原則具有拓撲學(topologie)特點。

香港后現代小說敘述的同存性建筑空間，表現為拓撲學框架。如《地圖集》，大框架鋪排為理論篇、城市篇、街道篇、符號篇。它們本是同時存在的地理空間整體，敘述者將之切割為四個板塊，便于研究它們的位置關系、本質特性。理論篇借用十五個地圖學理論，如對應地、共同地、錯置地、取替地、非地方、獨立地/統一地等，考察香港地理理論和實地建構史。城市篇分十四節敘述香港的區域規劃史，如監獄、總督府、駐軍、四環九約總貌等等。街道篇細化敘述十二條街道，特寫市民生活空間。符號篇解讀十二個地圖符號示例，如電影的花絮，深化或解構已有論述。城市篇與街道篇多為圖像式實體物理空間；理論篇與符號篇以抽象視角形成了雕塑空間。小說的整體建筑空間，由四大板塊又分裂并置為15、14、12、12個板塊，形成小框架，小板塊也采取地圖拼貼蒙太奇的方式，將同時或異時發生在不同處境的空間并列，文本片段位置可以自由更換。敘事者與城市的距離經歷了遠——近——遠的循環，讀者閱讀也呈現為出發與回歸的過程。再如《V城繁勝錄》，文本序列并置為三大板塊．卷一書寫城市外相，為城墻之城、城中之城，卷二書寫城市內相；卷三書寫城市文化風物。這種并置使得地理空間取得了連續的參照與前后對照關系，成為城市中的城市，倒影中的倒影；也使小說的敘述空間建構起對照關系，能研究空間在拓撲變換下的不變性質和不變量。

表面看來，《看不見的城市》也采取較傳統的框架式建筑結構，大框架是可汗與馬可波羅的對話，小框架敘述馬可波羅描繪的各種城市。但《地圖集》的空間結構更為復雜，正如《多元地/復地》所述：“一、地域與地域間并排而不銜接：常常會發生一個空間突然跨進另一個空間的情況……二、地域與地域互相重疊……三、‘相同的地域以不同的比例同時并存……(第52頁)。重疊穿插，互相滲透，在復雜多元的蛛網中理出相對關系的線索，尋找本質特性，這正是后現代小說的同存性建筑結構的拓撲學方法。三空間考古學：時間零敘述與歷史故事

后現代小說的空間敘事如何既切斷敘事時間的進程，又反映出故事的歷史脈絡?

傳統小說敘述空間狀態，多為場景敘述，即熱奈特所說的“TR敘述時間＝TH故事時間”。但《地圖集》對各種時間的操控更精細微妙。在敘述時間上，為時間零敘述，這既不是熱奈特所說的停頓——TR＝n，TH＝O，也不是省——TR＝O，TH＝n，而是敘述時間趨零，它不省略故事，而膨脹轉化為空間敘述。首先，這跟地圖空間的排斥時間特點吻合，“在一切地圖制作的背后，假設了一個凝定的時間，在這‘永恒現在式的假設上，描畫出地表‘在某一時刻下的狀況和面貌?！?第179頁)。其次，敘述者拼貼板塊式結構空間，不以時間為序，而且將過去與現在并置敘述，起作用的瞬間是現在，而不是接著；還在一個同時性并置中又穿插另一個，敘述時間流仿佛被截斷了，減少了向前的推動力，讀者忽略了對時間的感知，因而能集中于認知空間，正如弗蘭克所說，空間形式要求讀者能把內部參照的整個樣式作為一個統一體理解之前，在時間上需暫時停止個別參照的過程。因此，后現代小說的時間零敘述需要暗含讀者的感悟，正如隱含作者術語需要讀者揣摩一樣。雖然作品隱含有線性的時間框架，但它基本上擺脫了前因后果的負擔，將之轉嫁給讀者。

在故事時間方面，《地圖集》以考古學家的意識，梳爬潛藏的城市史。第一，在寫作時間方面，作者有意選取香港時空即將產生大變異的敏感時刻。第二，作者有意搜羅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九七年間的各種版本地圖。香港的地理實體空間發生過巨變。作者借由殘存的地圖，通過想象，解讀積淀其中的歷史文化，重構湮沒的城市歷史本面。第三，敘述者有意探索地圖背后的故事時間。他并不選取來自科學化繪圖時代的當代地理理論，而是來自古老而瀕于失傳的說法，或傳教士論述。顯然，這些理論更具有故事性和歷史性。而且，敘述者比較前后版地圖，反思香港在不同歷史時空中多重身份的認同。如比較早期地圖與數碼地圖中的總督府，發現其從早期的統攝全城，因時過境遷，墮落到1990年的被各大銀行包圍。這個空間小事件隱射出時代大變遷，世界的格局不再是政府勢力駕馭全局，而是金融勢力掌控全球。第四，在句段中有意運用錯時敘述。如“據后人考證，一七八六年達爾林普爾的《中國沿岸草圖》中的非地方，實為后來的香港島”(第27頁)?！皞髡f中的維多利亞城，就像維納斯一樣，誕生于碧海波濤之中。至于它最終如何淹沒，則無從稽考。而今天讀圖者在地圖的浩瀚大海中意圖尋找維多利亞城的遺跡，為的其實可能是在延續那個在想象中誕生的愛情故事”(第64頁)。敘述者講述相對于寫作時間的過去，為故人故事，但其預設的隱含讀者則指向未來。敘述語句將過去、未來和現在的時間并置，有意讓大多數讀者模糊時間概念，而讓有考據癖的讀者對時間更敏感。這形成了具有后現代復雜性和多樣性的時間敘述形式。

四、空間權力學：第三空間與異托邦

愛德華·蘇賈創立了第三空間術語，指既真實又想象、既結構主義又人文主義、既馬克思主義又反馬克思主義的、既唯心又唯物、既受學科約束又跨越學科的空間。其理論的基點是博爾赫斯創造的阿萊夫，即充滿同存性和悖論的無限空間，?？碌漠愅邪?Heterotopias)理論，即指反映--社會又對抗社會的真實空間，而烏托邦則是虛構的、非真實的。異托邦偏離正常的場所，同時又穿行于其中，它向四方滲透，又使自己保持孤立。西西的《飛氈》正是再現了這種異托邦空間，進而抵抗以時間為線條、以一元論精神為線索的哲學史。

新生代香港作家敘述的形而上學空間也與第三空間意念不謀而合。董啟章在實體物理空間基礎之上，同時再現想象空間。他搜集實存之地理論英文為place后綴。想象之地為topia后綴。如“完全地”意念，呈現全世界每一個既有的和可能的面貌的完全地圖，包含一切的地理事實的地圖/地圖集的終極夢幻。這種宗教地理學即是天堂的地理學，折射出人類追求與神同一的大愿。敘述者搜羅地圖、解讀地圖，最后卻發現地圖學有局限：“我們的是一個給各種認識擠迫得再沒有可能存在想象空間的世代。在可預見的不久將來，世界上所有以科學方法繪制的地圖的總合，將會讓你認識到一切可能被認識的地理環境。但你將永遠也認識不到的，是桃花源的入口”(第36頁)。地圖不可敘述之處，或邏輯不能裁判的事物，文學將之收羅，成為文學意義之所在。

乍看《地圖集》，感覺作者有搶地理學家飯碗的嫌疑。敘述者研究地理文獻記載，初看儼然是客觀的科學語調，但《地圖集》根本不準備成為地理學專著。細品起來，作品其實采用的是皮里陽秋的春秋筆法，其空間敘事具有隱喻性，具有言外之意，韻外之致。如作者譬喻香港為“東方半人馬”社會：“人馬是一種不可能的生物，因為馬的成長速度比人快，在三歲時馬已經完全成長，而人不過是乳臭未干的小孩，而且馬將比人早五十年死亡”(第86頁)，這意在指出，涇渭分明的中西文化人馬拼合不可能長久，只有中西合璧的混合體才能永存，寓意分明?！端榈檎У念嵉埂窋⑹龅谝蝗慰偠剿榈檎ЮL圖，以南方定向，形成了陸上海下的格局，而這種視覺上下顛倒的癥狀，導致其在入侵阿富汗中，把敵方軍隊當作水中幻影，慘敗告終。筆調反諷辛辣?！秾Ψ吹亍钒吹乩砝碚?，英屬芒角和清屬沙頭角本來處于對立對反兩極，但敘述者偏偏根據“阻隔一結合、分離一回歸、遺忘一思念”的關系修辭原則，硬是將兩者轉化為以愛情為論點的關系。如《想象的高程》高程術語既指拔起于那不能容許高度的平庸，也指超出水準、想象無邊。在文學家看來，高度具有曖昧誘惑性。在小說中，高程隱喻香港的積極向上攀升的欲望與歷程，因此該節最后一句：“香港的實際高程也許比想象中要低一些”，話中有話，隱喻港人不要被表象迷惑，而要頭腦清醒。

在蘇賈的第三空間意念里，種族、階級和性別問題能夠同時討論，而不揚此抑彼。反思這三種問題，批判性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有力的武器，能檢驗語言如何影響社會再生產和社會變化。即現存的話語慣例如何成為權力關系和權力斗爭之結果，揭示出使這些慣例自然化的社會、歷史機制，即這些機制如何讓這些慣例顯得自然以至于成為常識。董啟章專門檢視地圖語言，發現人們要么以繪圖方式爭奪地方的領屬權，成為權力實體在興師動武之外的另一戰場，地圖具有外領屬性。要么是透過奪取詮釋權來掌控詮釋對象的欲望，眾多學說形成競逐性的關系，呈現和閱讀成為建構過程的一體兩面。

在種族與空間層面，最適合透視種族、殖民問題的典范城市正是香港。香港在國家政權之間漂泊，港人對領地和權力深有感悟：“領地……包含著占領、隸屬、管轄等富有主從關系和權力色彩的內涵?！?第28頁)。不同政權繪制地圖代表著主權交替，如中國人繪制而由英國人達爾林普爾印制的1786年《中國沿岸草圖》，英國東印度公司轄下的海軍上尉繪制的《澳門之路》，1819年版的《新安縣志》，來歷不詳的1840年《中國海岸圖》……地圖本不過是一塊拼圖、一張薄紙而已，但出自不同權力機構的一張張地圖，爭奪著這座城市的領屬權，地圖符號甚至顏色的改變都代表著權力欲望?！陡甑堑谋O獄》殖民者企圖建構理想女皇城的美好前景，想依靠監獄軍隊威權實現殖民統治。他們還想模仿英倫家鄉氣候，制造大雪紛飛的擬似經驗，成就了一條“雪廠”街。據說這街名由來還有個版本，即洋人畏熱，冰量消耗大，于是建立了整條街的美國天然冰倉庫。他們養尊處優，錯把他鄉當故鄉，結果到如今，群帶路將重新改造，卑路乍昔日的擴張理想霸圖，被現實印證為一個丑陋骯臟的“蛤蟆”。香港在權力游戲中無所依靠，無所謂歸屬，而城市本身一無所知，亦無從申訴。而港人在本土、大陸和外國文化等的滌蕩下，經歷了矛盾和融合的轉變過程。

在階級與空間層面，《街道篇》敘述了街道名字的來歷和傳說，最能體現港人的不同階層、不同社會文化風情。如“通菜街與西洋菜街”街名本來源自農民夏造通菜，秋種西洋菜，但隨著原居民遷出、外區人遷入以及下一代的成長，冬夏二元對立的農耕模式被消解了。農民洗腳上田，主婦們甚至混淆了通菜和西洋菜，進入了后結構主義時期。再如，隨著洗衣行業的消逝，“洗衣街”原來表征為底層、草根階層身份的符碼意義不復存在。階層與空間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而是碰撞出相斥與相融、矛盾與困惑，流浪與追尋的多種形態。

在性別與空間層面，如敘述“七姊妹道”的命名，有“香艷、神怪”之說，反映出自梳女習俗和純粹女兒世界的夢想。也有“當時兩性社會關系沉重而充滿傷痛的反映”之說，體現了當時女子對男性夫權的激烈抗爭和對女性自主權利的追求。但顯然，作者對性別與空間的認識，關注度不及上述兩層面。

新生代香港作家創造了小說的地圖空間新意象，把城市的地圖解讀為一部自我擴充、修改、掩飾、推翻的小說．反恩其中的歷史、文化和權力。這種空間敘事顛覆了小說傳統，具有多維性、非連續性、交叉性特色，作品充溢著顛覆、批判、反諷力量。在反線性敘述上為文學創作開創了新的方向。其價值正如?？碌摹兑幱柵c懲罰》探究分析監獄空間，敘述儀式化的權力空間變化的譜系史，具有開拓性。舊有的文學理論已經不能評判這種新的文學現象，新的理論范式注定要誕生。小說空間敘事的理論不僅能評判新的文學樣式，用于研究已有文學現象也能發掘出新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