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如何成為“現代寓言”?

李云雷

在《芙蓉》雜志上讀到顧前的《平安夜》,讓我眼前一亮。這是我第一次讀到顧前的小說,在此之前,我聽不同的朋友提起過這個名字,但并不認識,也沒有讀過他的作品,印象中他住在南京,過著有點落魄、孤獨的生活,小說寫得很有特點,但似乎只在文學圈內為人所知?！镀桨惨埂分?我讀了顧前的一些其他作品,覺得他確實是一位風格獨特、值得重視的作家。

南京是當前中國文學的重鎮,蘇童、韓東、畢飛宇等不同風格的作家,在國內文學界都是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在年輕一代之中,魯敏、曹寇、娜等人也已經或正在產生全國性的影響。在這些作家中,顧前的名聲并不是那么突出,但他的小說卻有不可代替的價值,即使與和他風格相近的韓東、朱文相比,他小說的特點也很鮮明,即他總是以簡潔、精練的敘述捕捉住人物的精神狀態,并以看似隨意的方式呈現出來,他的小說不講究故事的完整性,而注重生活場景或細節的描述,小說的主人公則多是孤獨或無聊的個人,作者注重對人物情緒的變化與流動的描述,從而發掘出當代都市生活的裂隙,呈現出主人公的尷尬、無聊與曖昧之處。

《平安夜》也是一篇這樣的小說,小說篇幅短小,也并沒有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而只描述了主人公“我”過平安夜的過程,其中也沒有什么大事,只是捕捉住了一些細節與生活場景:“我”并不想過平安夜,但無處不在的節日氛圍卻讓“我有點心慌慌的”,于是也想與朋友聚一下,但又找不到朋友,最后只好聯系了印象不是很好的前妻的好友黃艷,問她是否有活動,“婉轉地表達了要是方便的話,我也想參加的意思”,黃艷熱情地讓“我”去麗人鳥時裝店,“我”便與朋友周康去了那里,但黃艷并不在那里,他們打著她的幌子進了時裝店,但很難融入其中的氛圍,后來又被人攆了出來。狼狽地回到家,深更半夜“我”又接到前妻的電話,“夜已經很深了,我和前妻一直在電話中聊著女兒,外面的雨始終在下著?！薄@是小說的結尾。

小說的故事很簡單,或者說并不成其為故事,但意蘊卻非常豐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顧前是如何通過獨特的方式,將“個人的故事”講述成了生存的寓言?或者說,他如何將生活瑣事敘述成了精神性的事件?正是由于成為了“寓言”或“精神事件”,小說便超越了具體題材的限制,從而有了更為深厚的精神與藝術韻味,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是這關鍵性的一步是如何跨越的,需要我們從小說本身具體考察。

小說中的“我”“一把年紀了,毫無事業可言,混得確實不太像樣”,他對生活沒有追求,也沒有幻想,只是一個人孤單地生活著。他與時代主流格格不入,但又并不自甘邊緣,也想融入其中,只是并沒有渠道或途徑。在他不想一個人過平安夜的細致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孤獨而又難耐孤獨的心情,在他終于進入舞會,看到一個漂亮姑娘時想的是:“我要和她跳舞,請她吃巧克力,說不定等舞會結束了,我還能約她再找一家酒吧坐坐。今晚是平安夜,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她好像感到了我在看她,也朝我看了一眼。我的精神為之一振?！薄南敕ê椭髁鞯摹皶r髦青年”并沒有兩樣,聯系到他被趕走的狼狽情景,我們便會感到他的這番內心活動是多么不合時宜,多么可憐可笑,又有那么一點不自量力的可愛。正是在對“我”的內心與外界的錯位中,小說為我們描述出了一個尷尬的人物。我們可以看到,“我”的情緒是流動的,或者可以說是沒有“原則”的,一個具有戲劇性的例子,是對待黃艷的態度,最初,“我對她的印象不是太好。這女人虛榮,物質欲極強,還很風流,情人無數。我當初一直擔心她會對我老婆產生不好的影響”。而“時過境遷,我這會兒想起黃艷,已經沒什么不好的印象了”。到黃艷答應帶他去舞會時,“她的熱情讓我挺感動的,此刻我覺得她真是一個很不錯的女人”。這樣的變化,細致地捕捉到了人的情緒的當下性、脆弱性,呈現出了人物內在的豐富性。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敘述,這有助于充分展示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小說的敘述者與作者之間有著微妙的差異,這表現在作者敘述態度的冷靜,超越,以及偶爾的反諷,這使作者與敘述者之間拉開了一定的距離,這一距離不遠不近,既使作者可以冷靜地觀察敘述者,又能充分地貼近敘述者的內心,像這樣的句子,“看了看表,時間還不算晚,是否再努力一下呢?”“打黃艷手機的時候,她那邊的背景聲音很嘈雜,難道活動已經開始了嗎?”這可以視為主人公與敘述者的內心活動,但其中略帶夸張的語調與焦灼心情,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似乎在以反諷的眼光打量他的主人公。

在這里,如果我們將之與“我”和周康的關系對比一下,會更有意思。與“我”相比,周康是一個更寂寞、無聊的人,“周康家的電話剛一響他就來接了,好像他一直就守在電話機旁邊似的”。在進麗人鳥時裝店時,“周康縮到了我的身后,讓我領頭走了進去”。而被趕出去時,“我”盡量保持著尊嚴,“周康還心有不甘:‘你給黃艷打電話,讓她……”顯然在“我”看來,周康是一個更可憐的家伙,他既與“我”相似,但又比“我”更可笑,更寂寞,更想入非非而又無能為力。我們可以說,作者對待敘述者“我”的態度,類似于小說中“我”對待周康的態度,既有一種同病相憐的體貼與理解,但同時也在他身上照鏡子似的,看到了一個更加“丑陋的自我”,因而不無厭惡與諷刺。正是這種略有些譏諷的語調,將“我”與周康拉開了距離,也將作者與敘述者拉開了距離。這樣一種敘述視角、語調的選擇,使作者既介入而又超脫于小說的故事,既切近主人公的內心又能以外在的眼光加以打量、評判。這種敘述方式不同于“零度敘述”毫無情感的介入,也不同于“自敘傳小說”那樣毫無保留的介入,而是在貼近中又拉開了微妙的距離,從而可以保持一種冷靜的姿態。

小說的故事雖然并不完整,但仍有內在的統一性,即小說所敘述的是當代都市中孤獨與尷尬的經驗,這雖然是獨屬于“我”的,但又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在小說中,我想融入某個活動而不可得,參加假面舞會而終被趕出,深夜與前妻聊女兒的事情,處處都顯示了“我”的孤獨,以及難耐孤獨而產生的尷尬。在這些生活瑣事的細致描述中,“尷尬”以不同的面目展現出來,并讓我們看到了主人公的精神處境,他的漂泊無助,他的可憐可笑,他置身于一個不屬于他的環境,難以融入周圍的世界,但又不甘心被遺忘與拋棄,只能努力,只能掙扎。小說中“我”與周康去參加舞會的情節,最能顯示“我”的尷尬。去參加舞會本是黃艷介紹的,但黃艷卻并不在,他們只能置身于一個陌生人的環境,這是第一層尷尬;他們的身份與年齡,與周圍的年輕人構成了強烈的反差,他們積極地想融入其中的氛圍而不可得,這是第二層尷尬;到最后被視為“外人”而趕出,則是第三層尷尬,也是這一尷尬的高潮。如果聯系到去參加這個活動,是“我”費盡心力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則是第四層尷尬,而這種爭取甚至需要聯系以前看不上的黃艷,則是第五層尷尬。在被趕出后,“我”甚至無法找到歸宿,只能與前妻“相濡以沫”,則是第六層尷尬;“我”與前妻并無情感上的聯系,他們唯一感興趣的話題或微弱的紐帶,只是女兒,則是第七層尷尬。在這重重尷尬之中,我們所看到的,不只是“我”的現實與精神困境,而是都市生活的尷尬、錯位與曖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從具體題材的限制中超越出來,成為了關于“尷尬”的一則現代寓言,它不再屬于主人公、敘述者或作者,而屬于置身都市中的每一個人,讓人去反思都市生活,反思自身的精神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