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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紅樓夢天下

2010-04-07 11:01劉醒龍
名作欣賞·上旬刊 2010年3期
關鍵詞:高爾基馬英九文學

劉醒龍

任何歷史,政治的、軍事的和文學的,距離遠,視野總會相對開闊一些。后來者總是幸運兒,因為通過讀書,可用靈與肉來進行探索。當然,那樣的前車之鑒,也還需要善于理解和運用。文學總會首先與她所處的時代共命運的。從現代文學的出現,到當代文學的興起,中國文學一直在承擔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責,承擔了太多本不應該由文學來承擔的重責,這是由階段性的歷史決定的。文學經典性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她與本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

只顧抱著那些實用書籍的實在算不上是讀書。我們所說的讀書其實應該是為了讓人的思想開竅。所以,對多數人來說,讀文學書才是最好的選擇。譬如,因為太注重實用了,對于魯迅,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后,對他的研究與表述,一直存在著深刻的片面。在這一點上,我所讀出來的魯迅,并不是那個普遍認同,只會將文章當做“匕首”和“投槍”的魯迅。我想這一點很重要,魯迅精神不能理解為只是某種階層或者執政當局的天敵。

唯有閱讀文學才會讓我們明白,高貴是社會價值的重要標準。我們這一代人深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最普遍的又是受到高爾基的影響。當我開始遐想高貴是如何與文學互存時,曾經因高爾基的出身與他的寫作而困惑不已。關于高爾基,中國文學一直是這樣介紹他:“前蘇聯無產階級作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出身貧苦,幼年喪父,十一歲即為生計在社會上奔波,當過裝卸工、面包房工人,貧民窟和碼頭成了他的社會大學的課堂。他與勞動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親身經歷了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削與壓迫。這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睆倪@些話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所寫作的那部著名的三部曲,然而,對于年輕的中國學生來說,影響更大的是那篇似乎更能體現其靈魂風范的《海燕之歌》。那只高貴的海燕,無疑就是高爾基的人格寫照。

很多年后,真到兒子也像我當初那樣年輕,有機會去到高爾基童年和學生時代生活過的喀山市的一所大學留學,我才了解到一些關于俄羅斯人的生活真相。兒子后來告訴我,喀山當地治安情況十分糟糕,走在街上被暴徒搶劫的事,多得就像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隨地吐痰的情形。在那所大學里呆了十幾年的中國老師傳授了一個秘訣給他們,男生們如果有事出門,一定要請一位女生做伴,因為,俄羅斯男人可以在家打老婆,也可以抱著酒瓶醉臥街頭,卻斷斷不會當著一個女人的面搶劫另一個男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羅斯文學高尚無比的地位,正是來源于日常生活的種種小事?;仡^來看,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的不同步,姑且不從宏大方面去觀察,僅僅是生活本身就已經落伍了一大步。也就是說,如果社會中真有什么輸贏的話,贏者也好,輸者也罷,是成者為王,還是敗者為寇,一切皆由起跑線上那一步所決定。在一個將垃圾奉為鮮花的環境里,決無產生瑰寶的可能。在一個不知何為羞恥的人心里,也決不可能孕育出傳世佳作。

如同近代史上的一部佳作,上海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地位,也是由于她所擁有的高貴氣質。財富的積累并非太難,難的是人在任何時候對文學藝術的信仰與恒守。按照現代人喜愛以地域來劃分某類文學,對于中國人來說,那些從古典中明確區分出來的新文學,幾乎可以說成是“上海文學”了。而在事實上,上海的人文形象和口碑,則大大地得益于文學。完全可以這樣說,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小說、詩歌和電影戲劇,奠定了上海這座城市比許多東方城市更為高貴的身份與高雅的名聲。在信息傳播滯后的年代,作為不夜之城的上海正是仰仗著文學的豐富魅力,讓許許多多未曾有機會一睹城市英姿的人,開啟了人生的向往之旅。

為什么說《紅樓夢》是好小說的標志,就因為《紅樓夢》骨子里的是高貴,是一種高處不勝寒,它的人物也好,它描寫的生活也好,是一個時期的精神結晶。缺少這個根本點,僅靠道聽途說的模仿是靠不住的。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內心藏而不露的高貴之心在作怪。就像生活中,有的人靠粗鄙可以得逞于一時,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嗎?

所謂中堅,當然是少數,更多的人是否只是跟著某種概念潮流四處泛濫?真理有時候只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那些借以文學名義的離經叛道,就像當年搞“反右”和“大躍進”,將自以為是的東西,無限地浮夸。再用不惜消滅肉體的辦法,消滅那些自以為不是的東西。一切為了欲望,再將欲望作為一切,包括替代當年那些屢屢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手段。這種瘋狂追逐暴力和決不放過任何蠅頭小利的趨勢,所考驗的不僅是文學,而是人為了生存而必須具備的那種大智慧。

所以,在那部幾乎被所有當代中國人閱讀過的紅色經典里,保爾·柯察金即便真的就是斯大林所說的那種用鋼鐵做成的人,也有理由讓我這樣的后來者在深思熟慮之后,不能不發出拷問:人類的品行高貴,不應該再有受到世俗非禮的時代,更不能以暴力相向。如果沒有意識形態因素,依這部小說所提供給我們的種種文學元素來分析,我們閱讀到的主人公實在沒有不愛冬妮婭的理由,就這樣將人的生命牽強地塑造到鋼鐵的程度,實在是一場天大的悲劇!在現實中,現代中國史上的第一次離婚潮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敗退臺灣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北京成立之后不久,從解放區來的軍政干部,紛紛休掉同一意識形態陣營里的黃臉婆妻子,轉過身來投入到眾多有資產階級背景的女人懷抱。以中國國情來看,在這一點上,這部紅色經典有主題先行的嫌疑。還可以說,這種文學的無良因素,間接導致當代中國文學出現了一段讓人聞之色變的無良行為時期。

文學所需要的高貴,存在于作家的骨子里。如果寫作者本人都不能意識到高貴之緊要,怎么能要求他的作品高貴起來呢?但是,往往很多人把高貴理解為矯情,或者是反過來,將矯情當成了高貴。真正的高貴是人的心靈質量的一種標志。

回過頭來再看我們的日常讀書,曾經盛行的民間故事與民間文學,它所表達出來的,是人在內心潛藏著的種種不滿與反叛。譬如,以著名的《劉三姐》為例,過去流傳的民間文學幾乎千篇一律:愚蠢的有錢人總被聰明的窮人所戲弄;滿腹經綸的秀才舉人,也就是后來被稱為的知識分子,總是被塑造成一副食古不化的書呆子模樣,吟詩不行,對歌也不行,就是將孔圣人抬出來,也不過是一個更大的笑話。從這一點上,我們的民間文學中有一種潛在的暴力傾向,那就是,當一種東西無法得到時,百般無理的抹黑與詆毀就開始了。既然自己得不到,別人也就休想獨自占有。這種流氓無賴者心態所帶來的惡果,不僅屢屢出現在世界歷史上,當今世界里,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區,越是層出不窮。

人類的高貴,在過去時期需要借助諸多奢侈品以及奢華的生活方式來展現;在物質生活差異正在變小的當下,精神氣節的關鍵性就顯得更加突出;在生存質量將會變得越來越小的未來,這一點就難免會成為至關重要的了。

包括閱讀在內的中國問題在于,人人都希望一份努力馬上要得到一份回報。歐洲一些地方,一百年前開工的藝術館,到現在還在建設中,中國人還稀里糊涂地嘲笑他們。前幾天,在臺灣的國民黨,輸了高雄市長選舉。黨主席馬英九遭到了鋪天蓋地的批評,絕大多數人指責他,在高雄拼選舉,不肯使用下三濫的招數。我很為這樣的指責悲哀。如果馬英九最終聽信了這樣的建議,那會更加令我悲哀。為了獲得一張橫行天下的卑鄙通行證,寧肯身陷卑鄙的泥潭,這樣的馬英九將會在歷史的選舉中輸得更慘。卑鄙者貌似肆無忌憚,其實是惶惶不可終日。這也是陳水扁等一些人,拼命想將馬英九抹黑的真實心理。在高貴面前,任何卑鄙都明白自身的卑賤。供世人閱讀的文學不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但一定要成為世界的良心。所以,站在文學的立場上,總在自詡的李敖先生雖然會讀書,卻實在算不上是好的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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