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警示

沈靚靚 譚 怡

【摘要】王朔小說和新寫實小說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兩個重要的文學現象,值得我們重新審視。本文從它們產生的時代背景,小說的內容,它們的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進行比較考察,發現它們對90年代文學乃至今日的文學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關鍵詞】王朔小說;新寫實小說

80年代小說呈現這么一種橫向的走向: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一個文學與一個文學的發生雖沒有一個明顯的分界線,但是從總的情況來看,的確呈現出一個時間上的延續性。80年代末期,文壇又出現了新寫實小說和王朔小說這兩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產生過深刻影響的文學潮流。新寫實小說和王朔小說的出現標志著現當代文學一次重要的轉向:“集體至上”的文學傳統的天平開始向“個人至上”的文學傳統傾斜。

中國現當代文學自從30年代由五四個人的傳統轉向集體的傳統之后,之后的文學作品呈現出一個“崇集體,抑個人”的傾向:30年代推崇的是左翼文學低估了是張愛玲等人的小說;40、50年代推崇的是《紅日》、《紅旗譜》、《林海雪原》等再現戰爭的小說排斥的是沈從文等人的潛在寫作;文革則是崇集體發展的極端,甚至排斥任何底層個人的聲音,改革之后,作家還沒有緩過神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仍然在集體的話語中徘徊,先鋒小說從形式入手呈現出往個人方向的努力,但是很短暫。到了80年代末,由于市場經濟已經在全國大規模展開,西方的思想逐漸滲入我們國家,“崇個人”又被作為一種新的聲音被喚起,而新寫實小說和王朔小說正是對這一種聲音的回應。所以,對這兩個文學現象的剖析有助于我們更好的了解文學90年代乃至今天文學的發展狀況。

一

文革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文革對于它們是不堪回首的過去。文革中“四人幫”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崇高姿態卻做著一些讓百姓所不能接受的事,無數民眾深受文革災難的迫害。他們再面對假崇高、假神圣的時候有著一種天然的厭惡情緒?！巴跛纷匀粦\而生,他撕破了一些偽崇高”的假面。但是,王朔小說的產生首先與文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王朔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撕破了偽崇高的假面,但是他本人卻不是反文革的。王朔以及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并未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文革反而成了他們的庇護傘。他們在文革中度過了自在的童年和少年時期,他們心里上存有一種不羈感和烏托邦的理想主義。城市中的確存在著一批像王朔筆下所描寫人物,他們被置于巨大的歷史困境之中,現實突然不按照他們所預想的方向發展,精神上面臨無所歸依的巨大痛苦之中,破滅之感圍繞著他們。他們從小具備的優越感瞬間消失,同時商品經濟的大潮就狂卷而來,他們必須在這股浪(下轉第23頁)潮中尋找屬于他們的道路。他們不甘心淪為庸庸碌碌的小人物,內心又放不下對“意義”和“偉大”的一往情深,努力想在這個新的秩序之下活出新的意義來,但是他們在現實面前無能為力,所以他們決定采取痞子式的方式從另外一個反秩序的角度進入秩序之內。

新寫實小說與王朔小說不同的是,它與文革的關系比較遠,它主要是順著文學的發展潮流往后推進的。80年代文學的發展到先鋒文學顯示出了文學向自身形式探索的努力,但是作家在深入形式的過程中,創作面臨走不通的困境,這種過于精英化的意識讓讀者無法進入文學,讀者也有過這方面的努力。80年代末,普通人們的生活的確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面對如此大的轉型,他們不知所措,他們迫切需要一種生活上的指導,究竟應該過怎樣的一種生活?新寫實小說的出現就是給普通的民眾提供了這么一種可能:在我們生活的底層,有人也是這么過的,他們雖然在繁瑣中碌碌而過,但是這也是他們生活的技巧。

二

因為他們產生時代背景不一樣,所以他們創作的文學也是不一樣的。王朔因為自身小說的獨特性而不能歸入任何一個文學潮流,他之所以也不能歸入到新寫實小說中,主要是因為他作品中的描寫與新寫實小說的的描寫是存在差異。對新寫實小說和王朔小說互文性的閱讀,我們便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到這么一種不一致性。

(一)關注人群的差異

新寫實小說關注的人群是普通的勞動大眾,不管是池莉《煩惱人生》里的印家厚(他從早到晚一天忙忙碌碌,他屈從于燒火做飯、侍弄孩子、排隊上廁所、上下班擠車、晚上哄老婆開心等一系列無奈無聊的瑣屑生活之中),還是劉震云《一地雞毛》里的小林(小林夫婦整天在平庸瑣屑的生活中咀嚼著人生的酸甜苦辣,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勞心傷神),都讓我們感覺到這樣的人物在我們的生活中到處存在,可能就是生活的你、我、他,我們對于這一類人非常熟悉。而王朔小說里的任務則是一群特殊的“頑主”,他們是我們生活中極少的一部分人,是生活中的邊緣群體。他們孤獨、無聊、玩世不恭、精神荒蕪,敢于嘲弄一切。所以,新寫實小說并未給我們提供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是像一枚鏡子一樣讓我們更清晰地看清了自己;而王朔的小說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奇的頑主世界,雖不值模仿,卻滿足了一群被瑣事纏身讀者的獵奇心理。

(二)視角的差異

新寫實小說的寫作采取零度寫作的視角描寫我們的日常生活。這種描寫幾乎是不摻雜作者的任何感情色彩的。這種零度寫作達到了這么一種效果:我們無論什么時候闖入這么一種生活,我們發現作者描述的與我們看到的情況差不多。王朔的視角完全是個人化的。王朔的描繪會讓我們覺得王朔對他筆下的頑主群里有一種偏愛,他們有他們的生活,也有他們存在的合理性,他們有他們那個階層的智慧。

(三)對待精英文化采取反抗方式的差異

在80年代早期,精英文化依舊是文化的精髓,但在商品經濟大潮洶涌而至的時候,金錢成為人們生活的重心,利潤至上的社會把對人的精神具有影響卻不能帶來實際效益精英文化擱置到了一邊,人們的道德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生了一定的轉向。我們無需去責備新寫實小說主人公的“茍活”,卻也無需鄙夷王朔筆下道德的淪喪,因為精英文化的勸說是那么的軟弱無力,他們只是處于轉折期一群真實的人群。對于精英文化,新寫實的消解是一種無奈,王朔的調侃是一種不屑。精英文化的退場意味著大眾文化的興起,大眾文化的大潮挾帶著商品經濟無堅不摧的鋒芒和高科技的技術裝備,以咄咄逼人的氣勢從邊緣向中心挺進。

(四)筆下人物陷入困境的差異

新寫實小說作品中的主人公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有理想的信念,但是因為他們的平庸讓他們對待社會的主流秩序采取服從的態度。他們是社會中的人,他們也無能為力,只有對日常生活屈服,也就是向他們生活的體制屈服,這提供了一種克服日常危機的可能性,雖然他們從屈服的那刻開始,日常生活的瑣事處處牽絆著他們,他們過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地生活。

而王朔筆下的人物卻采取反秩序的姿態把自我從正常的秩序中剝離出來,一出來他們就發現自己已經是社會的邊緣人群。這也從反面說明了他們無可奈何,進而以一種諧謔一切的極端方式反秩序。他們以玩世不恭的調侃和放浪形骸的妄為為掩飾內心的極度迷惘和頹廢。王朔小說的結尾都在事情的進行中戛然而止,他們的精神頹廢卻從未停止?！邦B主”創造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王朔本人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很適應。所以一旦社會體制向他們伸出雙手的時候,他們就馬上投懷送抱,結束了頑主的不羈生涯。

三

如果說80年代文學呈現縱向替代關系的話,那么90年代的文學發展趨勢則是呈現多元化的趨勢。新寫實小說和王朔小說是80、90年代承上啟下的兩個文學現象,他們對90年代文學影響深遠。從他們開始,純文學的概念逐漸淡去,越來越多的商業化寫作興起,文學發展逐漸朝一個“無主潮、無定向、無共名”的一個方向發展。

新寫實小說的意義在于他打破了傳統現實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渲染,他們的小說中沒有什么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分,將真實的生命形態展示給讀者,這擴大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內涵,是對現實主義的一個擴展和補充。而王朔小說的意義不在于有王朔會怎么樣,而是沒有王朔會怎么樣?如果沒有王朔,我們還真以為我們的社會欣欣向榮,光明一片。他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清了社會的陰暗面,撕破了很多表里看上去很美,內里假大空的東西。王朔成了商業化寫作的第一人,文學的商業化寫作成為后來文學的主流。

新寫實小說和王朔小說對之后的負面影響似乎也值得我們重視,他一方面對我們的社會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負面影響,另外一方面是我們今天文學越來越失去了他的主體性地位,被排擠到了一個與邊緣的地位。王朔小說由于獨特的調侃的確擴大了文學的表現范圍,但是這種方式發展到90年代,文學神圣論的說法越來越少,文學游戲論越來越流行。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沒有發現這一種文學發展的可能性的。90年代,在我們的文壇上曾引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這場討論時間大約從1993年至1995年大約持續兩年的時間。文學不斷地被世俗化,人的理想、信念逐漸被人淡忘,越來越多的人陷入了精神危機,這是否得引起我們的重視?市場經濟究竟與人文精神對立不對立,市場經濟與人文精神是什么關系,市場經濟導致人文精神的喪失,還是促進人文精神的生長?人文精神所要做的尋找這個一個可能,尋找一個心靈的支撐點。但是市場經濟的浪潮如猛獸,人文精神不斷地失落,逐漸被排擠到了社會的邊緣。但是不能沒有這么一種尋找,我們呼喚這么一種尋找不斷繼續而去。文學在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肩負著偉大的使命,它需要擁有自己的獨立性,同樣肩負著國家復興的使命。其實,王朔小說和新寫實小說中“崇個人”的傾向只是提供了文學寫作的一種,它與“崇集體”其實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就要看我們的作家怎么去把握這么一個尺度。

參考文獻

[1]葛紅兵、朱立東編:《王朔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4

[2]王曉明:《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 1996.2

[3]王朔:《王朔文集:摯情卷、矯情卷、諧謔卷、純情卷》,華藝出版社,1992.1

[4]池莉:《煩惱人生》,作家出版社,1989.1

[5]劉震云:《一地雞毛》,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