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第二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中的文化適應

劉鴻諭

引言現在社會主流觀點認為，第二代農民工比第一代農民工更具有競爭力。無論是受教育狀況，還是對城市生活的了解程度，他們遠遠勝過他們的父輩。但是，盡管第二代農民工在經濟層面很快融入城市生活，可由于制度的缺失，他們在精神層面上還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居民也遠遠未能從各個方面真正接受這些外來者，第二代農民工在一定程度上依舊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民工的去向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很多研究者把重點放在農民市民化問題上，并建議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戶籍制度，為農民工變為市民掃除體制障礙。但是，很少有學者研究過農民工在文化方面的城市適應問題。本文在探討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的同時，更要關注農民工在城市生活適應中關鍵的因素——文化適應。

一、 概念界定

1.第二代農民工的概念界定

隨著80后逐漸成為城市中各行各業的主力軍，一個特殊群體——農民工的新一代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號文件中首次出現了“新生代農民工”一詞，但在這個概念中并沒有明確指出它的根本內涵。下面就學術界的現有研究來界定一下“第二代農民工”的具體含義。

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第一次民工潮出現在1984年，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糧油統購統銷制度的廢除使得農民既有了外出尋求個人收入的權利，又有了進城所需要的生活保障。這些人就是所謂的第一代農民工。從字面上來看，“第二代”是指父母一方或雙方來自于農民工。除此之外，“第二代”還應當有一個時間界定。所以筆者認為第二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后出生的，是第一代農民工進城之后的下一代，且現外出打工的青年，戶籍仍然屬于農村的人群。他們約占1.5億農民工的6成，大約有1億人1。也有學者將他們劃歸到新生代農民工的行列。筆者認為第二代農民工有自己的特點，有“80后”的特有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不同于父輩第一代農民工，也區別于更年輕的90后。

2.農民工的城市適應

在社會學中，適應行為是指個人適應社會環境而產生的行為?！皞€人通過社會化，明了自己的社會權利與義務，形成了與社會要求相適應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性格，就會在社會交往與社會行動中采取符合社會要求的行動。反之，如不能很好適應社會環境，就會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斷地適應環境的過程。

所謂農民工城市適應，就是指農民工進城后，不斷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會交往、社會心理上做出種種調適，從而順應自身所處的生存環境的過程?！稗r民工進城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移居城市，也是現代化意義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個人從農村人向城市人的轉變過程，它涉及到農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轉變過程。

二、 第二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

1.第二代農民工城市適應的研究現狀

較傳統農民工，第二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觀意愿有所增強。與第一代相比，第二代農民工的離鄉動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經濟型轉到經濟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如果用推拉理論來解釋的話，對于第二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拉力的作用顯然遠遠大于農村生活推力的作用。（王春光，2001)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的務工動機主要是掙錢養家，高中及以上者則是覺得農村沒有發展機會，受教育程度越高，向往城市生活的比例越高。（鄭成功，2007）然而通過調查指出，第二代農民工中的大多數人想永久地在工作的城市居住下去，有主動融入城市的要求，而在第一代農民工身上的這種渴望就不是這么明顯。（李濤，2009)從上述的多種觀點可見，第二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在外出的動機上隨著他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已經發生了變化，第二代農民工進城務工已經不僅僅是為了賺錢維持生計，他們更想通過這種進城的機會來改變農民的身份，適應到城市環境中，成為一個城市人。

然而許多研究發現，第二代農民工城市適應程度仍舊很低。對農民工進行分層研究認為，第二代農民工城市工作適應、人際適應等都處于中等水平，而生活處于較低水平。他們雖然進了城，但并沒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農民工還沒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著一定的社會隔離。（許傳新，2007)因而，新生代農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社會，又難以回歸農村社會，從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會認同尷尬境地。(王春光，2001)

2.第二代農民工城市適應的內外現狀

①城市的社會認同不高

第二代農民工依舊經歷著城市對他們的“經濟接納，社會拒入”這樣的遭遇。雖然第二代農民工比第一代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社會認同程度有所提高，但是階層歧視現象還是依舊存在，第二代農民工很多還是在從事城里人不愿意從事的最臟最累的工作，依舊存在就業層次低、穩定性差、收入偏低等問題。加之一些制度性的障礙更是使得農民工難以真正適應城市，更難融入城市。如嚴格的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都體現著城市對農民工的拒入。當然我們也看到一些有利于農民工城市適應的政策在不斷出臺，如2001年，國務院通告人口在10萬人以內的小城鎮應該準許那些有穩定工作和住處的人登記本地城市戶口。2002年，國務院發布聲明，敦促鼓勵農民工流動到城市地區，并給予他們合理的、無偏見的待遇。2003年1月，國務院的一項新法令展示了中央政府迄今為止已經做出的廢除針對農民工的歧視的最強政策話語。也表明了對農民工態度上的一個根本轉變，但是我們還必須在對維持農民工的此等公民地位最為基本的制度上也看到一個相應的變化：現在戶籍制度與它所包含的農村與城市公民、永久與暫住居民之間的區分依然存在，到城市的農民工依然要求獲得暫住證和其他一大堆文件。另外，給城市貧困者提供津貼和福利支持的政府項目以及給下崗和失業人員的再培訓項目也都不包括農民工。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入，逐漸復雜化、多元化的社會階層，普遍存在著各種利益矛盾，迄今為止還沒有代表農民工利益的群眾組織。農民工還沒有真正自發組織起來，形成自己的組織，代表自己的利益，傳遞自己的呼聲，與社會各階層和政府有效地溝通。此外，受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文化素質等方面的限制，農民工這一最大的城市建設勞動群體始終缺乏相應的政治參與權，甚至一度成為城市二類人群的尷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