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因論與互文性：文學翻譯研究新視野

關海鷗，徐可心

（1．吉林大學 公共外語教育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2．長春空軍航空大學 基礎部，吉林 長春130022）

模因論與互文性：文學翻譯研究新視野

關海鷗1，徐可心2

（1．吉林大學 公共外語教育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2．長春空軍航空大學 基礎部，吉林 長春130022）

翻譯活動是一種社會運作。模因論以文化模因的模仿與傳承來關注語言的社會演化；互文性理論則以文本間的嵌合關系來說明文化的集體記憶與多重話語。兩者皆從歷時與共時角度將文學翻譯活動置于社會、歷史場域之中。本文從兩理論的共相與異相分析入手，深入探討了將兩者結合用于翻譯研究在理論上的可論證性與實踐上的可操作性，以期建構一種新的文學翻譯闡釋模式。

模因；互文性；文學翻譯

索緒爾將語言定義為社會制度及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并存在于集體心智里的東西［1］，將語言研究從語言學層面深入至文化和社會研究領域；對話理論又將話語研究深入至對其語言環境的探查，要求主體介入并研究話語與社會的關系，關注他人言語與“我”之言語之間的文本間聯系，認為個體聲音只有加入到業已存在的其他聲音組成的復雜和聲中才能為人所知，勾畫出了一種新的文化闡釋模式：文化是由集體記憶保存下來的多重話語構成［2］172；在此基礎上，克里斯蒂娃將文本看作超語言工具，并針對文本交叉出現其他文本的現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認為文本是借用一種“通訊性的言辭”進行信息傳遞，強調言辭的先行存在于并存［3］；索列爾斯則將其進一步深化，將任一文本都視為對前文本的“復讀、強調、濃縮、轉移、深化”［4］22。無獨有偶，語言學界的另一理論—模因論也將研究視角投向了語篇的相互聯系與相互指涉，認為語言通過模仿被復制和傳播，所成模因作為文化基本單位在語言的社會演化與交際中發揮重要作用，其與文化的密切關系說明只有在文化視角下探查語言模因的表現，才能使我們深刻理解并恰當使用語言。語言學家王士元先生因此主張語言研究要“注重模因的傳承，即注重文化、社會及歷史的語言基礎”［5］140。

現代語言學的發展不斷充實并推進著翻譯理論的建設，而文學翻譯語符化的過程，在兼具一般文學文本特質的同時，更具有跨文化—文學的獨特性，而“諸言語行為彼此間無休止的嵌合”［2］39成為文學翻譯的難點。作為語言學的最新成果，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強調語篇之間的相互指涉與聯系，相互模仿與傳承，強調語言在社會文化語境之中的動態傳承，這為拆解文學語言中的這種“嵌合”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導，為翻譯的理論建構與實踐研究拓寬了思路，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

一、研究現況

其實，早在2005年，徐盛桓先生就曾提出可以將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結合用于翻譯研究［6］59，將翻譯研究視野從其內部規律轉向對其外部關系的整理。筆者以中國知網為路徑，以互文性/模因（曾用名：密姆、冥姆、覓姆等）/翻譯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檢索時間：2011．5．30）發現：互文性理論研究共2317條，偏重文學作品分析評介的語內分析；與翻譯研究結合共有29條，多是語源研究，較少涉及語際間互文解讀；模因論研究檢索到998條，多是對模因理論介紹及文學分析評介上，甚少用于翻譯研究；再以模因/互文性/翻譯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其結果顯示為零。由此可見，徐盛桓先生的提議尚未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將兩者結合用于翻譯研究，在國內幾近空白。

實際上，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之將翻譯研究置于社會、歷史、文化場域之中的視野與立場相對于文學翻譯理論構建與實踐指導，其意義與影響卻是重大而深遠的。文學翻譯的本質就在于譯作對原作文學性的表達［7］，是文學的二度創作，因此也需置于社會場域之中［8］15，是文學翻譯的社會運作問題；另一方面，韋勒克將文學作品看做在某個時間點創造的，說明文學及其翻譯作品的時間性問題。文學作品的社會場域及其歷時與共時，皆說明文學作品共存的互文性與模因性，兩者結合并非只是回歸歷史現場，而是意在建構一個新的文學翻譯研究視角，具有理論的可論證性與實踐的可操作性。

二、理論基礎：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共相

互文性理論揭示了文本表象之下的意義世界之無限豐富和共生互換性，模因理論則在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研究通過模仿進行傳遞與傳播的文化現象。兩者都試圖從歷時和共時視角對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及文化傳承的規律進行詮釋，其共相為兩者結合用于文學翻譯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兩者都是多元開放、時空交錯的動態思維，是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新嘗試

互文性理論強調要通過創造過程來理解語言，以具體的社會區分標記來理解語言，反對將語言理解限制在抽象、統一的內在界限，主張具體的社會語言學視野［2］201，關注意義生成的動態性、生產性、無限性，認為文本在互文視野中呈現意義開放性；作為互文鏈上的一個結點，其意義真值就隱含在這種動態平衡之中，在聯系中保持隱喻流動、延續和漸進［9］5。模因論則將模因看作文化的基本單位，以模仿進行橫向與縱向傳播，在宿主間傳遞過程中，雖始終保持其意義真值，形態卻是不斷變化，體現了思維的動態性，在對文化傳播現象的“觀察與描寫的充分性方面超越（了）傳統的人文學科”［5］144，并與互文性理論一起，為文學翻譯提供了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新嘗試。

（二）兩者都涉及作者、讀者、譯者的互文記憶和模因記憶，作品呈現眾多潛在意義文本

文學書寫伴隨其現今和以往回憶，全部文學歷史與作品交織在讀者腦中，讀者必須識別或進行聯想［9］35。識別或聯想過程就是新背景下的再闡釋，涉及此次的闡述者背景、時間背景以及預設視域背景，且“永遠是歷史和個人的”［2］207?；ノ男砸曈蛳碌囊晕谋緸檩S心生發的作者、讀者、譯者之復雜思維、心理以及各自所承載的互文記憶的多重主體互動，才是翻譯活動的核心所在。而模因，作為文化基因，凝聚著民族的文化底蘊，前期為文化模仿單位，后期則成為人之記憶信息得以流傳，其動態傳承中的一些變異生成模因集合重組：或以不同形式表達同一信息，或以相同形式套用不同內容，而重組的基礎即是模因記憶。承載作者記憶的作品隱匿著無數的互文織體與模因變體，呼喚著讀者對其進行識別與闡釋，要求譯者做到“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在理解與闡釋、吸收與選擇、創造與變異的過程中進行跨越時空的互文性轉換”［4］3。

（三）兩者都具有解構與建構的雙重性

胡適曾感慨“歷史就像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海登·懷特也論及“歷史現象的所有再現中都存有一種無法祛除的相對性”［8］11。再現相對性即指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問題?；ノ男岳碚撜J為主客體之間并非認知關系，而是理解關系，其真實含義并非他人經驗的重復與被動反映，而是不同價值觀點和新變化與構成中的經驗表達［2］209?？死锼沟偻抻矛F象文本與生產文本來揭示文本閱讀過程之解構與建構的復雜生成，譯者則周旋其間，從事解構與建構的雙重工作。吳展良針對關于嚴復的《天演論》是對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的誤讀這一批評就提出：嚴復的《天演論》是在相當傳統的思維方式與世界觀的基礎上重新詮釋了Evolution［10］29。這說明了嚴復作為譯者在其譯著意義構成中的重要作用：契合傳統的隱性基礎，迎合現實的顯性需求，發揮解構與建構的雙重功用。也正因為如此，嚴復的思想才得以“席卷當時的學術思想界”。模因論之解構與建構則在其自身復制與傳遞過程中。一個成功模因的復制忠實性指其在復制過程中保留核心與精髓。但模因在傳遞過程中經常出現變更與整合現象，說明模因也兼具解構與建構的雙重屬性。

（四）兩者都關注主觀自為性存在，皆為文學翻譯引入模糊性與不確定性

通常的文學評論承認認知主體的主觀性，而互文性理論則號召人們關注認知客體的主觀性，認為認知客體是精神的同時共存與相互作用，強調認知的主觀自為存在［2］128。模因論則將認知主體的感覺視為模因存在的方式之一，Dawkins因此舉例說，如果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個模因，則人們頭腦中對其理論的一切認知皆可視為模因，但是不同人腦中對達爾文理論的認知又各有不同，這就逐漸演變為不同的模因［6］67，間接說明了模因形成的主觀自為性。對主觀自為性的認同，即是認同了文學語言的互文與模因傳承為文學翻譯所帶來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將文本的理解視域置于整個世界歷史框架，在人與世界的歷史性關系的闡釋中，認知的主客體得以關聯，這一理解開放性導致了文學語言的多元決定，其文學意義愈顯其不確定性，固定不變意義的閱讀已然不可能。作為原作讀者的譯者借助閱讀行為對作品進行重新詮釋，進而參與作品再創造，文學作品意義就在閱讀與理解過程中得以生成，意義的客觀性受到質疑。德里達的延異概念也指向該不確定性：文字的含義融匯在一起，交織結果就導致每一語言要素都建立在符號鏈或系統的其他要素的痕跡上［10］36，成為一組延異的鏈條，致使翻譯所面對的文學文本意義多元且流動起來。語言自身的多義性、歷時與共時變化、使用者個性、理解不透徹性與片面性等都令其意義呈現模糊性與不確定性。

（五）兩者都突出了譯者的主體地位，翻譯與創作的互文機理就包含在翻譯、模仿與創作三重奏中

翻譯文學文本既包括原語文學文本，也包括其譯語化完形之后的譯者視點和譯者話語，譯者成為建構譯語文本的語素［11］45?；ノ男岳碚摰恼Z義意向觀點印證了譯本的譯語完形：正是這些表現力現象“使得普通文學語言產生層疊”，普通語言學形式下的符號是“意向過程中僵化的東西”，只有賦予它們生命意向才能被理解和領會［2］206。而文學翻譯中語言的生命意向是經由譯者的所處時代、理解環境、自身修養、學術傾向、意識形態等得以生成，譯者主體顯現在譯語文本之中。彭甄將翻譯家定義為現實活動中的歷史主體［11］18，說明譯者承載文化記憶、穿越時空的動態特征；現實活動則體現實際翻譯活動中的原語文本歷史與翻譯現實活動之間的時空結點。譯者作為構成翻譯文學文本的結構要素，則以不同方式或隱或現地作用于翻譯文本。翻譯卻并非模仿，正如郭沫若在其《〈雪萊詩選〉小序》中所說：“譯詩不是鸚鵡學舌，不是沐猴而冠”，而是譯者以自我的個性系統和主導意義，對原作者進行理性判定和有效整合，是與原作者在世界觀念、情感表現等層面產生共鳴，達成翻譯與創作的統一。模仿不過是促使譯作得以接受和傳播的手段，即便如此，由此生成的模因在傳遞過程中也會出現變異和整合，也會受其試圖感染的對象之認知取向、偏好、關注焦點、情感狀態、行為愿望等因素影響。這里的感染對象不僅指譯者作為個體的主體性存在，還包括借由個體性加以內化的集體主體性，從而影響譯語文本。一個翻譯文學模因經過同化、記憶、表達和傳播，成功感染譯入語讀者，進入譯入語文化，成為新的翻譯文學模因。兩者在一個文本中既是起點，又是終點，又預示著下一個循環，成為另一個文本的互文織體或模因。

三、發展空間：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異相

在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視野中，文學體系是依靠所有文學作品構建的網絡而存在，因此，對置于文學網絡中作為文化織體的文本翻譯，也必須重新歸置于整個文化網絡，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則依據各自視角為文學翻譯提供指導，體現了兩者結合的必要性。

（一）互文性關注對前文本的依賴與記憶，表現于文本關系；模因感染不僅局限于文本表現，還體現于傳遞

互文理論中的文本指涉被動的存在于讀者的理解中；模因則是更為主動地迫使宿主接受并傳播，比如文學經典的建構就涉及作品的獨創性與其他社會因素的結合。新文學經典建成就關涉文學內部具有使讀者對熟悉事物產生陌生感的能力及迎合特定時期讀者期待視野的能力，讀者成為這一進程中不容忽略的對象?；ノ氖亲髌穼ψx者已有認知結構的激發，而模因則在于其對讀者的引領。魯迅作品成為新文學經典，除其本身已具備經典化的內部因素之外，還借助了學校文學教育對建成經典的重要力量。布迪厄就曾強調學院有“認可作品的壟斷權”，并使作品獲得了“廣大而持久的市場”，魯迅作品即依靠北京大學的接受而“逐漸形成全國性的推崇”［8］178。本文不在于論述學院對文學經典傳播上所發揮的作用，但是學院的接受與傳播卻說明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當時的社會認知形態是決定作品能否成為經典的關鍵因素。成為經典的首要條件就要迎合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而一旦得以接受即由被動接受轉為主動傳播，模因的感染主動性即得以體現。文學經典的翻譯因此決不能脫離作品的歷史社會背景及其經典流傳的歷史軌跡。

（二）互文性是對過去的回溯，具有退后性；模因則在于傳遞，具有前瞻性

互文理論探討后文本對前文本的記憶、指涉和追索，模因論則探討某個模因如何使得自身不斷被復制并繼續傳播。人在文化傳承中行使重要的選擇權，但是，模因的魔力恰好就在于模因常常會超越人并進而主宰其選擇，因此，模因論不僅考察人的思想獲得，更要考察思想如何獲得人，即模因是如何控制人使其選擇自身、傳播自身。所謂“話在說我”即是將人視為模因機器，模因驅使人以傳播其自身。高明的譯者會借助模因聯想，使其輸出模因盡量迎合讀者認知意向，對讀者心理空間進行建構與解構，以改變其認知環境，從而控制其心理認知并最終實現譯者意圖［5］183，模因的誘發行為凸現出來。

（三）互文強調文本的相互指涉、滲透、橫向關聯，關注非確定性與非中心性，其認知圖示為分散性意義關聯網絡；模因則強調縱向傳承，以直線分布，雖有變異可能，但其真值意義保持不變

在文學翻譯的互文疆界中，文本指涉從作者寫作延展至譯者、讀者的閱讀視野，借助各自的互文積累和對文本的重組能力成為一個相互關聯的主體組合，在互文關聯網絡中打破了文本在時間維度上對讀者前后傳承與影響的縱向關系，生成橫向關聯，從而進入作者、譯者、讀者共存的同一時空平面，讀者因此在互文文本中聽到了自己的聲音，譯者則在互文信息交流中“以跨時空的視角來分析文本翻譯過程中的意義流動”［4］100。模因則表現出穩定性、滲透性、長壽性、生殖力與復制能力，徐盛桓先生將其總結為“在傳播當中不斷按照它相對穩定的性質和特征被復制，并向著他者滲透，使其具有長壽命的繁殖能力”，突出了模因傳承的縱向特征。成為模因母體的觀念、思想、習俗與風氣借助模仿得以傳播，并因慣性具有了延續性。雖然模因在傳承過程中會產生調適變異，卻依然能夠較大程度維持其原有特征與性質，模因由此成為文學作品互文性研究中的一種可供考慮的手段［6］67。

在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架構下，從文本到作者、讀者、譯者等具有豐富思維活動和心理活動且承載互文性記憶的人，其翻譯研究視點從文本層面移向主體多重交互空間［12］。譯者在互文空間中作為閱讀者、闡釋者、創造者、聯網者，要調動自身知識潛能，在理解與闡釋、吸收與選擇、創造與變異過程中進行跨時空的交互轉換；在模因傳承中，譯者又成為模因的受控對象，其翻譯策略要依據地域、語言習慣、語言態度等對某些語言模因的不同反映來選擇其翻譯模因，以實現譯作的自我生存與復制。模因論與互文性理論相結合為文學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視野。

［1］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張紹杰，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9．

［2］［法］托多羅夫．巴赫金、對話理論及其他［M］．蔣子華，張萍，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3］王先霈，王又平．文學批評術語詞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168．

［4］秦文華．翻譯研究的互文性視角［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5］何自然．語用三論：關聯論·順應論·模因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6］徐盛桓．冪姆與文學作品互文性研究［J］．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2005（1）：59－67．

［7］李冰梅．文學翻譯新視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4．

［8］陳樹萍．北新書局與中國現代文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9］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0］申迎麗 理解與接收中的意義構建［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11］彭甄．跨語言的書寫——翻譯文學文本的“異”性結構［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

［12］關海鷗．漢語模糊修辭英譯限度的美學解讀［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132．

Memeics and Intertextuality：A New Vis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GUAN Hai－ou1，XU Ke－xin2
（
1．College of Public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2．Aviation University of Air Force，Changchun 130022，China）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functioning．In memetics，culture as a meme is passed through imitation，which pays a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language，while intertextuality concerns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s．Both invariably outline a new interpretation mod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field from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gles．This paper，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emetics and intertextuality，makes a further inquiry into its feasibili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show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i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emetics；Intertextuality；Literary translation

H 315．9

A

1001－6201（2012）01－0097－04

2011－11－20

吉林省教育廳十一五項目（吉教科文2007第484號）；吉林大學2009年基本科研業務費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09JC015）。

關海鷗（1971－），女，吉林長春人，吉林大學公共外語教育學院副教授；徐可心（1966－），女，吉林長春人，長春空軍航空大學基礎部副教授。

［責任編輯：張樹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