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信息文化的社會功能

王一錚

摘要：本文從社會學的角度，從文化的高度去研究手機文化及其對社會所產生的各種影響，明確手機信息文化特征以及對手機信息文化的建構模式，以期進一步豐富與之相關的理論知識。

關鍵詞：手機媒介；載體；手機文化；建構模式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07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3-15-02

一、研究背景

手機是繼20世紀80年代的電視、90年代的因特網媒體革命以來的又一次革命，甚至比前兩次更深入和久遠。手機文化是一種嶄新的文化，作為媒介，一種信息文化的“傳送器”。手機信息文化發展、傳播正處于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手機文化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亞文化形式，構建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它在功能上呈現出的是情感交流的娛樂化，在生產方式上突顯了民眾參與的普適化，在文化風格上體現的是與時俱進的時尚化、個性化。手機重新制約了社會資源的配置和市場的規則，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有著重要的影響。在當下時期，它反映出的是現代性的消費主義、交流型的時尚文化、市民文化和大眾文化等意識形態?？傊?，手機文化順應傳播與文化的動力學過程，將每一個體的生長和發展融于其中。因此，手機變成我們當代日常生活人人必備之物，手機文化也成為一種時尚和景觀，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新的文化世界。

二、手機信息文化的產生

手機信息文化在中國的出現是伴隨著手機的產生和發展而來的，它是媒介文化的一種新形態，是一種新的媒介方式。手機信息文化的產生和普及，是信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它以個性化的文化內容愉悅人們的精神，在公共服務、公益事業等方面影響頗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推進了信息化進程，從而帶來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價值觀念。在技術和業務的創新之下，通過與主流媒體合作，產生了新型的媒體形式，如手機文學、手機廣播、手機微信、手機報、手機游戲、手機音樂、手機電視、手機微博等，手機作為新型媒體所產生的作用得到了廣泛的發揮，并將健康、正版的藝術作品引入移動信息服務領域，開展各種活動，運用各種技術支持廣大手機用戶進行樂于欣賞的、綠色的、科學的、有益的、健康的、娛樂的信息內容創作，“綠色手機文化”對于引導社會輿論導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并引導人們積極建設、發展精神文明，從而深入影響社會文明。

手機信息文化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深刻并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和交往方式，對于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素質和內心精神世界也有著深刻的影響。手機信息建設是宣傳科學理論、體驗社會情感、傳播先進文化、增加社會交流、塑造美好心靈、方便工作生活、弘揚社會正氣的新平臺，所以要確定明確的手機信息發展方向。手機及手機信息文化己成為當今社會的熱點，它不僅會影響我們的生活習慣、生活態度、生活方式以及交往方式，甚至會影響中國的社會文明、社會的穩定和諧。認真關注、努力研究手機信息文化，推進“中國特色手機信息文化”建設，對于繁榮社會主義文化、規范市場競爭行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手機信息文化的社會功能

（一）手機信息文化拓展了社會交往的廣度

1、手機信息文化使各種復雜的社會關系有可能越來越疏遠現場互動交流，使它們有可能在無限的時間和空間的間隔中重構組建起來。手機互動把空間擴展的有效性同時間的即時性緊密聯系起來，它不僅“使人們以口頭方式進行傳播交往，而且可以不受共處一個地點的限制而確立、保持和發展社會互動的形式”[1]。換句話來說，手機跨越以共同在場為基礎的群體認同，創建了許多與物理場所沒什么關系的新的聯系和交流的形式，這使得另外一種新形式的社會交流互動、情感體驗成為可能，從而有助于重新構建現有的社會關系。

2、伴隨著手機的移動接連不斷地生成了新的社會關系。有一種古老的組織技術是電話樹。它是指你打電話給幾個你的朋友，他們再打電話給幾個他們的朋友，這樣就可以無限延續下去，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一傳十、十傳百。在手機時代，手機可以充分發揮電話樹的原理和作用。在生活中你可以發幾條短信給幾個朋友，他們可以發同樣的短信給他們電話號碼簿上的人。特別是節日里在某個特定的關系網中不同的人發來的卻是相同的短信。最重要的是，手機的傳播把他們從有線電話和臺式計算機上解放出來。人們隨身攜帶著手機，可以在真實世界里自己組織傳播開來。

3、手機短信造就了交往形式的多元化。手機短信在中國的廣泛普及帶來了通信時代不同于傳統社會的另一種社會交往方式?！笆謾C短信是一種延長時間而不是縮短時間的傳播方式，它對社會和日常生活產生的沖擊力不是來自信息交換的內容，而是來自發送它的數碼技術、發送方式這些形式主義的要素[2]”。

（二）手機信息文化消解了社會交往的深度

手機媒介的出現及普及，無疑擴展了社會交往的廣度。當代社會人際關系的建立和消除加速度進行，快到從素不相識、相遇、分離后依然陌生這一過程不過延續數分鐘，就像原子在參與化學反應時，以相對獨立的個體形態融入，經過短暫的聚合重組，接觸以后迅速分離，重新回歸個體形態。人際關系消亡的速度也顯示了這種關系的淺層次性、短暫性和臨時性。群體社會中的個體越來越表現出個別、疏遠和淡薄的交往關系?！叭藗儾辉偈莻鹘y的各種道德和法規的奴隸，而是高度自由意志的個體，彼此間沒有約束，也沒有相互承諾[3]”。

（三）手機信息文化組建了共享信息的便捷傳播渠道，助公共事務管理一臂之力

發送手機短信便捷、快速，大眾往往能夠得到來源于官方權威機構認證且比較可靠的信息。在危機事件、社會突發事件中這一點表現得特別突出。在特殊環境中的信息傳播要求同時具備廣泛性、便捷性、強制送達性、及時性，當下只有手機媒介的短信形式是能夠同時滿足這4個條件的傳播媒介，目前它具有不可替換性。在突發事件、危機事件等重大事件中，如果國家權力機關能充分利用手機媒介將權威、可靠、真實的信息在第一時間傳遞給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對于公眾情緒的安撫、社會的穩定團結有著重大的影響，對于團結整個社會的凝聚力來應對突發事件也有著積極的作用。手機媒介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出現及普及意味著中國政治生活更加寬松，更加和諧，更加團結，社會更容易實現民富安康。

（四）手機信息文化能夠開放話語平臺，話語權開始草根化，實現溝通民意

一方面，政府積極發揮手機媒介快捷、傳播面廣等特性傳遞權威的信息，占領輿論高地；另一方面，手機媒介的高覆蓋面、操作的簡易性、低廉的成本以及高度的民眾參與性使中國的草根階層可以利用這一話語平臺在政治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實現政治生活的民主參與。比如，2012年“兩會”期間，人民網、政協網及數十家主流傳媒全天候開通了免費的“全國兩會短信平臺”，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接收手機用戶的“兩會”熱議、“兩會”留言。假如將手機媒介長期納入民意表達的制度性平臺，普通民眾可借助它來傳達自己的社會意見和看法，這必然將拓寬民眾的參政通道，并使政府的決策更科學合理更加符合民意。雙方通過手機媒介的快速良好互動溝通，將大大有利于建設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的穩定。

（五）手機信息文化使人們積極參與到各種活動中，具有了民主參與權

近些年，很多娛樂選秀節目層出不窮，中國公眾的民主意識被手機短信投票激發出來。文化研究學者朱大可視這一現象為民眾“社會參與激情的選擇性投射”?？梢赃@樣說，我們第一次驚訝地發現，手機可以變成挑戰反駁評委權威的武器，我們從自己的意愿出發用手機投出去的選票第一次擁有生殺大權，可以決定臺上喜愛選手的去留，這種意見的被關注使民眾參與的熱情瞬間爆發。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擴寬民主參與的渠道，提高社會的寬松度、公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和擴大公民的自主活動空間?，F代傳媒技術的發展使公眾參與表達的話語空間、渠道、方式都被大范圍的擴寬。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公民有游行、集會、結社的自由，即通過以上公共行為表達個人意愿的自由。在數字信息時代，互聯網和手機一道以極快的速度大規模組織起那些以奚落松散的姿態遍布于民間的草根力量，展示出手機隱含的巨大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由此來看，手機與互聯網的信息傳播發揮了集體行動組織者的作用。史蒂文森發現，媒介越大眾化，就越能被用來傳遞具有顛覆性和選擇性的信息。當人們的手機都成為構建鞏固自己社會力量的有利屏障時，一個個或臨時、或固定的社會關系網就會隨著手機的信息傳遞組建起來。

手機已實現人際傳播到大眾傳播的轉型，其組建公共領域的功能日漸明顯。在哈貝馬斯看來，所謂“公共領域”，首先是指我們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可以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當他們在非強制的情況下處理公共利益問題時，公民們作為一個群體來行動。因此，這種行動具有這樣的保障，即他們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組合，可以自由地表達和公開他們的意見。當公共討論涉及與國家活動有關的問題時，我們稱之為政治的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是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調節的一個領域 ?！罢喂差I域是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需求加以調節”[4]?？傊?，它是社會與國家的中介，它既可以傳達民意，又能使公共權力接受來自民間的監督。

四、總結

總的來說，手機文化的更好發展需要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的努力。但必須要指出的是，與其他大眾媒介形式相比，手機媒介具有最強烈的個人化傾向。這一特殊性表明了真正能在手機文化建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還得依靠廣大的手機用戶。從手機用戶來看，其自身就是手機文化產品的積極建設者；就運營商而言，傳播什么、傳播多少也得視用戶的興趣、心理而定。手機社會的媒介化交往導致的情感消解，以及手機技術對人的異化等問題，都會妨礙個體的健全人格和健康理性的全面發展。因此，從宏觀層面來講，手機文化建設的良性發展要站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由政府采用各種行政政策和經濟杠桿來宏觀調控、統一實施監管，做到導向科學、發展方向正確。但有一點值得注意：權力機構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文化現象的確需要精心培育，社會風氣的確需要正確引導，但倡導健康文化、凈化社會風氣，必須充分尊重群眾的信息權利和文化權利，引導群眾自覺自愿地接受和積極投身到建設綠色手機文化中去，而不是什么都要管一管，幫老百姓當家作主，或是采用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來凈化手機文化環境。

參考文獻：

[1] [英]約翰·B.湯普森著.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M].北京:譯林出版社，2005:249.

[2] 陳力丹.試看傳播媒介如何影響社會結構[J].國際新聞界，2004，（06）.

[3] 高宣揚.流行文化社會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83.

[4] 汪暉、陳燕谷.文化與公共性[M].北京:三聯書社，1998:12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