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生情感、動作隱喻產出對比研究

劉振前， 石磊

(1.山東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0； 2.山東財經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0)

中國大學生情感、動作隱喻產出對比研究

劉振前1， 石磊2

(1.山東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0； 2.山東財經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0)

本研究從認知隱喻學角度，運用隱喻產出問卷，對不同目標域(動作、情感)與引導詞(“是”、“像”)對中國大學生隱喻產出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在相同目標域中，比喻性的“像”比名詞性的“是”，引導出更多的隱喻；在相同引導詞條件下，情感域比動作域引導出更多的隱喻。較之名詞式引導詞“是”， 比較式引導詞“像”激發的隱喻產出可理解性與恰當性較高，而新奇性較低；較之動作域，情感域引導的隱喻產出可理解性與恰當性較高，而新奇性較低；較之模糊隱喻，透明隱喻的可理解性與恰當性較高，新奇性較低。同時，從所收集的語料可以看出，人們對于動作這樣的概念經常通過形象的動物隱喻來理解；產出的概念隱喻多于概念轉喻。

概念隱喻；隱喻產出；目標域；情感隱喻；動作隱喻

1.0 引言

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尤其是最近20年來，隨著認知語言學的興起、發展和逐步成熟，中國的認知隱喻研究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如現有研究在進行理論探討時，運用“靜態”語料多，“動態”語料少。前者指現有的文獻資料，即書面語料，后者指通過問卷等方法收集到的語言實際運用的語料。相比較而言，“動態”語料研究較之“靜態”研究有較大的優勢，它能更好地反映人們大腦中概念構建的實際狀況，并能對隱喻的使用頻率等變量進行定量的分析。鑒于此，本研究即采用此種方法，通過問卷調查收集人們的隱喻產出，分析不同目標域及引導詞對隱喻產出的影響。

2.0 文獻綜述

縱觀隱喻研究的歷史，其理論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修辭觀及認知觀兩個階段。傳統的隱喻理論認為(如Aristotle,1984；Richards,1936)，隱喻是一種特殊的修辭現象，是事物之間基于相似關系的比較，或者是名稱的替換。認知語言學(參見Lakoff,1987,1993;Lakoff & Johnson,1980,1999; Lakoff & Turner,1989等)的興起，為隱喻研究開辟了新的天地。該理論以“經驗主義(Experientialism)”為其哲學基礎，倡導三個基本原則：心智的體驗性、認知的無意識性以及思維的隱喻性(Lakoff & Johnson,1980,1999)。其中，概念隱喻理論是其核心。

認知語言學認為，隱喻的本質是通過一類事物來理解和體驗另一類事物，是從始源域向目標域投射的結果。其中，始源域往往由表達具體事物的概念構成，而目標域則由表達抽象事物的概念構成(Lakoff & Johnson,1980)。例如，在“時間是金錢”這個概念隱喻中，“金錢”是始源域，“時間”是目標域，人們將對金錢的理解與認知，投射到時間上，因此，產生與“時間是金錢”相關的一系列語言表達方式。隱喻能夠建立從始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關系，它能夠幫助人們從較熟悉的隱喻載體出發，逐步接近進而理解新的概念，是從已知到達未知，從而認識未知的橋梁(Ortony,1993)，是人們觀察世界的途徑(Black,1979；Ortony,1993)。

因為語言中的隱喻性表達與人類大腦中的概念體系是相輔相成的，因此，可以通過分析語言表達來探究人類的思維體系(Lakoff & Johnson,1980：7)。認知語言學家正是通過分析大量的語言理據，總結出隱喻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思維運行機制這一結論的(Lakoff,1993;Lakoff & Johnson,1980,1999;Lakoff & Turner,1989)。然而，以往研究所分析的大多是“靜態”語料，研究者多從現有文獻資料中尋找語言理據，從而總結、發現語言和思維中概念隱喻的現狀，如藍純(1999，2003)對空間隱喻、覃修桂(2008)對嗅覺隱喻的研究等；較少有收集、分析“動態”隱喻材料的研究，如Levorato & Cacciari (1995，2002)、Xie (2004) 以及周榕(2000,2001)等在研究中通過問卷收集被試的隱喻產出，進而分析所收集的“動態”語料的特點。相比較而言，“動態”語料的研究較之“靜態”語料的研究有較大的優勢，原因主要有兩點：

第一，認知語言學本來就是基于使用的研究(usage-based approach)，強調經驗在認知中的作用，因此，“動態”語料更能反映出人們大腦中概念構建的實際狀況；第二，由于認知隱喻理論自身的原因(如學界尚未建立標準化的概念隱喻分類體系，無法保證隱喻評價的信度和效度等)，“靜態”研究較難進行定量的統計分析，因此，這種研究只能籠統地描述書面語言中概念隱喻出現的情況，而無法對實際隱喻使用情況進行系統的對比與統計分析。相反，“動態”研究則可以通過調查問卷收集實際產出的語料，進而可以根據研究的目的控制主題、語境、目標域等變量，對收集的隱喻語料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

鑒于“動態”研究的上述優點，本研究即采用此種方法，通過問卷調查收集人們關于特定目標域實際使用的隱喻，并通過分析這些“鮮活”的隱喻語料，了解人們隱喻產出的特點以及影響隱喻產出的各種因素。

3.0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動作和情感為目標域，探討在名詞式引導詞和比較式引導詞兩種條件下，中國大學生隱喻產出的特點，并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進行對比，以期探明目標域和引導詞對隱喻產出的影響。之所以選擇動作域和情感域，是因為根據定義，隱喻是從具體的始源域到抽象的目標域的投射，動作域與情感域分別為具體域與抽象域的代表，這樣可以驗證概念隱喻的投射方向以及目標域對隱喻產出的影響；之所以采用名詞式引導詞和比較式引導詞，是因為以往的研究將隱喻的范疇擴大化，涵蓋了所有非字面意義的表達方式，忽略了不同的隱喻形式之間的差異?！笆恰迸c“像”體現了傳統修辭學中關于明喻與隱喻的差異，通過對比其對于隱喻產出的引導力，可以研究不同隱喻格式的差異及其對隱喻產出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不同類型引導詞對隱喻產出有何影響？為什么？第二，兩種目標域對隱喻產出有何影響？為什么？第三，被試所產出的隱喻有何特點？

4.0 研究方法

4.1 受試

受試為山東某高校一年級本科生400名，其中男208人，女192人，平均年齡19.8歲，所有的受試均為漢語本族語者。

4.2 研究設計

本研究所用的問卷基本是依據Levorato & Cacciari (2002) 研究所使用的問卷設計出來的。為了避免語言的影響，問卷中所有題目均譯成漢語，并根據漢語文化的特點對個別地方進行了修改。問卷中所涉及的九種動作與情感均為人類生活中最基本的概念(Levorato & Cacciari, 2002)。其中，動作域包括“告密、撒謊、傷害朋友、背叛朋友、犯錯誤、睡得太多、打擾朋友、花光儲蓄、做無用功”；情感域包括“快樂、丟臉、傷心、害怕、憤怒、嫉妒、驚訝、感興趣、羨慕”。研究要求被試在30分鐘內完成問卷調查。

本研究有兩個被試內變量。根據引導詞，問卷被分為：名詞式引導詞問卷，如“告密是……”；比較式引導詞問卷，如“快樂像……”。每種問卷均包含九種基本的動作域和情感域。為了避免順序效應，每種問卷的目標域都隨機排列。被試的任務是在問卷中寫出任何能夠由目標域所聯想到的語言(詞語、短語、句子皆可)。被試隨機做任一引導詞類型的問卷。

4.3 調查程序

正式調查前進行了初測，參加者是某高校60名大學生。初測持續時間為30分鐘。其中13人(約占21.7%)由于沒有理解產出問卷中啟發任務的含義，未能完成問卷。因此，研究者在問卷指導語中增加了隱喻產出(與所施測的目標域無關)的例子。正式調查在山東某高校安靜的教室內進行，調查人員宣讀完指導語后，開始答卷，整個過程井然有序。

4.4 分類標準及評判程序

分類標準參照Levorato & Cacciari (2002)以及Xie (2004) 的研究，并由專業的材料分析小組進行分類。所有的產出結果分為“隱喻”與“字面義”兩類，其中“隱喻”類中包括“透明隱喻(transparent metaphor)”、“模糊隱喻(opaque metaphor)”、“轉喻”以及“習語”；“字面義”包括“解釋”、“舉例”、“原因/結果”，無法分類的語料歸為“無法分類組”(詳見表1)。

為了在最大限度上保證研究結果評判的信度和效度，由三位熟悉認知語言學隱喻理論的專業研究人員，組成專門的原始材料分析組，并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的培訓，統一評判標準與規范程序后，對研究結果進行評判。最終的研究結果取小組成員達成一致的分類評判(對于部分不一致的分類評判結果，研究者組織小組成員討論，以最終達成的一致意見為標準)。

表1 隱喻產出結果分類標準及釋例

除了對隱喻產出進行“量”的統計之外，研究還對產出進行“質”的評價。10位認知語言學研究人員將研究所收集的隱喻從多個緯度進行評價，主要包括隱喻的可理解性、恰當性和新奇性。其中，可理解性指隱喻意義被理解的難易程度；恰當性指隱喻始源域與目標域之間比較的合適、恰當程度；新奇性指隱喻始源域與目標域之間比較的熟悉程度。這些維度是評價隱喻質量的最重要的特征(Tourangeau & Sternberg,1981;Johnson & Malgady,1979)，并在多個隱喻理解的實驗中(如Katz et al.,1988;Tourangeau & Rips,1991；許保芳等，2012)被用作隱喻評價的基礎。

筆者在隱喻產出結果中選取樣本，選取的隱喻類型為“透明隱喻”與“模糊隱喻”，樣本涵蓋每種目標域與引導詞。最后組成的評分量表中，隱喻產出選自8個類型的樣本，即分別為“動作域-透明隱喻-像”、“動作域-透明隱喻-是”、“動作域-模糊隱喻-像”、“ 動作域-模糊隱喻-是”、 “情感域-透明隱喻-像”、“情感域-透明隱喻-是”、“情感域-模糊隱喻-像”、“情感域-模糊隱喻-是”條件下產出的隱喻組成為評判量表。

評判人員從“可理解性”、“恰當性”、“新奇性”三個維度對各個評判量表進行評判，每個維度分為七級量表。筆者統一培訓10位認知語言學研究人員作為評判人員，使他們的評判標準一致，減少誤差。在評判中有爭議的項目將會統一討論后再決定。

5.0 結果與討論

材料分析組將調查收集的隱喻進行了分類后，統計其數量及百分比。從表2可以看出，在動作目標域中，“像”引導的隱喻產出占34.40%，而“是”所引導的隱喻產出僅占13.71%；同樣，在情感目標域中，前者的比例高達39.12%，而后者僅占18.97%。由此可見，在相同的目標域中，比喻性的“像”比名詞性的“是”，引導出更多的隱喻；在相同的引導詞條件下，情感域的隱喻表達均比動作域的隱喻表達在全部的隱喻產出中所占的比例高。

表2 隱喻產出結果分類描述統計

(注：SM: synecdoches and metonymies 轉喻; TM: transparent metaphors 透明隱喻; OM: opaque metaphors 模糊隱喻; ID: idioms and variants 習語及變體; Ex: examples 舉例; PAR: paraphrases 釋義; C/C: causes/ consequences 原因/結果; Co: comments 評價; NC: non-classified 無法分類)

5.1 隱喻產出量的比較

5.1.1 比較式引導詞與名詞式引導詞兩種條件的比較

在調查中，被試隨機做任一種引導詞的問卷。兩種問卷僅引導詞不同，其他項目均一致(目標域相同，且均隨機化排列)。因此，兩種問卷中隱喻產出結果的差異是由引導詞不同導致的。

結果顯示，在任一目標域中，比較式引導詞“像”，均比名詞式引導詞“是”，引導出更多的隱喻。在情感目標域中，比較式引導詞引導的隱喻，比名詞式引導詞多228個；在動作目標域中，該數字為241?？ǚ綑z驗結果表明，兩者差異極其顯著(Χ2=56.809,df = 1,p<0.001)。由此可見，比較式引導詞的隱喻引導力較名詞式引導詞更強。該結果與Levorato & Cacciari (2002)及Xie (2004)的調查結果相同。

比較式引導詞“像”，比名詞式引導詞“是”，引導出較多的隱喻產出，由此可以看出引導詞“像”能促進從始源域到目標域的投射。這一結果與認知語言學關于隱喻的定義或者功能相一致。隱喻的主要功能是，通過一個域來理解另外一個域，這個過程是通過從始源域到目標域的結構映射來實現的(Lakoff & Johnson,1980,1999)?！跋?like)”在句子中能夠起到“緩沖”作用(role of a hedge)，緩解了隱喻中“始源域與目標域并列引起的沖突”(Guttenplan,2005：206)，有利于建立從始源域向目標域的概念投射，進而幫助人們表達那些難以或不可表達的概念，解決“不可表達的難題(ineffability problem)”(Fogelin,1988：79)。在本研究中，“像”引導的概念隱喻數量、種類均多于“是”。例如，在相同的目標域“高興”條件下，“像”能夠引導出方位概念隱喻“高興是向上EUPHORIC STATES ARE UP”，而“是”則沒有引導出同類概念隱喻的語言表達。

兩種引導詞隱喻產出引導能力的不同，間接反映了修辭學上所謂隱喻(metaphor)與明喻(simile)之間的差異，同時也為隱喻理解的比較觀(comparison view)與范疇觀(categorization view)提供了依據。前者認為隱喻與明喻是對等的，而后者則認為并不是所有的隱喻都能用其對等的明喻形式來表達(參見劉振前，1999，2000；Glucksberg & Haught, 2006)?！跋瘛币龑У碾[喻句子為始源域與目標域的比較。其中，隱喻的載體(vehicle)指代的是字面的概念，如在“我的律師像條鯊魚”中，“鯊魚”指自然界中食肉動物的一個物種。而“是”引導的隱喻句子始源域，多為目標域抽象的范疇，如在“我的律師是條鯊魚”中，“鯊魚”所指的已經不是自然界的食肉動物了，而是一種隱喻范疇，它已經將鯊魚的特征投射到人的身上，形成了新的具有鯊魚某些特征的人的隱喻范疇(Glucksberg，2008：71)。正是由于這種所指上的差異，隱喻與其相對應的明喻產生的意義是不能完全對等的。隱喻的作用是提出一個抽象范疇的概念，而明喻則是強調其相似性(Glucksberg & Keysar，1990)。

總之，引導詞“像”與“是”具有不同的引導映射的能力?！跋瘛蹦軌蛑苯油怀鍪荚从虻囊恍┨刭|，建立從始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對始源域與目標域進行比較；而“是”所引發投射的始源域已經不是具體的事物本身，而是由其所引申出的隱喻性范疇。因此，兩個不同的引導詞所引發的兩個域之間的投射是不同的。

5.1.2 情感域與動作域的比較

在兩種引導詞條件下，情感域的隱喻產出均比動作域多，在名詞式引導詞條件下多產出69個隱喻，在比較式引導詞條件下多產出56個(參見表2)?？ǚ綑z驗結果(Χ2=38.935,df=1,p=0.000﹤0.001)表明，兩者具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進一步驗證了概念隱喻的單一方向性(unidirectional)，通常是從具體的始源域向抽象的目標域進行映射，進而能起到通過具體、已知去認識抽象、未知的橋梁功能(Lakoff & Johnson,1980;K?vecses,1990,2002)。盡管有學者(如Fauconnier & Turner,2002)對隱喻的單一方向性論斷提出了質疑，認為目標域對于始源域的映射同時具有反饋效應(feedback)，產生概念整合(blending-like)或非單一方向性(non-unidirectional)現象。但是，本研究的結果并不支持上述觀點，這也可能是因為本研究采用的方法限制了反應的方向性。然而，從具體到抽象、從已知到未知投射這個大的趨勢是毫無疑問的。

在不同的目標域條件下，隱喻產出能力不僅體現在總體數量上的不同，而且在始源域映射的種類上也有體現。情感目標域的始源域種類較動作目標域多，向情感目標域投射的始源域包括“空間”、“物體”、“自然”、“動物”、“身體”、“熱量”、“液體”、“顏色”、“氣”等九種，而向動作目標域投射的始源域僅有“空間””、“物體”、“自然”、“動物”、“身體”以及“顏色”等六種(如圖1所示)?？傊?，相對于動作域而言，無論是從總數量上還是種類上，情感域都能夠引導出更多的隱喻。

圖1 動作、情感隱喻始源域投射差異

5.2 產出隱喻的“質”的評價

如前所述，研究還對產出從“可理解性”、“ 恰當性”，以及“新奇性”三個維度進行“質”的評價。從表3可以看出，較之名詞式引導詞“是”， 比較式引導詞“像”激發的隱喻產出可理解性與恰當性較高，而新奇性較低；較之動作域，情感域引導的隱喻產出可理解性與恰當性較高，而新奇性較低；較之模糊隱喻，透明隱喻的可理解性與恰當性較高，新奇性較低。

表3 隱喻產出“新奇性”、“恰當性”、

如前所述，比較式引導詞“像”能夠直接突出始源域的一些特質，建立從始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對始源域與目標域進行直接比較；而“是”所引發投射的始源域已經不是具體的事物本身，而是由其所引申出的隱喻性范疇，因此，前者激發的隱喻產出其始源域到目標域之間的比較更為熟悉，合適，理解也比較容易，相應的，前者引導的隱喻產出的可理解性和恰當性較高，而新奇性較低。目標域對于隱喻產出質量的影響可以從隱喻的定義得到解釋。隱喻大多是從具體的始源域向抽象的目標域進行投射。較之具體的動作域，抽象的情感域激發的隱喻投射更易于理解，更為恰當，熟悉度更高，相應的，其可理解性、恰當性較高，但新奇性較低。較之模糊隱喻，透明隱喻其始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投射較為清晰，因此更易于理解，更為恰當，熟悉度也較高，而新奇性較低。

5.3 隱喻產出的特點分析

從本調查所收集的隱喻產出數據，可以分析出概念隱喻的很多特點，如普遍性、系統性等。這些特點均在前人的許多研究(如趙艷芳，2001；劉振前、史煜，2002等)探討過，在此不再贅述。下面僅對本調查發現的兩個突出特點進行分析。

5.3.1 動物隱喻在動作概念構建中的作用

雖然情感目標域引導的隱喻產出多于動作目標域，但后者引導出更多的動物隱喻產出(見表4)。以往的認知語言學研究較多關注抽象目標域(如情感)的隱喻使用，較少關注具體目標域(如動作)的隱喻使用情況。從表4中可以看出，人們對于動作這樣的概念經常通過形象的動物隱喻來理解。在這些動物隱喻中，一些是較為簡單的利用動物本身來表達動作域的某一概念(如“撒謊像狐貍”等)，而有一些則是較為復雜的概念隱喻，如用“偷油喝的老鼠”來比喻“告密”，這是將動物的動作行為本身隱喻為“泄露秘密”?？傊?，被試通過動物隱喻，賦予動作以具體的動物形象或動物的行為，從而構建出關于動作的形象概念。

(表中括號內數字表示隱喻產出的數量)

5.3.2 較少使用概念轉喻

本調查中概念轉喻的產出數量很少，而且產出的轉喻類型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也不盡相同。如表2所示，在九個動作目標域中，“像”引導出轉喻產出僅17個(占其所有隱喻產出的1.51%)，“是”引導出20個(占1.90%)；在相應的情感目標域中，該數字分別為37(占3.28%)、38(占3.37%)。在Xie (2004)的研究中，被試使用最多的是“原因-結果”型轉喻，而本研究收集的隱喻產出語料中最典型的概念轉喻則為“情感的生理反應代表情感(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AN EMOTION STAND FOR THE EMOTION)”，如“害羞是臉紅”、“害羞是低頭”等。究其原因，可能是由隱喻與轉喻理論自身的問題所導致，如其定義模糊、過于寬泛等(參見Katz et al.，1998)，這都直接影響了不同研究者對于隱喻產出結果的分類及評判。

6 結語

本研究從認知隱喻學的視角，通過產出性問卷調查，對不同目標域(動作域、情感域)以及不同引導詞條件下(“是”、“像”)中國成年人的隱喻產出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發現，引導詞與目標域都對隱喻產出有影響。比較式引導詞比名詞式引導詞能引導出更多的隱喻；情感域比動作域更利于引導隱喻的產出以及從始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較之名詞式引導詞“是”， 比較式引導詞“像”激發的隱喻產出可理解性與恰當性較高，而新奇性較低；較之動作域，情感域引導的隱喻產出可理解性與恰當性較高，而新奇性較低；較之模糊隱喻，透明隱喻的可理解性與恰當性較高，新奇性較低。此外，所產出的隱喻有以下特點：第一，人們對于動作這樣的概念經常通過形象的動物隱喻來理解。第二，被試較少使用概念轉喻，但產生這樣的結果有可能是由于隱喻與轉喻定義模糊不清、沒有定論等理論自身的問題所造成的。

需指出的是，由于時間及資源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對于隱喻產出結果的分類需做進一步細致的劃分。這首先需要解決目前隱喻研究中存在的定義寬泛、模糊不清等理論問題，否則對于隱喻分類及評判標準的進一步細化無從談起。第二，本研究僅僅對動作域及情感域的隱喻產出情況進行了調查，今后需要對更多目標域(如時間、空間等)進行隱喻產出的調查研究。第三，被試人數及所收集的隱喻產出數量對概念隱喻的全面分析非常重要，調查的樣本越大，結果就越有說服力。

[1] Aristotle.ThecompleteworksofAristotle,TherevisitedOxfordtransla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Black, M. Afterthoughts on metaphor Ⅵ: How metaphors work: A reply to Donald Davidson[A]. In S. Sacks (ed.).Onmetaphor[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19-41.

[3] Fauconnier, G. & M. Turner.TheWayWeThink:ConceptualBlendingandtheMind’sHiddenComplexiti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4] Fogelin, R. J.FigurativelySpeaking[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Glucksberg, S. How metaphors create categories - Quickly[A]. In R. W. Gibbs (ed.).TheCambridgeHandbookofMetaphorandThough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67-83.

[6] Glucksberg, S. & C. Haugh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etaphor and simile: When comparison fails[J].Mind&Language, 2006,(3):360-378.

[7] Glucksberg, S. & B. Keysar. Understanding metaphorical comparisons: Beyond similarity[J].PsychologicalReview, 1990,(1):3-18.

[8] Guttenplan, S.Objectsofmetaph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 Johnson, M. & R. G. Malgady. Some cognitive aspect of figurative language: Association and metaphor[J].JournalofPsycholinguisticResearch, 1979,(8):249-265.

[10] Katz, A. N. et al. Norms for 204 literary and 260 nonliterary metaphors on 10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J].MetaphorandSymbolicActivity, 1988,(3):191-214.

[11] K?vecses, Z.EmotionConcepts[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0.

[12] K?vecses, Z.Metaphor:ApracticalIntrodu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Lakoff, G.Women,FireandDangerousThings:WhatCategoriesRevealaboutthe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4]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A]. In A. Ortony (ed.).MetaphorandThough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202-251.

[15] Lakoff, G. & M. 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6] Lakoff, G. & M. Johnson.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17] Lakoff, G. & M. Turner.MoreThanCoolReason:AFieldGuidetoPoeticMetaph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8] Levorato, M. C. & C. Cacciari.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asks on th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of idioms in children[J].JournalofExperimentalChildPsychology, 1995,60:261-283.

[19] Levorato, M. C. & C. Cacciari. The creation of new figurative expressions: Psycholinguistic evidence in Italia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J].JournalofChildLanguage, 2002,29:127-150.

[20] Ortony, A. Metaphor, language, and thought[A]. In A. Ortony (ed.).MetaphorandThough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1-16.

[21] Richards, I. A.ThePhilosophyofRhetoric[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36.

[22] Tourangeau, R. & L. Rips. Interpreting and evaluating metaphors [J].JournalofMemoryandLanguage, 1991,30:452-472.

[23] Tourangeau, R. & R. J. Sternberg. Aptness in metaphor[J].CognitivePsychology, 1981,13:27-55.

[24] Xie, Y. H.ADevelopmentalStudyofMetaphorandMetonymyinTaiwanMandarinSpeakers[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4.

[25] 藍純. 從認知角度看漢語的空間隱喻[J]. 外語教學與研究, 1999, (4)：7-15.

[26] 藍純. 從認知角度看漢語和英語的空間隱喻[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

[27] 劉振前. 隱喻的范疇化和概念化過程[J]. 四川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4)：60-63.

[28] 劉振前. 隱喻的傳統理論與理解模式[J]. 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10)：18-21.

[29] 劉振前，史煜. 日常英語中隱喻的普遍性及其與認知的關系[J]. 外語教學，2002，(1)：3-8.

[30] 覃修桂. 英漢語嗅覺隱喻及其投射范圍[J]. 外語教學與研究，2008，(2)：107-112.

[31] 許保芳，袁鳳識，王立非. 認知風格與隱喻理解水平關系的實證研究[J]. 山東外語教學，2012，(4)：56-61.

[32] 趙艷芳. 認知語言學概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3] 周榕. 時間隱喻表征的跨文化研究[J]. 現代外語，2000，(1)：58-66.

[34] 周榕. 隱喻認知基礎的心理現實性——時間的空間隱喻表征的實驗證據[J]. 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2)：88-93.

Comparison of Chinese Adults’ Action and Emotion Metaphoric Production

LIU Zhen-qian1, SHI Lei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10, China;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0, China)

This study i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dults’ metaphoric produ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argets (actions vs. emotions) and under different instruction types (A is B vs. A is like B).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comparative instruction triggers more metaphors than the nominal one, and emotion targets elicit more metaphors than action ones. The comparative condition elicited metaphors are rated as more comprehensible and appropriate, but less novel than the nominal condition elicited. Metaphors produced for the emotion targets are judged as more comprehensible, more appropriate, but less novel than those for action targets. Transparent metaphors are judged as more comprehensible, more appropriate, but less novel than those opaque ones. What is more, many animal metaphors are used to constitute action concept, and the number of conceptual metonymies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Conceptual metaphor; Metaphoric production; Target; Emotion metaphor；Action metaphor

2013-02-10

本文為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中國大中小學生認知隱喻能力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2BYY049)；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大中小學生英語學習觀念體系隱喻路徑研究》(項目編號：09CWXJ24)、《山東省青少年創新思維能力發展狀況研究》(項目編號：12CQSJ03)的部分研究成果。

劉振前(1964-)，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 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二語習得等。 石磊(1980-)，女，講師。研究方向: 認知語言學。

H05

A

1002-2643(2013)06-0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