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目標還有多遠

文/高峰

（作者為中國城市經濟文化研究會秘書長）

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曾有這樣的告誡：“財富如果長期為少數人所占有，而多數人處于貧困狀態，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這個社會是不穩定的?！痹谥袊鐣膰慌c民富已然失衡的情況下，當資源壟斷利益失控甚至影響民生大計之時，當城鄉二元化結構下農民利益被嚴重忽視之時，財富分配體制不能審時度勢地深刻調整，則有可能影響中國社會之根基。

而調整的原則性變化和趨勢，已經反映在十八大報告之中。根據十八大報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向將不會變化，即“提低、控高、擴中”。沿著這個思路下決心鼓足勇氣發展下去，扭轉民窮局面，減小貧富差距，以實現共富為目標，向橄欖型社會形態邁進，并不遙遠。

——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在中國城鎮化持續加速下，2011年末，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數量，據官方數據，目前農村人口數量約為6.6億。統計數據表明，2012年前3季度，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由上年同期的2.77∶1縮小到2.72∶1，為近年來同期最低，并連續3年呈縮小態勢。未來，農民“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制度設計和改革將成為農民增收的“主引擎”。如果農民“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尤其“財產性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縮少城鄉收入差距將成為空談，實現共同富裕亦是空想。而若提高上述收入，可行的途徑有三：其一，逐步實現農業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兩權分離，逐步推進農民土地經營權的轉讓，讓農民在土地經營權流轉中獲得更多財產性收入；其二，盡快出臺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完善補償機制，提高補償標準，讓農民更大范圍內和程度上享受到集體土地流轉的利益，甚至讓農民直接成為土地流轉的主體；其三，加大對農村居民收入項目的轉移支付，增加各種直接補貼。

——個人所得稅。自2011年9月實施的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標準，在2012年顯現出了結果。財政部網站數據顯示，與2011年相比，2012年工資薪金所得稅和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稅大幅下降，同比分別下降13.1%和16.1%，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稅、勞務報酬所得稅和財產轉讓所得稅保持正增長，同比分別增長14.9%、9.7%和2.6%。除了個稅起征點提高外，二手房市場的交易低迷也讓居民財產轉讓所得稅負較少。

——工資談判。十八大提出至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偉目標。工資制度的設計，作為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內容，直接關乎上述目標的實現。近期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中的數據顯示，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萬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萬元，平均每年遞增18.1%，員工工資10年內只上漲了3萬元；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這些數據一度引發熱議。因為缺乏可資依賴的法律規定和有利的身份地位，勞資雙方在工資談判中往往處于不平等地位，職工只能感受到物價的飛漲，而不能讓工資與CPI有機掛鉤。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現在缺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力談判市場。因為從宏觀經濟學角度來講，勞動力市場可能不是完全彈性的。在西方有工會或充分的談判機制，而中國則缺乏這些要素。這樣造成的結果是，即使要將CPI的上漲和工資掛鉤，那誰來給員工掛鉤，由誰來談這件事？這實際上需要工資談判機制來支撐。

——壓制壟斷?！豆べY條例》夭折的一個重要原因被外界猜測為：是壟斷行業的強烈反對。壟斷行業不僅聚斂著“全民所有”下的資源，而且多年來一直是超高收入階層的代表。利益面前，壟斷行業成為分配制度改革的攔路虎?！度嗣袢請蟆吩诮湛l署名文章指出，“財富分配”與“收入分配”時?；煊?，但兩者有重大區別。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分配存量體現為財產存量，具體而言，即實物資產、金融資產和無形資產。在現實生活中，直接獲取各種資產，以及資產的增值、貶值遠比通過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貧富差距要大得多。例如，廉價獲得國有礦山的開采權，由此形成的財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產權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轉移本來屬于全民的資產所致。任何國家都有壟斷，有些壟斷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如公用事業的國家壟斷，但有些壟斷則不然。在財富極度金融化的社會，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往往成為財富差距擴大的加速器。因此，上述這些制度不改，分配制度的改革僅僅從“收入”著手都只是治標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