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英譯概觀

廖志陽

摘要：《墨子》是我國歷史上一部內容豐富、文化底蘊深厚的典籍，其所涵蓋的學科范圍廣泛，是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寶。早在19世紀，《墨子》就已經成為西方漢學界研究的對象之一。150多年來世界上產生了多個《墨子》英譯本和眾多研究其思想內容的英文文獻和譯本，在譯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通過梳理和評析《墨子》英譯有代表性的文獻和譯本，探索了《墨子》英譯發展的脈絡和軌跡。

關鍵詞：《墨子》；英譯；梅貽寶；華茲生；李約瑟；艾文賀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2?0232?05

墨子是我國歷史上一位主要哲學家，他所創立的墨學在秦漢之前是和儒家齊名的顯學。記錄其思想和觀點的《墨子》一書涵蓋的學科范圍甚廣，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不多見。由于多種原因，比起我國其他經典，如《道德經》《莊子》和《論語》等，《墨子》的英譯本數量并不多。但早在19世紀，西方漢學界就已經開始對《墨子》進行翻譯和研究了。據筆者檢索統計，至2012年底，已經出版的《墨子》各類英譯版本達12個，其中包含3個全譯本。此外還有一定數量《墨子》英譯研究的學術論文和著作。本文試圖梳理和評析不同時期《墨子》英譯本及其影響，以求教于譯界同仁。

一、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的《墨子》英譯概況

早在19世紀60年代，《墨子》就已經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1861年由香港倫敦傳道會印刷所出版的《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s）中，英國圣公會牧師理雅各（James Legge）就曾以較大的篇幅討論了楊墨學說，并且還翻譯了“兼愛”（上、中、下）三篇，其翻譯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通過比附墨子的“兼愛”來宣揚基督博愛的道理。由于理雅各在翻譯時堅持以保持原文特色為主要目的，大部分譯文對于缺乏中國傳統典籍文化知識背景的西方讀者來說，顯得晦澀難懂。因此，其關于《墨子》部分篇章的翻譯，在當時并未

引起廣泛關注。

191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胡適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邏輯方法之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此書遂成為中國學者向西方介紹墨學的最早的英文著作之一。但也有學者認為，他在書中的“大膽的假設”并沒有經過“小心的求 證”[1]（113），將《墨子》中“墨經”部分歸為“別墨”所作，這一觀點在墨學研究歷史上一直存有爭議。

1927年，中國留美學者梅貽寶（Y. P. Mei）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題為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墨子：一位被人忽視卻與孔子匹敵的對手》）的博士論文，除“墨經”和有關軍事的部分，他在論文中翻譯了現存《墨子》 53篇中的36篇，這部分譯文于1929年在倫敦普羅賽因出版社單獨出版，其書名為《墨子的倫理及政治論著》（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梅貽寶的翻譯以清代孫詒讓的《墨子間詁》為底本，緊扣原文且注釋詳實，譯文質量較高。他認為不翻譯“墨經”和有關軍事部分的篇章的主要原因是，前者的作者身份尚待考證，而后者則與闡釋墨子思想關系不大。翻譯時，梅貽寶還比對了福爾克的德文譯本，并在其譯本前言中指出福爾克譯文的不足：“But on certain points， especially in his introductory essay， we have to disagree with his authority. [2]（xii）（但在一些特定的觀點上，尤其是出現在其介紹性文章部分的觀點，我們對其權威性持不同意見。）”至于譯文采用何種翻譯策略，梅貽寶也在序言中給出了明確的答案：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work we have often had to face the dilemma between preserving the native colour and expres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uthor and employing modern idiomatic English. For evident reasons our decision has usually been for the former， sometimes， perhaps， at the expense of the latter. But we still hope we have succeeded in presenting the work in intelligible English.[2]（xii）（在翻譯過程中，筆者總面臨一種兩難的境況，即在譯文中是保留原文色彩與古代原作的表達方式，還是采用現代地道英文表述。很明顯，我們決定選擇前者，有時或許還犧牲后者。但我們仍希望能成功地用明晰的英文表達展現原作。）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梅貽寶主要采用的是異化的翻譯方法，在翻譯過程中盡量保存中國的語風和墨子原文的特色。其譯文的讀者類型，定位為具有一定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基礎，能夠結合譯文下的注釋自行比對不同文本，并就所涉及的內容進行擴展性閱讀，盡可能理解原文意思的英美人士。至今，中西方漢學界仍普遍認為，梅貽寶的譯文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并且是研究《墨子》英譯的重要參考書之一。他的譯本對后來的《墨子》英譯活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其后所產生的很多研究《墨子》的英文文獻和英譯本中都可以找到關于對梅貽寶譯本的論述和評價，如華茲生就曾在其譯著《墨子選譯》中提到梅貽寶對其翻譯《墨子》提供了重要的借鑒：“I am particularly indebted to the last for many valuable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nder Mo Tzu in English. [3]（17）”（我尤其感謝后者為我如何將《墨子》譯成英文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這一時期還有一部分學者在研究《墨子》的同時，選擇性地翻譯了少部分《墨子》的篇章，如美國漢學家布德（Derk Bodde）在翻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一書時節譯了“兼愛”“天志”和“明鬼”篇中的部分段落，以及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哈羅德·H·羅利（Harold H. Rowley）發表了題為《中國的哲學家墨翟》（The Chinese Philosopher Mo Ti）的文章等。

總體而言，這時期《墨子》英譯有三個特點：第一、西方漢學界對《墨子》研究還不系統，還處在淺層次的介紹階段，出于研究角度、文化背景和知識儲備等因素。除梅貽寶的節譯本和博士論文外，《墨子》英譯成果多以片段的形式作為墨子思想研究的副產品零星散見于少量的文獻中；第二、譯者多采用直譯的翻譯方法，由于缺乏對原文本意思的深入理解，多數譯文往往容易產生歧義，難以準確傳遞出原文的信息，部分譯文中存在誤譯和漏譯的情況；第三、漢學界對《墨子》的研究價值已經認可，一些譯本對后人研究和英譯《墨子》奠定了基礎并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二、20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末的《墨子》英譯進展

1963年，美國學者華茲生（Burton Watson），在紐約哥倫比亞出版社出版了《墨子選譯》（Basic Writings of Mo Tzu），并于2003年再版。他的譯文是繼梅貽寶譯本之后另一個有影響力的《墨子》節譯本，不僅成為中西方學者翻譯和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參考文獻之一，還被多所西方高校選作漢學研究課程的教材內容。其譯文涵蓋了《墨子》現存53章中的精華部分，即“尚賢”（上）、“尚同”（下）、“兼愛”（下）、“非攻”（上）、“非攻”（下）等13個章節。從節選翻譯篇章的內容上看，他認為盡管每個章節下的篇章在用詞、立意和內容上存在區別，但核心意思基本一致，加之文本在保存和流傳的過程中還出現了缺失的情況，所選擇翻譯的部分僅有六章是完整的，因此，他盡量只選擇一個章節中的一篇進行翻譯。華茲生的譯文多采用解釋性翻譯和歸化翻譯方法，具有相當高的可讀性。既高雅莊重，也平實易懂，譯文受眾既包括研究漢學的英美學者，也兼顧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西方普通讀者。從華茲生譯文的句型和用詞來看，其譯文體現出較為明顯的交際性和普及性特點，以“非樂”（上）中的第一句“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睘槔?，他采用了“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benevolent man to seek to promote…”[3]（110）這一結構簡單，且大眾容易接受的口語句式，在用詞方面，他也選用了一些常用詞和詞組，如“harmful”“carry out”和“give ease”等，這種做法使其譯文清晰流暢，通俗易懂，讓英語讀者在閱讀譯本時，能夠找到閱讀西方文獻的感覺。

1978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院古漢語教授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后期墨家的邏輯學、倫理學和科學》（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中，“節譯”了《墨子》書中關于科技的六個章節，并且在對這部分章節的術語和句型進行研究的基礎上，重構了一個新的“墨經”文本。嚴格意義上講，葛瑞漢的“節譯”只能算是一種解釋性的翻譯，因為他并沒有真正完整地把“墨經”部分翻譯成英文。但他的這種解釋性翻譯和重構“墨經”文本的勞動，卻為西方漢學家了解和研究《墨子》提供了啟迪。該書在西方漢學界墨學研究領域具有較大的影響，西方學者在涉及后期墨家學說研究時，多引用書中的考證和觀點作為論證的依據。

1980年，倫敦皇家學會會員、英國劍橋大學甘維爾·基斯學院前任院長李約瑟博士（Joseph Needham）在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II）中，翻譯了“經”（上）和“經”（下）的部分片段。

為辯別《墨經》中的科學命題，李約瑟用數十頁的篇幅，引用福爾克、馮友蘭、休斯（Hughes）、馬伯樂（Maspero）等人論述“墨經”的譯文進行對比，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對原文的理解，創制了他自己的譯本。李約瑟認為，正是《墨子》有關物理和生物學的命題與論述，區分了墨家和道家。盡管《墨子》仍存在訛誤且校釋不一，但墨家著作仍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力：“當然，我們看到的墨家著作，是通過了原文多有訛誤加之校釋不一那副墨鏡的。但它的具體細節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廣泛的事實，即它們勾畫出了堪稱為科學方法的一套完整理論?！盵4]（201）雖然李約瑟并未接受過正規的漢學教育，但他的治學態度極其認真，其翻譯的片段參考了多個版本的《墨子》譯文，旁征博引，文意通順。尤其是他對“墨經”的翻譯、研究和論述，讓西方學界對中國科技文化的多樣性，有了新的認識。

這時期還有一些相關研究著作和文獻值得注意，如周幼偉（Augustinus A. Tseu）1965年在臺北出版的《墨子倫理哲學》（The Moral Philosophy of Mo-tze）和1976年時超在臺北文致出版社編撰的中英對照和文言白話版《墨子》一書等，在此不贅述。

這一階段《墨子》英譯進層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相比前人，譯者對墨子的研究更為深入，譯文更注重傳遞原作的意思而非拘泥于文體形式，譯文的質量有了進一步的提升；第二，譯者的翻譯片段數量增多，但多集中在“墨經”部分，其譯文往往是為研究墨子思想提供幫助，尚無譯者完成《墨子》全書的翻譯；第三，譯者范圍擴大，譯者多為西方漢學界的代表性人物，在翻譯方法上多采用意譯或解釋性翻譯，目的是更貼近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讓更多人了解和熟悉墨子思想。

三、本世紀以來的《墨子》英譯現狀

2001年，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艾文賀（Philip J. Ivanhoe）和瓦薩爾學院教授萬白安（Bryan W. Van Norden）在由紐約·倫敦七橋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哲學經典讀本》（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一書中，翻譯了“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和“非命”的部分章節。兩人選擇翻譯的篇章均為《墨子》全書的核心，其譯文主要針對西方讀者，譯文流暢，表意明晰。同時，兩位譯者還在譯文下附有較為詳細的注釋，內容涉及詞語解釋、人物和地名簡介。如此翻譯的原因，主要是為讀者了解原書意思提供豐富的參考信息。

2006年，我國典籍翻譯專家汪榕培和王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墨子>英譯全譯本》（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ozi），這是歷史上第一部《墨子》的英文全譯本。其譯文以孫詒讓的《墨子間詁》為底本，共耗時兩年半完成。該書充分吸收了近幾十年來墨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此基礎上指出并修改了梅貽寶、沃森等人譯文的不足和漏譯。此外，在翻譯過程中，兩位譯者參閱了十余種《墨子》的不同版本和今譯本，參考了西方學者關于墨子的著作和論文，結合自身對墨子研究、考證和理解，完成了這項翻譯工作。在翻譯時只對某些詞語進行必要解釋，盡可能減少對譯文內容的刪節。

該書采用中英文對照的方式排版，譯文內容緊扣原文，表意明晰流暢。關于譯文的遣詞造句，汪榕培和王宏認為，應當根據文本的不同語境采用相應的詞句類型。大體還是選擇口語化的句型，涉及到講道理和表達概念所翻譯的詞句時，則“應該確切，不能過于通俗，必須選擇較為正式的詞語”[5]（35）。汪榕培和王宏的全譯本在《墨子》英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遺憾的是由于沒有在國外出版，因此在海外讀者和國際漢學界影響力有限。如西方首位英譯《墨子》全書的伊恩·約翰斯頓（Ian Johnston），在其2010年出版的譯作《墨子全譯》中評述《墨子》英譯時，就忽略了汪榕培和王宏的譯文：“Also， scattered over the past eighty years， there have been three partial English translations， those of Mei （1929）， Watson （1963）， and Ivanhoe （2001）.[6]（xi）（同樣，在過去80年里，產生了梅（貽寶）（1929），沃森（1963）和艾文賀（2001）這三個英文節譯本。）”由此可見，他只提到了幾個在西方已經出版且較有影響的《墨子》節譯本，似乎不知道已經有中國學者完成了《墨子》全書的英譯。

汪榕培和王宏發表首個《墨子》英文全譯本3年之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愛丁堡大學教授李紹崑，于2009年在北京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歷史上第二部《墨子》全英譯本——《英譯墨子全書》（The Complete Works of Motzu in English）①。李紹崑在書中較為詳細地歸納了西方漢學界有關《墨子》英譯的概況。值得一提的是，李紹崑在眾多《墨子》譯者中是研究《墨子》時間較長且較為系統的一位。早在1949年他就已經開始研究《墨子》全書，其后的20年里，他以墨學的不同領域為研究方向，分別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發表了多篇關于墨子研究的論文和著作。如Mo Tse on Time and Space（《墨子論時間和空間》，1956）、The Socio-Educational Thoughts of Mo Tse（《墨子的社會教育思想體系》，1963）和 Mo Tzu： The Great Educator（《墨子的教育體系》，1969）。1985年，其著作Mo Tzu： The Great Educator and His Educational Systems（《墨子：偉大的教育家》）被中國學者張志怡翻譯成中文并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多年學習和研究墨子其人其書為李紹崑完成《英譯墨子全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紹崑的譯文注重展現《墨子》原作的真實面貌，因此在翻譯過程中他更多采用的是直譯的方法，表達較復雜意思時采用意譯法。與其它英譯本不同的是，在每章譯文的開頭，他還加上了一段導讀性的文字或譯者自己結合實際對本章節的理解，為讀者閱讀和理解章節意蘊，提供宏觀性的提示。

2010年加拿大溫哥華島大學研究員伊恩·約翰斯頓，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墨子全譯》（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此書是歷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學者完成的《墨子》英文全譯本。

約翰斯頓認為，他的《墨子全譯》主要針對兩類讀者，一類是只對墨家哲學部分感興趣的讀者，另一類是對原文文本感興趣，將《墨子》視為中國早期哲學作品，且中英文水平均較高的讀者。為了兼顧兩方面的讀者，他在排版時將原文和譯文進行分頁處理，并且腳注也盡可能言簡意賅，希望這能為不同需求的中西方讀者在閱讀時提供便利。在談及該書的意義時，約翰斯頓表示：

My hope is that despite its deficiencies， recognised and as yet unrecognised， this work will prove to be of interest and value both to scholars of Chinese and to students of philosophy more generally； and will play some part in establishing Master Mo Zi and the school he engendered in their proper place of prominence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6]（xv）

（我希望這本書，盡管還存在已知或未知的缺陷，能讓中國學者和哲學專業的學生感興趣并為他們提供參考價值；同時也希望能為墨子和他所創立的學派在中國早期哲學和中國學術史中建立具有其合適的地位貢獻一份力量。）

他還略帶遺憾地指出，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書中不得不省略腳注中許多擴展性的信息、譯者本人的一些評述以及關于《墨子》研究的日本文獻。雖然出版的時間不長，但約翰斯頓的這本譯作已經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漢語言和文學教授梅維恒（Victor Mair）對該書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認為此書是“一項杰出的成就”，并且它“將這位被不公正地忽視了的中國古代思想家重新帶到了我們身邊”[7]。

這一時期的《墨子》英譯呈現出以下特征：第一，譯作與墨學研究的發展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隨著海內外對《墨子》關注度的提高，墨學研究成果推陳出新，涌現了一大批著作和文獻，這些成果為譯者提升《墨子》翻譯質量，發現并改正前人譯作中的不足提供必要條件。同時，譯者通過翻譯《墨子》也為墨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素材；第二，多部《墨子》英譯全譯本的出現標志著《墨子》英譯進入新的發展時期；第三，譯者對《墨子》思想的理解更加透徹，翻譯前的研究準備也更為充分，因此譯作質量較高，能比較準確表達原文意思，漏譯和誤譯的情況較前兩個時期有所減少。

四、結語

綜觀《墨子》英譯歷程，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四點。

第一，早在19世紀《墨子》就已經成為了西方漢學研究的對象之一，由于種種原因在2006年以前，未曾出現過《墨子》英文全譯本。在19世紀至20世紀期間，出現了梅貽寶和華茲生兩個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節譯本，雖然二人只是分別選譯了《墨子》的36個和16個章節，但這兩個譯本在譯界至今仍具有較強的影響力，成為后人研究《墨子》英譯必不可少的參閱文本。

第二，隨著國內外學界對《墨子》研究的深入，以及新時代語言轉換和內容表達特點的凸顯，為滿足當代讀者了解《墨子》思想全貌與其觀點精髓的需求，中西方學者近年來陸續出版了三個《墨子》英文全譯本。從中西方《墨子》英譯的進展情況看，西方學者比中國學者更早關注《墨子》英譯，其譯本總體數量比中國學者多?，F代中國學者的譯本雖然取得了較大的成就，由于未在國外出版，其譯本的影響有限。

第三，關于《墨子》英譯的論文和著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類。一類是在介紹中國哲學思想史、論述墨子生平及主要思想的同時，對《墨子》部分內容選擇性的進行翻譯和闡釋，如《劍橋中國古代史》和《中國哲學起源》等書關于《墨子》主要內容的介紹；一類是關于《墨子》部分思想尤其是對“墨經”的翻譯和研究。如《中國哲學經典讀本》和《中國科學技術史》論述“墨經”的部分，以及《選擇多還是少：“大取”和“小取”篇翻譯和分析研究》等；最后一類是專于《墨子》文本的英譯。如《墨子的倫理及政治論著》、《<墨子>英譯全譯本》、《<墨子>英譯對比研究》和《墨子全譯》等。

第四，除已經發表的著作和論文外，在西方還有一定數量的關于《墨子》研究的博士論文及互聯網電子文獻資料。其中一些論文有獨到的見解，但也有部分論文的觀點屬于老調重彈，或觀點缺乏有效的理論支撐，翻譯和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對《十論》的理解和《墨辯》的討論上，較少涉及《墨子》全書宏觀性的研究。

綜合上述情況可看出，《墨子》英譯總體呈現出相對不平衡的狀態。一方面，西方墨學研究在“墨經”釋解、思想闡釋、學術淵源等方面取得了較多成果，而且西方學者完成的英譯成果也相對較多；另一方面，雖然近年來國內墨學研究在傳承和挖掘墨子思想精髓等方面出現了多姿多彩的繁榮局面，但《墨子》的英譯則顯得相對沉寂，既沒有出現豐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層面和視角也顯得比較單一。這種現狀導致了兩種后果的產生：一是對《墨子》英譯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文本間字面意思的轉換和闡釋，很難對其后續研究提供有用的學術資源；二是《墨子》英譯研究局限在一定的學術范圍之內，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無法進入世界范圍內典籍英譯研究的中心，其文本和思想的寶貴價值也較難被世界各國文化的重視、吸收和研究。

誠然，這種局面的形成與政治、歷史和文化等多種因素密切相關，改變這種局面也非一日之功，需要我們教育、科研、文化和譯界學者共同努力，深入探討。

注釋：

① 根據李紹崑在《英譯墨子全書》前言中的描述，他的譯文實際上在2000年就已完成初稿，2002年被商務印書館列入了待出版書籍目錄。但其譯本直到2009年才正式出版。

參考文獻：

[1] Cyrus Lee. Tran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otzu in English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2] Mei Yi-Pao.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 [M]. London： Authur Probsthain， 1929.

[3] Burton Watson. Mo Tzu： Basic Writings [M].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M]. 上海： 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5] 汪榕培， 王宏譯. 大中華文庫： 漢英對照墨子I[M].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6] Ian Johnston. 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 [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2010.

[7] 梅維恒關于《墨子全譯》的書評，http：//cup.columbia.edu/ book/978-0-231-15240-2/the-mozi/reviews.

[編輯：汪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