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銅器銘文看商周政治與社會

黃善哲

青銅器銘文，又稱金文，或鐘鼎文。在中國歷史上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歷史上許多史料無記載或記載不詳細的歷史事件，從銘文上可以找到相關內容，并且可以和史料相互考證。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就是說拿地下出土文物上面的文字，如甲骨文，銘文等等和史料相互考證，如內容一致，則說明史料記載可靠，如不一樣，則需再詳加考證。最主要的作用是為研究殷商，西周，春秋戰國的社會狀況，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況提供了原始資料。

一、商金文中所反映的殷商政治與社會

（一）商中期銘文反映的氏族形態

從研究結果看，說商周時期已經邁進了國家的門檻是不成問題的。但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態顯然帶有濃郁的血緣色彩，如殷商時期的社會基礎是族氏組織，從文獻上看，族氏組織的結構又比較復雜，早期銅器銘刻尤其是殷商器銘大多只有短短三、五字乃至一字，其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六種。第一種為僅有日名或親稱加日名，其含義相對明確，表示該器為祭祀某人而作；第二種形式則為僅鑄一種象形意味十足的文字；第三種形式則是一、二兩種形式的組合；第四種類型比較少見，主要是由祭名加日名構成，表示該器具體的用途（尤其是表示該器是專門用于某種祭祀的）；第五種類型就是個人名號加親稱與日名，表示該器由某人制作、并專門用于祭祀某位先祖；最后一種就是表明該器物在祭祀場所中的擺放位置，但極其罕見。

從現有資料看，殷商時期的族氏銘文共計一千余種。此類銘文一般又可以分作單一族名與復合族名兩種類型。所謂單一族名，就是某一族氏組織所用的族氏名號是用來顯示自己的族氏為單純的一級族氏組織，一般情況下，其名號只用一個字來表示。當然，某些單一族氏銘文還附綴上屬于職官標志或居住地性質的文字。而復合族名，則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一族名組成的。這種族氏名號的一大特點就是存在著不同的組合形式。初步估算，金文中的單一族名大概在六百種左右，由單一族名組合而成的復合族名也有三、四百種。從時間上看，殷商早期單一族名多見，晚期則復合族名大量涌現，并一直延續到西周早期，個別族氏名號如“朿”在西周中晚期還依然在使用。

與殷商家族形態、家族結構關系最為密切的當然是復合族氏名號問題。對于復合族名的含義，中外學者或專論、或兼及，多有程度不同的論述，意見不盡相同。如白川靜認為，多數復合族名是表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族的結合，是由幾個族氏結合而成的族的標識。這一觀點直至現在還有少數學者支持。汪寧生則從圖象記事的角度對此問題作出考察，認為這些復合族名大概是記祖先之功業或表示該族之特征。

（二）殷商時期金文反映當時的家族形態與政治等級制度

在族氏銘文的探討過程中，還有一個大家比較關心的話題，即族氏銘文能否體現社會或政治等級身份問題。也就是說，某些族氏銘文是否專門為那些有特殊身份之人而設。之所以為人關注是因為我們相信殷代銅器上的圖象是在表示身分或職能，那么我們必可利用這些圖象所顯示彼此關系的全體觀來設定殷王朝的秩序。而相關的討論主要集中在 “子某”、“亞某”和“冊”上。

商金文中有“子某”類族氏銘文近50個，“子某”所指的族氏組織應該具有相同的社會等級與地位。如白川靜認為，“子字形是表示某種特定身分的標識，‘子’是表示稱作‘多子’的王子身分；在金文里，這‘子’下還添屬其他圖象，大概就是后來稱作‘子某’的吧！這個圖象可能是王子領地的名稱，把它添屬上去作為名號的”。最后，他非常明確地指出，“子與，都是表示王族或王族遺裔的身分性標識”。盡管有的學者否定族氏名號說，但有一點跟白川靜的意見一致，即認為金文中的“子某”其身分是王室貴族成員。甚至某些學者還直接指出，“子某”之“子”就是商王族的姓。涉及身分問題，其推斷的結果自然與白川靜等相似。另有一種極具影響的觀點就是林沄所提的“子”是與商王同姓之貴族的尊稱。這算是一種新說，但與當時的國家形態似乎相悖。

族氏銘文中還常見有系“亞”為稱者，其數蓋在80以上，如“亞疑”、“亞羌”、“亞貘”等等。此類名號也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大家集中爭論的焦點問題就是“亞”含義。自宋代以來，“亞”形就是古代宗廟或宗廟建筑墻垣四周平面圖形的說法，成了學界解釋“亞”形的主流意見。但考古發掘中缺乏“亞”字形建筑基址遺存，所以近現代的許多學者對這一傳統的看法不甚滿意，紛紛另尋新解。新說中有一種重要的觀點，便是“亞”為特定人員的身分性標志。而白川靜部分學者認為，“亞”形似陵墓之玄室，“凡以此為標識之圖象，可能均職掌送葬之禮儀”。王獻唐也主張特殊身分標志說。張光直在重新分析殷墟西北岡大墓資料后，聯系秦漢以后的某些宗廟遺址、青銅鏡圖案、楚繒書以及瑪雅文明的一些遺存，認為殷商的“亞”形必定是宗廟明堂類建筑，從“瑪雅、中國文化連續性”這個角度看，“殷代的亞形代表一項非常古老的信仰觀念”，是一種溝通天地的手段。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意見，比如押記、印章的邊欄、銘文的邊欄性裝飾等等。

就目前材料而言，比較能反映特定身分問題的就是族氏銘文中所綴之“冊”字。此種類型的族氏銘文大概有20多個，像 “冊羊冊”、“冊先冊”、 “陸冊”、“大冊”、“朿冊”、“韋冊”等等。此類銘文盡管都帶有“冊”或“冊冊”的符號，但并不表示它們之間有共同的血緣關系，現在能夠判別的像“韋冊”為妀姓族氏、“冊羊冊”與“朿冊”為子姓族氏、“陸冊”姞姓族氏，所以這些族氏不可能是“冊”的分支，事實上，殷商時期也沒有所謂的“冊”族。依據卜辭及西周銅器銘文推斷，族氏銘文中所綴之“冊”或即為“作冊”這一史官名號的標識，由于相關家族的族長在商王朝中任職“作冊”這樣的職務，所以在族氏銘文中綴上“冊”字以示身分。白川靜認為，這種“圖象標識，大概也用以表示特定的職掌。這個圖象與亞字形不同的是，它幾乎不與其他獨立的圖象結合，所以它不該是各氏族內共通的職掌，而當視為全體禮儀中專掌某職之標識?！鹞乃Q的‘作冊’，就是這種官職?！彼浴皟浴被颉皟詢浴?，只能算作是族氏銘文的附加成分，而并不等于族氏名號本身。

對族氏銘文的研究，目前主要體現在上述兩個方面。但與此類銘刻材料相關的問題還有許多，尤其是現今許多族氏銘文資料都是經科學發掘發現的，有明確的出土地點。因此綜合利用這些材料，對理解當時各個族氏組織的遷徙、演化與發展有很大的意義，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殷商時期以及商周之際的政治、軍事、民族關系等問題。

二、兩周金文所反映的周代政治與社會

（一）西周金文反映的歷史事件

西周的歷史以《史記·周本紀》所記最為詳盡和系統。但也就四五千言，非常簡略。從《史記》的內容來看，僅僅是周王的系譜，外加一點點神話傳說。所以對春秋以前的歷史是個半空白期。但隨著一些青銅器的不斷出土，情形有所改觀，許多專家開始從青銅器銘文上研究西周的相關歷史。以填補史料的不足。以下就例舉幾件器物的銘文所反映的歷史事件。

1.利簋與武王伐紂。1976年在陜西臨潼出土的利簋，鑄銘文三十二字，曰：“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又商。辛未，王在臩蓍，易又事利金，用岝檀公寶尊彝?！崩陌l現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興趣。專家們紛紛對其年代、內容、反映的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內容進行研究探討發表自己的意見。對于這三十二字學者們也有各自不同的意見，尤其對利簋的年代有分歧，有武王、成王兩種說法。說的是武王伐紂之事，武王打敗商紂進入殷都后，有許多事情要急于處理，一直到第五天戌辰，才用豬來追祭文王，并于同日立政，標志著周革了殷王朝的命而自己受了天命。這件銅器的所有者有司利，是在武王立政后的第四天辛末受到武王賞賜的，于是利就于這一天刻了銘文。這件器物是是西周發現最早的青銅器，也證明了文獻中記載的武王伐紂的重大歷史事件的存在。

2.何尊和成王營洛。何尊于1963年在陜西寶雞出土，有銘文一百二十二字，銘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開始在成周營建都城，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內容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后則告祭于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治民眾。周王賞賜何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訓誡勉勵的文告。對研究西周初年歷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3.毛公鼎和周王冊命。西周晚期器物。道光末年出于陜西省岐山縣。由作器人毛公（廠音）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獸蹄形足，口沿飾環帶狀的重環紋。銘文32行499字，乃現存最長的銘文：完整的冊命。共五段，其一，此時局勢不寧；其二，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內外；其三，給毛公予宣示王命之專權，著重申明未經毛公同意之命令，毛公可預示臣工不予奉行；其四，告誡勉勵之詞；其五，賞賜與對揚。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毛公鼎為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器物。清道光末年于陜西岐山出土的重器。銘文長達四百九十九字，為皇皇鉅制，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并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

4.虢季子白盤和西周攻擊戰。虢季子白盤鑄于西周宣王時期，該器體型雄偉，銘文超過了百字，達到111個。銘文記載了子白鑄造該器的原因。當時周宣王對獫狁（匈奴的祖先）發動戰爭。子白作為軍隊的先鋒，在洛水之北英勇作戰，取得斬首五百，俘虜五十人的大勝。周王對子白大加贊賞，并在太廟的宴會上宣布賞賜給他四駕馬車、大鉞、朱紅之箭。子白于是鑄造此盤，讓子孫萬世永為紀念。虢季子白盤上的銘文是研究我國西周奴隸制度社會歷史、政治、軍事的重要資料，也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最大的青銅盤。

（二）西周時期的政治形態與社會結構

國家形態涉及國家結構和國家政體兩大方面。其中國家結構形式主要指國家內部的組成、國家整體與各個組成部分的關系；而國家政體也就是國家的管理形式，主要通過各種政治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來實現。具體到西周，大致包括封建制度、監國制度、巡狩制度、職貢制度、廷禮冊命與官制、法律制度以及軍制等等。

西周的國家結構是周初封建與“周邦”、“萬邦”并存的“天下”格局。殷商時期，周人蓋以“周邦”或“小周邦”自稱，這當時是針對“殷邦”或“大邦殷”來說的。在《尚書》、《詩經》等文獻皆有反映。在西周金文中，“周邦”之外還有“萬邦”。此外，“周邦”還可稱為“中國”（何尊有記載），“內國”（禹鼎），與之相應的是“東國”（班簋、師寰簋）、“南國”（晉侯蘇鐘）等等。 周王之命系于上天，所以成為天子。所以“周邦”之外的地區都要受到周王的節制。所以從周初到西周末，周天下的政治格局為周邦與萬邦并存。

周初的宗親姻親與功臣，經由天子的“授民授疆土”而得以自立，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也即諸侯國。由于他們是周天子封建的，所以在政治上當然會有君臣的名分，所以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例如在經濟上要行職貢，軍事上要從王出征，或為王朝抵御外敵。

同樣，周天子對這些諸侯也必須利用各種手段嚴加控制。政治上有再冊命之制，也就是新老天子、諸侯更代之時，由周王另行冊命，還要委派諸監對諸侯國進行監視等等。經濟上，則行征納之制，軍事上，要求諸侯為周之潘屏。

這樣的政治格局，跟后世統一王朝下的中央和地方間的關系相比較，依然存在很大的區別。周代的諸侯國有獨立的政治、軍事、經濟權力，絕不能以“周邦”或“周天下”的地方行政單位視之。

西周社會形態與社會變遷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階級、等級結構，二是社會組織結構，三則是地域行政區劃與行政組織。西周時期的階級、等級結構，是社會群體結構中政治結構的集中體現，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核心和基礎。對階級、等級結構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當時社會結構基本格局形成的內因。同時階級等級結構也是當時作為個人的不同社會成員政治地位的體現，周代社會也需依賴此種結構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因此，個人的社會角色與這種結構的穩固與松動密切相關。周代的血緣性家族組織不僅是社會群體最為基本的類型，同時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兼有政治、軍事、經濟等功能性社會組織的因素。所以，家族宗教的研究基本等同于當時社會組織結構的研究。地域行政區域與行政組織從滋生到成熟，是個緩慢的過程。而這些要素在西周金文資料中都有比較充分的體現。

（三）西周時期的天命與祭祀

在西周的意識形態問題上，最為突出的是天命思想。不但出現在《尚書》，《詩經》等文獻上，在西周青銅器銘文里也充分體現。比如，“文王受茲大命”（何尊）、“不顯文王，受天有大命”（盂鼎）等等。

在周人看來，“小邦周”之所以能克“大邑商”，是自身“德配上帝”，受到老天的眷顧，成了上帝的選民，故而自稱天子。所以在武王克商后，便“延告于天”。在周人眼里，天和上帝是萬物的主宰，也具備了一定的人格風采，有喜怒哀樂，有善惡是非。他們對上天的態度是忠誠的。

西周時期對“天”，“帝”的崇拜構成了當時宗教觀念的核心，并對當時的政治思想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成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的學者們關心的話題。

在西周的初期，祭祀禮大多是繼承商人的，體現了“周因于殷禮”的大原則。如西周初期著名青銅器“天亡簋”，清代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岐山。四耳作獸首形，有珥，方座，腹及方座皆飾卷體夔龍紋。造型莊重，裝飾華麗，制作精致。腹內壁有銘文八行七十八字，記載周武王滅商后為其父文王舉行“大豐”的祀典，實際是鑄件人對周文王父子的頌詞。這是研究西周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物，同時是西周銅器斷代的標準器。在穆王之后，周人形成了自己的祭祖禮儀系統。

（四）從“物勒主名”到“物勒工名”所反映的東周社會變革

戰國中期以后，銘文的載體有了較大的變化，兵器，度量衡器成了主要勒刻對象。同時銘文內容也有了改變，“物勒主名”替代了“物勒工名”。載體與內容的變化能說明一些歷史問題。

在兵器上刻字由來已久，銘文簡單，表示的是該器為某人或某家族所有。這種現象我們以“物勒主名”稱之。戰國中期后，情況改變，且多為十字或數十字的長銘。如新鄭韓故城所出土的韓兵器、易縣燕下都所出的燕兵器以及傳世器的商鞅三兵等等，皆為典型代表。

戰國中后期的兵器銘文，所能反映的歷史問題很多，如歷史地理的沿革，鑄造工業的分布，列國的官制與兵制，姓氏制度的變化等等，皆能從兵器銘文的研究得以揭示。但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列國的工官監制制度以及其體現出的社會變革的情形。

三、研究青銅器銘文的意義與作用

盡管現在我國傳世的典籍非常多，但真正可以作為研究殷商史的史料并不是很多，所以商周史的研究僅以傳統典籍為依據，不僅材料過于單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隨著青銅器的不斷發現，金文越來越起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對殷商金文的研究，也能促進甲骨文字與卜辭資料的分組分期等基本問題的探討，從而進一步推動研究的深入。目前發現的殷商時期的金文資料，很少有長篇巨制的文章，其重要性與甲骨文比還有一點的差距。

對周史研究而言，尤其對西周史來講，西周金文的重要性已得到了相當充分的體現。他們是西周史研究過程中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不僅具有比較確切的時代同步性，且數量龐大。很多長篇銘文的史料價值都可以與傳世的周初文獻相媲美，甚至超過傳世文獻。并且在中國書法領域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商周的銘文樸茂凝重，瑰麗沉雄，整體上呈現出線與塊面結合的美，是我們學習書法的重點。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對周代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歷法等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幾乎都得益于金文資料的大量出土與相關研究。

目前的金文研究，可以說是考古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商周時期許多遺址與墓葬，就是因為有金文資料的出土，才使得一些關鍵性問題得到解決。同時，作為青銅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金文本身研究的不斷深入，也能促進銅器類型學的日益精準。

總之，青銅器絕大部分是傳世品，并且有一部分青銅器帶有銘文，所以極其珍貴。由于時間悠遠，他們是西周史研究過程中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不僅具有比較確切的時代同步性，且數量較大。因為古青銅器的學問中包含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就要注意歷史、歷史理論的學習和指導。其次是研究中要依據科學考古發現的青銅器標準器和標準器群。通過這篇論文的寫作我能夠認識到商周社會的政治文化對后世的影響是深遠的。包括銘文所反映的商周時期的政治形態、社會結構和歷史事件對于我們來說都是一段段凝固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