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外幣在華流通研究綜述

周振明

（安徽大學 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09）

一、相關研究階段和主要特點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外學者就已經開始對外幣在華流通問題做研究，這主要以彭信威《中國貨幣史》、耿愛德《中國貨幣論》和郝延平《近代中國商業革命》為代表；而相關專題研究則比較少，20世紀50年代獻可編著了《近百年帝國主義在華銀行發行紙幣概況》，此外的研究還有梁方仲的《明代國際貿易和銀的輸出入》、全漢昇的《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偟膩碚f，這個階段只是對外幣在華流通做了初步的研究，且多是在綜合性著作中涉及到或者做錢幣學研究，專題研究比較少，僅停留在宏觀視角上，對外國貨幣的種類和流入中國的途徑以及影響沒有做進一步的微觀分析。

20世紀60年代以來，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多次出土了16到18世紀不規范及規范機制兩種形制的西班牙銀幣，從而為探索福建與東南亞在歷史上的貿易交往提供了實物佐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錢幣學研究獲得了很大進步，開始對外幣的流通渠道、造成的影響做專題研究。陳志明闡述了墨西哥銀幣在中國產生的巨大影響。［1］陳鵬《從泉州發現的西班牙銀幣談起》利用《宋史》和《文獻通考》的史籍與菲律賓出土文物的二重證據法，考證了外幣流入中國的途徑。［2］陳建鷹《關于西班牙銀幣流入中國的若干個問題》詳細探討了西班牙銀幣流入中國的問題，西班牙銀幣流入后中國貿易地位的變化和西班牙銀幣被切割的問題。［2］賴俊哲、江偉年、張東山《試論16世紀后福建的對外貿易與外國銀幣的流入》就自20世紀70年代起陸續出土的數批外國銀幣，探索了福建與東南亞在歷史上的貿易。［2］

進入21世紀后，有關外國銀幣的研究進入了專題研究階段。姚會元《中外錢幣交流及西方銀元流入對中國貨幣近代化的影響》從貨幣流通的新角度，研究了中外經濟關系。［3］張寧《清代后期的外幣流通》就外幣流通的格局、外幣流通的半殖民地性、外幣流通與與晚清時期的幣制改革做了研究，認為外幣的滲透與侵略活動經常有密切關系，但根本原因是它們適應了我國貨幣制度改革的需要，被缺乏貨幣主權意識的中國人所主動接受。［4］張寧《墨西哥銀元在中國的流通》還研究了墨西哥銀元在中國的流通問題，詳細地闡述了鷹洋的溯源、形制、流通情況及其所產生的影響。［5］王芳《略論明清時期西洋銀幣之流入》就國家博物館藏清代西洋銀幣荷蘭馬劍銀幣、西班牙銀幣、墨西哥鷹洋、美國銀元和英國銀元，做了初步的探究。［6］鄒曉昇《銀元主幣流通與上海洋厘行市的更替》以鷹洋在近代中國貨幣流通中的勢力為切入點，系統梳理了中外各種銀元勢力消長變化的態勢及其與洋厘行市種類更替的關系。［7］林日杖《五口通商時期的銀元風潮與近代中國金融的發展》一文認為，五口通商時期的銀元風潮，是這一時期金融風潮的核心問題，它的產生與解決，是中外有關各方為了自身利益進行博弈的結果。［8］公一兵《試論清代福建的白銀貨幣結構》以福建的各種經濟契約文書為研究對象，試圖對清代福建地區白銀貨幣的使用狀況加以描述，并進而解釋中國本土貨幣制度在外國貨幣流入背景下所發生的變化。［9］（P91～116）這個時期的研究開始從外國銀幣的形制與流通渠道，轉向研究其在中國的流通情況，并對其展開了微觀分析，充分肯定了鴉片戰爭前外國貨幣對中國貨幣制度帶來的正面影響，在研究區域上也開始轉向上海地區。

二、問題討論及后續研究思考與展望

流入中國的外國銀幣總數的估算問題。有關流入中國的外國銀幣總數的估算，彭信威認為，清末外國銀幣在華流通的銀元數量超過5億銀元。［10］（P880）因沒有可靠的調查做依據，這只能是偏于保守的估計，實際數字也許高出許多。郝延平則估算為11.9億銀元。［11］（P76）其他學者的估算都大致不一樣，這給以后外國銀幣的研究留下了一個難題。

外幣流通的半殖民地性問題。清代后期外幣的流通，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過去的研究認為，其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是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彭信威認為其“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性”［10］（P889），張寧認為“由于外幣的流通與各種形式的侵略活動間存在很多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上述的觀點有著不可動搖的合理性……然而，討論這一問題又需要采取歷史的、具體的態度……外幣流行客觀上反映了經濟發展對幣制變革的要求，有效交換手段的大大缺乏提高了商品流通交換的成本”［4］。外幣之所以流行于清朝后期，主要是因為商業經濟的客觀需要，沒有人在鴉片戰爭前強迫中國使用外國銀元，外幣流通只不過是貨幣制度由傳統到近代的轉型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一個正常的經濟現象。

在上述的所有研究里，其研究視角有宏觀也有微觀，研究區域有大到全世界全中國，也有小到福建、上海、廣州等地區，但是對于中國內陸地區卻沒有過專題研究，只是在零星文章里一筆帶過。未來的相關研究應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努力填補這一研究空白。

中國歷代王朝在重農輕商思想的影響下，各種官修文獻對經濟活動記載甚少，而且已有記載中多有刻意整理、修改甚至虛報的情況存在，故而僅僅依靠零散的官方材料，很難對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經濟問題做出更為準確深入的分析，而分散在民間的各種經濟契約文書，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第一手資料，則具有很大的價值和很高的可信度，因此，未來的相關研究，可以民間各種經濟契約文書為依托，展開相關分析。大量的不同年代、不同地區的各種經濟契約文書，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好更真實地了解不同歷史時期，尤其是明清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福建的中國對外經濟契約文書收集較為完整，因此，相關研究可以嘗試從福建現存的中國對外經濟契約文書入手，而徽州地區經濟契約文書的大量發現，又將為利用徽州經濟契約文書研究內陸地區明清時期外幣在華流通后的白銀貨幣結構，提供更為便利的研究條件。

［1］陳志明.墨西哥銀幣在中國貨幣史上的影響［J］.中國錢幣，1992（3）.

［2］福建省錢幣學會.福建省錢幣學會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第五次東南亞歷史貨幣暨海上絲綢之路貨幣研討會專輯［C］.福州：福建省錢幣學會，1994.

［3］姚會元.中外錢幣交流及西方銀元流入對中國貨幣近代化的影響［J］.福建論壇（文史哲版），2000（6）.

［4］張寧.清代后期的外幣流通［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2）.

［5］張寧.墨西哥銀元在中國的流通［J］.中國錢幣，2003（4）.

［6］王芳.略論明清時期西洋銀幣之流入［J］.中國歷史文物，2005（2）.

［7］鄒曉昇.銀元主幣流通與上海洋厘行市的更替［J］.史學月刊，2006（8）.

［8］林日杖.五口通商時期的銀元風潮與近代中國金融的發展［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9］公一兵.試論清代福建的白銀貨幣結構［A］.劉秋根，馬德斌.中國工商業、金融史的傳統與變遷：10至20世紀中國工商業、金融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

［10］彭信威.中國貨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11］（美）郝延平.近代中國商業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