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二次改革中的制度紅利

史志杰

摘要：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我國面臨一次改革的制度紅利逐步遞減甚至趨于消失，但是制度紅利的形式也在隨著階段性發展的變化發生著深刻變化，城市化的制度紅利、優化經濟結構的制度紅利、人力資本的制度紅利為二次改革提供了巨大空間，為我國推進民富優先的二次改革注入強大活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必將順利完成。

關鍵詞：二次改革；制度紅利；城市化；優化經濟結構；人力資本

李克強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倍贫燃t利是改革的前提條件，沒有制度紅利就沒有改革。隨著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制度紅利的形式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從現實情況看，二次改革的制度紅利空間仍然很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啟動二次改革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

一、二次改革的制度紅利空間大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中期之后，發展的紅利模式將發生深刻轉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城市化加速帶來經濟發展的紅利：二是經濟結構轉型加快帶來經濟發展的紅利，三是人力資本取代人口數量增加帶來經濟發展的紅利。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通過二次改革釋放這三個方面的紅利的空間巨大。

1.城市化的制度紅利空間巨大

2011年城市化水平達到51.27%。正處于城市化向高級階段提升、飛躍的緊要關頭，正處于一個城市化超常發展的新階段。按照現有城市化發展速度，未來10年左右，城市化水平將提升到60%左右，進入城市化的高級階段。

如果我國能夠把握城市化時代的客觀趨勢，推進城鄉一體話的體制創新，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將會創造巨大的城市化制度紅利。如果城市化提高1個百分點，就有大約1300萬人口由農村進入城市，居民消費總額大約增加1200億元。按照這個預測，如果我國城市化率在未來10年提高10～15個百分點，僅居民消費就可以拉到1.2～1.8萬億元?？紤]到消費的乘數，以3倍測算，可以拉動3.6～5.4萬億元的消費總量增長。

2.優化經濟結構的制度紅利空間很大

按照“結構紅利假說”，由于各部門具有不同的生產率水平和生產率增長率，因此當投入要素從低生產率或者低生產率增長的部門向高生產率水平或者高生產率增長部門流動時，就會促進總生產率的增長，從而帶來結構紅利。

通過制度改革優化經濟結構的空間巨大。盡管我國已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但是制造業處于國際產業鏈低端，服務業發展遠遠滯后于工業化進程。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服務業的比例明顯過低。服務業的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60%左右，而我國長期徘徊在35%～40%左右。有專家預測，我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服務類消費市場。未來10年，城市人口將上升到6.3億，這一龐大的人群構成了“中國服務”未來的客戶主體。

3.人力資本的制度紅利空間很大

進入工業化中期之后，隨著勞動力數量增長紅利模式的終結，所有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都是通過投資于人的制度安排，實現有數量型人口紅利轉向質量型人口紅利。由于我國勞動力素質普遍低下，人力資本投資起點低，而且投資于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相當不完善，所以，通過改革拓展人力資本紅利的制度空間大。當前，我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體為35%，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率大體為75%，說明我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著很大的發展空間。

二、二次改革的制度紅利有賴于體制改革

1.城市化紅利的釋放有賴于體制改革

（1）城市化紅利的釋放有賴于市場化改革。從深層次看，我國城市化進程長期受到行政力量的深刻影響，具有明顯的行政主導特征，這使得城市化進程基本上是在各自的行政區域內配置資源，自成體系、相對獨立，導致城市化紅利難以完全釋放。行政區劃的障礙不利于城市間的要素流動與資源整合，亟須推進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盡快形成經濟主導的城市化新格局，才能有效釋放城市化紅利。

（2）城市化紅利的釋放有賴于社會體制改革的推進。城市化紅利與人口城市化密切相關。而人口城市化緩慢主要在于城鄉二元的公共服務制度安排。當前，2.3億農民工生活在城市，卻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待遇，使得他們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搖擺”。這種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民工在城市消費，使得這個龐大群體的消費需求難以釋放。加快城市化進程，必須率先打破戶籍制度基礎上城鄉有別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才能有效釋放城市化紅利。

（3）城市化紅利的釋放有賴于改變行政主導的城市化模式。從現實情況看，人口城市化滯后，深刻的根源在于行政主導的城市化模式。行政主導的城市化模式是城市政府主要關心工業發展帶來經濟總量，而不關心農民工市民化。這會大大制約我國城市化紅利的釋放。

2.結構紅利的釋放有賴于體制改革

（1）結構紅利的釋放有賴于市場化改革。當前，民營經濟難以進入相關壟斷行業，是服務業發展緩慢、難以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重要根源。推進市場化改革，在破除壟斷上取得實質性的新突破，營造一個良好的競爭秩序和競爭環境，促使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企業轉型升級，進而調整產業結構，這將有利于提高整個國民經濟運行質量和競爭力。

（2）結構紅利的釋放有賴于改變行政主導的工業化模式。地方政府主導的工業化模式以做大經濟總量為特征，助長了以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為特征的重化工業擴張，忽視了服務業發展，扭曲和延緩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使得我國難以獲得結構優化的紅利。因此，實現工業化模式有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是獲取結構性紅利的重要條件。

3.人力資本紅利的釋放有賴于體制改革

（1）人力資本紅利的釋放有賴于市場化改革?？陀^地看，我國市場化在取得巨大進展的同時，改革還遠未完成，集中表現為資源要素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遲遲沒有啟動，這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企業主要依靠資源要素投入而形成的低成本擴張和粗放型增長，而不愿意加大人力資本投入，進而使企業乃至整個社會都疏于人才培養，人力資本提高緩慢。另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不健全的背景下，造成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使低收入者尤其是農民工仍處于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階段，無力投資于人力資本建設。為此，市場化改革在加快完善宏觀經濟體制，理順國家、企業、勞動者收入分配上的新突破，對實現“藏富于民”、釋放人力資本紅利具有重要意義。

（2）人力資本紅利的釋放有賴于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人力資本紅利的釋放直接對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沒有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完善，政府在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教育體系上的投入不足，就很難實現由人口紅利向人力資本紅利的轉變。改變地方政府行為中的總量偏好、投資偏好、短期政績偏好等，使其能夠將主要職能轉向公共服務領域，是獲得人力資本紅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