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革命文學思潮

張清湘

摘 要：在革命運動中萌生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世界有了名副其實的左翼文學。這種不可抗拒的革命文學國際思潮，影響了中國的文學，進而有了早期共產黨人“革命文學”的倡導運動。由于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沒有充分的準備和周密的計劃，在中國倡導普羅文學，引起論爭是必然的、正常的。革命文學論爭的積極性和它的消極影響都不可忽視。

關鍵詞：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普羅文學；革命文學論爭；左聯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6-0191-02

19世紀三四十年代，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工人運動從破壞機器的自發斗爭時期，進入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時期。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的進一步暴露，由于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指導，1848年歐洲爆發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

在這整個歷史進程中，萌生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這種文學的先驅是19世紀40至50年代產生于英國的憲章派詩歌。憲章派詩歌的特色是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強烈的戰斗性、廣泛的群眾性和國際主義精神。繼而有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它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第一頁。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建設也提上了日程，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等針對創作中提出來的問題，各自擁有理論建樹，引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沿著歷史發展的軌道前進。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全世界有了名副其實的左翼文學。左翼文學的出現是一股不可阻擋的世界思潮。它興起于19世紀中葉歐洲的工人運動，隨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而萌芽，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風靡歐亞美非四大洲。十月革命的勝利，在蘇聯本土，為左翼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土壤和條件，為其他國家的左翼文學帶來曙光。蘇聯，正如在政治上它是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革命的旗幟和希望一樣，在文學上，它是左翼文學真正的發祥地、指揮中心。各國各民族的革命文學者都以它為榜樣。由此形成一股歷史性的潮流，展示了一種雷同多于創造的現象。

20世紀興盛于各國的這股左翼文學思潮，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特點有：其一，政治性強。這種政治性強的特點體現于文學和革命的聯系。各國的革命文學組織無一例外地都受該國共產黨的領導；參加這些組織的成員及其負責人，差不多都是共產黨員。其二，具有很強的現實性?，F實性是由政治性決定的。作家們關心社會發展動向，注視階級關系的變化，及時捕捉印象，搜集材料，加以反映。其三，沒有精雕細刻，創作上顯得匆忙。存在著不重視傳統，輕視技巧的傾向，甚至片面地把作家世界觀的作用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太強調作家的出身，形而上學地主張無產階級文學就應該由無產階級來寫。這些人一經進入文壇，握住筆桿子，充滿主人翁的自豪感，唯我獨尊，把藝術創作看得很容易。創作如此，理論批評上又缺乏正確指導，往往以無原則的庸俗吹捧代替嚴肅的獨立的對作品的再創造。

革命文學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國際思潮。中國的“五四”文學革命高潮過去之后，一批從事革命實際工作的共產黨員，如李求實、鄧中夏、惲代英、沈澤民等，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對文學表示了看法。他們不是文學家，對文學也沒有專門研究，但出于革命運動的需要，他們希望文學能與革命保持一致，能配合革命。但當時許多的文學家，他們除了在研究室里叢書中埋頭工作而外，休息時間仍不免是訪勝、探幽、賞花、玩月，并沒有去反映人生。還有些做新詩的人，多半都是懶惰和浮夸兩種病癥的表現。他們不知道自己處在一種什么環境里，應負什么責任。因此，他們的作品即使行之如何整齊，辭藻如何華美，結果是以禍害社會則有余，造福社會則不足。因而，共產黨人對文學現狀不滿。他們認為“五四”文學革命高潮過去之后的文學家脫離現實，不去著重注意社會問題，努力表現人生。他們認為文學家應該到民間去，到一切人到了的地方，去吃一切人吃過的苦。他們要求文學家應該走出書齋，深入民眾，接觸實際，經受苦難。要寫出革命文學，僅僅從事一般的實際運動還不行，而必須是革命的實際工作者。革命文學需要參加過革命實際工作的人來寫，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有讀者，才有社會效果，藝術感染力才強。

早期共產黨人認為，中國當時所急需的文學是富于刺激性的文學，要使人讀了能猛醒，心底產生波瀾，而不是那些歌舞升平，講自然，談戀愛，安富尊榮，不知人間有痛苦事的文學?；谶@種觀點，他們說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詩都不行，譯品也次；新詩統統是矯揉造作，是變相的閨怨詩。他們特別強調文學的社會功利性，為社會功利性，可以不要文學性。認為文學是鼓吹革命、改造社會的利器，是促進社會問題解決的工具。新文學若是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于民族獨立和民主革命的運動，自然應當受一般人尊敬，否則，即使文學上有價值，也應該如反對八股文一樣地反對它。這些共產黨人都抱定一種求實用的文學觀念。不談作家的獨立性和文學的獨立性，僅僅是為了革命斗爭的需要才想起文學；一開始就將文學置于從屬的地位，把文學當成工具和武器看待。

早期共產黨人從革命利益出發，對文學運動的現狀表示不滿，對文學運動的指向提出看法，希望文學能夠與革命的進行同步，成為促進革命的工具和武器。但他們不搞文學，其言論在當時未能在文學家中引起什么反響。當時的文學家自有他們的注意中心。他們從文學的角度，考察了世界的潮流，也提出了相同的口號。殊途同歸，實屬歷史發展的必然。蔣光慈在《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一文中說：無產階級革命不但解決面包問題，而且要解決文化問題，它為無產階級文化的建立開辟了新途徑。沈雁冰在論文《論無產階級藝術》中，比較全面地闡述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學的主張。還有郭沫若提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口號等，文學家們這些意見出現于1925年前后，絕非偶然。爆發于這一年的“五卅慘案”及其前后的工人運動，使現代史翻開了新的篇章。民眾覺醒，工人階級在歷史舞臺上顯示了生力軍的作用，反帝反封建的主題空前突出。敏感的文學家，站在時代前頭領導新潮流的文學家，及時捕捉信息，審時度勢，提出變革文學的主張。他們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迫切希望文學能與革命同步，不要落后于時代。他們站在中國的大地上，但密切注視世界文學思潮的流變。在蘇聯，在歐洲，在美國已經產生了左翼文學，他們感受到了，看到了。左翼文學思潮的新穎性、革命性，它的社會主義性質，對中國的革命作家是一種吸引。中國要與世界同步，凡他們有的，中國也得有。沈雁冰、郭沫若等人的這些文章也初步涉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內在實質和外在的表現形式。

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運動，在1927年夏天遭受嚴重挫折，繼而“八一”南昌起義失敗之后，大批文人由四面八方紛紛云集上海。這與蘇聯20年代初的情形類似。魯迅從廣州到上海；茅盾、蔣光慈等從武漢到上海等等。人才薈萃，思想雜陳。人要活動，思想要擴散。于是，在沒有思想準備，未曾周密計劃的情況下，便急于適應世界潮流和國內變化了的革命形勢，憑著單純的熱情，匆匆忙忙地推出了一場熱熱鬧鬧、影響深遠的普羅文學運動。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并非從天而降，它是中國革命發生轉折之必需，是“五四”新文學發展的必然，是世界左翼文學思潮的一股分支。后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倡導，順應了歷史潮流，引起強烈反響。一時間，全國響應，人皆以談普羅為時尚，形成一個影響深遠的歷史運動。這個運動聲勢浩大。其范圍不僅上海一地，連大西南都在配合行動，都以文章宣傳普羅文學。分析當時普羅文學繁榮的原因，筆者認為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其原因之一。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青年讀者需要力的文學、叫喊的文學、動員的文學，作家們就得適應這種要求，以實現其創作的預期。欣賞者的要求和創作的心理預期的統一，促成了普羅文學的繁榮。

在中國倡導普羅文學，并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沒有充分的準備和周密的計劃，它如革命形勢的急轉直下一樣，來得突然，沖撞猛烈。引起論爭是必然的、正常的。革命文學論爭涉及的問題較多，諸如文學和生活和時代的關系，文學的任務，作家的修養，題材問題，創作方法，文學批評，既有文學與外部的關系問題，也有文學的內部規律問題。發生在中國的這一場革命文學論爭，和蘇聯、日本、德國、法國的革命文學運動極其相似。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的左翼文學是與世界左翼文學同步發展的，另一方面又說明，不顧國情，盲目地亦步亦趨，連口號、理論、組織形式、手段都照搬照用，又是不可取的，必然會走入死胡同。首先，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等國家的左翼文學運動本來就包含著許多錯誤；我們要引進和學習的，必須是正確的和先進的。其次，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革命任務，完全不同于上述國家，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日、德、法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雖有革命在進行，但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運動，被認為是非法的，在有文學活動的城市里只能處于秘密狀態。因此，中國的左翼文學運動，在隊伍的構成上，在性質、任務和服務的對象上，本來都應該大異于其他國家。一個口號、一種理論，在人家那里，即或全是對的，移之于中國，就不一定恰當。再次，中國的新文學有自己的發展軌跡。五四運動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那是一次真正的思想大解決，文學大解決。因此，在中國倡導革命文學運動，如果將國外的左翼文學思潮中代表時代前進的那些因素，熔鑄進“五四”文學傳統中，有所繼承，有所更新，必會走出一條中國式的正確發展左翼文學的路來。

革命文學論爭的積極結果，是擴大了普羅文學的影響，傳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準備了思想條件和物質條件。但它的消極影響也不可忽視，具體來說就是理論上的極“左”思潮。表現為從文學為政治服務，到文學從屬于政治，公式化，概念化傾向，標語口號充斥于作品之中。還有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排斥異己，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等等。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中，在共產黨所領導的文學藝術事業中所產生的種種弊端，溯回從之，大概都能從這場革命文學論爭中找到根據。

左聯的成立，是革命文學論爭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不但從思想，而且從組織上領導文藝的開始，是左翼文藝運動成為一種有組織的革命運動的標志。左聯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國際左翼文學思潮的大環境中，它是一個局部，在國際革命作家同盟中，它是一個支部。左聯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從多方面吸收營養，不斷揚棄，剔除舊的，補充新的，奉行拿來主義，兼收并蓄，使創作走向多樣化，趨于成熟。

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誕生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萌發，以及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從異端走向正統，從在野走向執政，從民間走向廟堂的過程中，可以看出革命文學成長的艱難過程，以及它對當時中國文壇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對于它在成長中的不成熟性和消極影響不容忽視，很值得我們去認真分析研究，從而我們肯定會得出很多有意的啟示。

參考文獻：

[1]馬良春，張大明.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

[2]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劉炎生.中國現代文學論爭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