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釋主觀性——語言主觀性泛化的出路

黃 蓓

（浙江大學 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浙江杭州 310058）

一、引言

在科學主義盛行的時代，客觀性被奉為科學研究的圭臬，主觀性①則被等同于模糊性、不確定性、個人偏見而遭到排斥。隨著科學主義的迷信被破除，一度被壓抑的人文主義重獲新生。伴隨這一范式革命，兩者主導下的主客二元對立亦發生了重心的轉移，意義研究呈現鮮明的主觀化傾向（黃蓓，2011）。非客觀主義以其對主體性的重視打破了科學主義建構的客觀主義壁壘，一個大寫的“人”赫然聳立于意義研究的領地中。在反客觀主義的大潮中，哲學家吹響了主體性的號角。繼而語言學領域的有識之士發出了為語言主觀性正名的呼聲：“主觀性在語言中的標記是如此之深刻，甚至于我們可以發問：倘若語言不是這樣構造的話，究竟還能否名副其實地稱之為‘語言’？”（Benveniste，1971：225）

自Benveniste 意味深長的發問以來，主觀性在語言學中的地位與日俱增，在當前的認知語言學研究中更是被提升到了元理論的高度（劉瑾，2009）。認知語言學的核心要義在于對語言使用主體的高度重視：人不是被動地接受意義，而是主動地建構意義。這是當代意義研究的主觀化傾向在語言領域的縮影，體現了意義研究由客體中心轉向主體中心。主觀性被視為語言的根本屬性，視為普遍標記于語言之中，并成為對壘客觀主義命題式語言觀的有力砝碼（Lyons，1982；Langacker，1990，1999；Traugott，1995；Verhagen，1995，2005）。主觀性被界定為“說話者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還提供了關于自我及其態度、信念的表達”（Lyons，1977：739）。在此觀照下，語言表達式具有默認的主觀性，關于說話者立場的表達與對外界事態的報道不可分離。于是就有了語言表達式必然同時包含主觀識解與客觀識解的成分之說（Langacker，1999），有了語言中的主觀性標記難以窮盡之說（Thompson &Hopper，2001），有了語言使用中很少涉及直接而客觀描述事態，最常見的表達方式實為主觀之說（Scheibman，2002）。在此背景下，對語言主觀性的發掘從語形、語義、語用、語篇各層面系統展開。就國外而言，此方面的重要論著層出不窮（如Traugott，1989；Nuyts 2001；Traugott &Dasher，2002；Davidse，Vandelanotte &Cuyckens，2010）。盡管國內尚無相關專著，但已有專題論文集《漢語主觀性與主觀化研究》（吳福祥，2011）。在CNKI 中檢索到以主觀性為主題的研究共計359 篇，其中語言本體研究268 篇，文學語篇40 篇，文藝理論21 篇，新聞語篇30 篇。

如今我們關注的不再是“語言離開了主觀性可否想象”？而是“語言離客觀性到底有多遠”？當前認知語言學對主觀性的宣揚似乎走過了頭，甚至有滑向主觀主義的危險。造成對主觀性概念種種泛化解讀的根源何在？如何走出主觀性研究的困境？如何對主觀性進行更為合理的定位？本文嘗試就這些問題展開探討。

二、主觀性的各種泛化解讀

隨著主觀性被用于愈來愈多的語言分析中，這一概念被不恰當地放大了。第一部主觀性專題論文集的概括定義是“言語主體在話語中的介入以及這種介入對話語的形塑作用”（Finegan，1995：1）。至第三部論文集，主觀性被寬泛描述為“說話者在語言中所處的核心位置”（Davidse，Vandelanotte &Cuyckens，2010：1）。大致而言，當前關于主觀性的泛化解讀呈現以下幾種傾向。

1 主觀性=非命題意義、非指稱意義

一種簡單化傾向是將客觀意義等同于命題意義，而將非命題意義通通歸屬主觀意義，從而將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對立約減為命題內容與非命題內容的對立，持此種觀點者有Lyons，Traugott，Breban 等。在批判英美語言學界的唯理智論時，Lyons（1982）力陳說話者對自我的表達不能約減為一組命題，但他對主觀性的判斷卻似乎以非命題形式為準繩。Traugott（1995：32）對主觀化的界定相當寬泛，由具體意義向抽象意義的變化，由詞匯功能向語用功能的游移，由客觀世界向基于說話者世界的意義變遷以及人際功能的發展，悉與此概念相關。與此相應的主觀性涵蓋Halliday語言元功能中的人際及語篇功能，即意義表達說話者態度及創造語篇的維度。由此，命題內容以外的成分，包括命題態度及命題間關系，在Traugott 看來均有主觀性。Breban（2006：260）同樣持廣義非命題意義上的主觀性，認為主觀性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說話者在命題內容中的自我投射；二是在語境中對命題內容的表述，如何將命題內容與語境掛鉤完全取決于說話者。

2 主觀性=隱含之義、語用因素

Traugott（1995：43-45）強調語用推理在主觀化中的作用，認為主觀化涉及說話者觀點的語用強化或語用化。在其看來，主觀性的衍生似乎與語用意義內在相關，涉及會話含義的規約化。Wright（1995：156）將主觀性等同于說話者意義，認為客觀論述以情景為中心，主觀論述則以言者為中心。這就將主客觀意義分別與語用學中的所言與所含對應了起來。范曉（1996：28）認為，語用因素或語用成分帶有主觀性，表示說話者對客觀事態的看法、表達或交際意圖、言語的感情色彩等。李鴻儒與王晶（2011：17）更是明確將主觀意義等同于說話人意義，“研究說話人意義即是研究主觀意義”。

3 主觀性=情感功能、表達色彩

盡管主觀性的本義涉及說話者關于命題內容的態度或情感，許多情況下卻被混同于命題內容中的情感因素。此種觀點似將主客觀性與語言的功能分工聯系了起來，在主觀性與情感功能、客觀性與指稱功能之間劃上了等號。某些詞匯，如情感形容詞、分級形容詞的內在語義被視為說話者的情感明示（Adamson，2000）。Ochs和Schieffelin（1989）“語言亦有情”的箴言更是毫不含糊地表達了這一觀點，認為語言本質上是應說話者傳遞評價、情感、態度等需要而生的。Pander（2006：296）亦暗示了情感默認的主觀性：“盡管在語言分析中，指稱功能被視為優先于情感功能，然而主觀性在語言中無處不在?！?/p>

4 主觀性=非現實性、心智活動

認知語義學對心智之于意義建構地位的強調，自然而然引向概念化主體的心智操作在意義識解中的作用。典型的心智處理如對客觀場景及事件的心理模擬被默認等同于主觀性。在Langacker（1999）看來，主觀性的本質在于發端于概念化主體心智中的活動，即所謂“臺下”識解方式。概念化主體的心理模擬寓于客觀識解的關系之中，是其非現實對應物。對于Matsumoto（1996）和Talmy（2000）而言，主觀/虛擬運動涉及概念化主體對客觀運動的心理模擬在語言表達式中的編碼。作為客觀運動的心理投射，主觀運動的主觀性即在于它體現的是與現實性相對的虛擬表征。這種思想在Verhagen（2005）那里被推向極致：主觀性的非現實性體現在語義的生成來自主體對相關情景的識解，受制于主體的認知加工，而非直接反映客觀世界的模式。

顯然，當前主觀性的內涵被不斷泛化，主觀性被分別等同于非命題性、語用含義、情感功能、非現實性等。按照如上四種解釋，主觀性在語言中顯然無處不在，能被視為非主觀性的表達所剩無幾。對主觀性的宣揚似乎有矯枉過正之嫌，我們不得不發問：語言還有無客觀性可言？

三、當前主觀性泛化的根源

當前主觀性在認知語言學研究中大行其道的根源何在呢？我們認為，一方面在于認知語言學舍客體而取主體的立場，另一方面在于其反客觀主義而恪守客觀指稱論的矛盾。從語言作為一種特殊本體的視角加以觀照，這兩大偏頗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平衡。

1 對意義主體維度的矯枉過正

認知語言學的最大功績在于將主體引入了意義研究的核心，強調語言使用主體及其使用之于意義的決定性作用，由此導致了對意義觀照視角的轉移。傳統的客觀主義意義觀并不存在主體維度，因此意義完全系于客體一端，與現實的照應即成為丈量意義的唯一準繩。而隨著當代意義研究將主體置于意義的天平上，主體即成為透視意義的顯著參照點。于是，除卻少數與客觀世界照應的情況，大部分表達即被視為具有或多或少的主觀性。然而，對意義主體的強調顯然有矯枉過正之嫌，走到了客觀主義意義觀的對立面。傳統意義觀正是持客體中心視角，認為除卻少數絕對主觀表達，大部分表達式均具有或多或少的客觀性。我們認為，主客觀本身只能視為一個連續統上的兩端，應該允許語言中中間狀態的存在。因此，對客觀主義的拒斥、對主體維度的重視，并不承諾意義的重心轉向主體一端，從而難逃主觀主義的詰難。如果我們承認語言“作為一種與人、與世界同等重要的特殊本體”（梅勇，2009：30）的地位并給予充分重視，那么意義的天平完全可以保持平衡。由此，主觀性與客觀性均非語言的常態，兩者不過反映了語言在與主體、客體的交互中所浸染的主客觀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講，主觀性不必視為與客觀性對立，而是與語言的中性狀態對立。

2 反客觀主義與恪守客觀指稱論的矛盾

認知語言學最核心的命題是對客觀主義傳統的反動，對非客觀主義意義觀的宣揚。主觀性正是在這場較量中應運而生的，并成為非客觀主義意義觀最重要的籌碼。正是對主觀性的弘揚催生了當代意義研究的主觀化走向，并從根本上消解了西方哲學的客觀主義傳統（黃蓓，2011：62）。對客觀化意義理論中種種錯誤假設的摒棄，成為認知語言學研究的出發點，并由此確立了一種以人的體驗、理解和想象為基礎的意義研究范式。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在這種聲稱對客觀主義的反動的意義觀中依然可窺到客觀主義的遺跡。這體現在認知語言學許多概念的設定，如虛擬性、主觀性均預設了客觀指稱論的標準，即唯有在客觀世界中有真實指稱者方為真實或客觀，否則當斥之為虛擬或主觀（黃蓓，2012：25）。由此，主觀性的范圍被不恰當地擴大了，按照廣義主觀性的解讀，不可證實的、無客觀依據的均屬主觀之列。如命題間關系并非客觀存在，而是源自說話者的判斷，因此具有主觀性。照此推論，并不存在任何客觀的關系，客觀存在的僅有實體；關系不過源于說話者的主觀判定，因此必然帶有主觀性。此種推論顯然有違我們的直覺和語言的規約本質。

歸根結底，主觀性的泛化源于對客觀主義指稱論的恪守，認知語言學高舉反客觀主義的大旗，卻又以客觀指稱、真值對應為基準來界定何謂主觀性。我們需要明確的是，語言作為由人類的認知中介所投射的現象，與現實的連通僅僅是間接的；反射到語言中的現實本質上已為人類的心智所過濾，其中的客觀性是微乎其微的。以主客二元對立來觀照語言，視其為非此即彼，無異于對認知語言學所堅持的連續統觀的背離。非客觀并不等于主觀，非客觀主義意義觀亦不意味著對主觀性主導地位的承諾。從語言的本體地位來觀照，主觀世界、語言世界和客觀世界構成了一個連續統。既然語言連接主客兩極，我們可以期待在主客中介處分別呈較大的主觀性與客觀性，而語言的主體部分應呈非此非彼的中性狀態（圖1）。否認這一點，我們即可能滑向完全的語言工具論或主觀主義。

圖1 語言：在主體與客體之間

四、語言的主客觀悖反性

上述我們追蹤了當前認知語言學中主觀性泛濫的根源，并從語言作為一種本體的地位澄清了其偏頗之處。要對主觀性進行更為合理的定位，尚需從語言的根本屬性，即其所體現的主客觀悖反性入手。語言自身似乎呈現出邏輯上的悖論：一方面是主觀性與客觀性、主觀化與客觀化之間的消長，另一方面是語言作為自我表達與作為交際工具之間的張力。

1 主觀性之于客觀性

Traugott（1989，1995）持廣義主觀性的初衷顯然是出于為語義演化的過程尋求具有認知真實性動因的需要。在她看來，主觀化作為一種認知理據，反映了意義發展的自然傾向，因而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跨語言普遍性。然而，其所忽視的是，語言不獨屬于認知世界，還屬于交際世界，最終要接受交際功能的調控，并與來自語言功能及使用方面的理據相互牽制，合力塑造語言系統（包括語義系統）的面貌。盡管Traugott 承認，主觀化始于認知，凝滯于交際，但她顯然未考慮后者對前者可能的制約作用。

語義認知的主觀化傾向與語言規約的客觀化傾向呈相競之勢，主觀性在語義擴展的初始階段可能是其主導理據，但隨著語言的規約化進程，原有的主觀性可能不斷被磨蝕。首先，規約化本身即一種客觀化過程。這是由語言作為一種共享交際工具的本質所決定的：語言不同于藝術，不允許個人性的任意發揮，任何源自個人的主觀性表達必須接受整個言語社區的評判與取舍。正是在此意義上，維特根斯坦論證私人語言不可能存在，我們也難以期待主觀性在語言系統中得到完整映現。其次，主觀性成分需有足夠的使用頻率才能發生語義化。然而，如同過度使用的隱喻會褪去隱喻色彩一樣，高頻使用的主觀性表達亦可能失去主觀色彩。

主觀性表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語言的符號性及語言系統的規約性。就其本質而言，語言符號處于主觀性與客觀性的張力之中，因而體現出Haiman（1995：214）所謂的自我離異：“如果說話者要借助語言傳情達意，他必須首先對其情感加以充分控制，由此體現出與其所描述情感的離異?！雹谟纱?，語言在某種意義上造就了一個悖論：人類的表達具有內在的主觀性，但在運用規約化的語言代碼對其編碼的過程中，我們即是將其客觀化了。③盡管主觀性表達一般而言始自對語言規約的違反，但這一違反并非毫無限制，而是建立在意義的可推導及可理解基礎之上的。而一旦進駐語言系統，主觀性表達即在一定程度上被客觀化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為后者所抵消 。由此觀之，語言之貌可以說是主觀化與客觀化合力作用的結果。

2 語言主觀性之于語言工具論

主觀性作為語言的本質屬性的命題是有失偏頗的。盡管其提出是出于對客觀主義及語言工具論的反動，然而，主觀性研究并不能無視語言客觀性的一面，對主觀性的認可更不意味著對語言的工具功能的抹煞。語言作為主觀性的存在不足以否定語言作為工具的客觀性，從發生學來看，后者甚至遠比前者重要。語言作為全民交際工具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是純然主觀的，也不可能朝主觀化方向無限發展。④

語言研究中的主體取向源自對語言工具論的偏狹解讀，語言表達主觀性的功能原本不獨立于其交際功能之外。語言工具論源于對語言功能的樸素理解，涉及在不同個體間實現信息的交互傳遞。批評者將其詮釋為“管道隱喻”，即將信息經語言的管道從一個心智傳輸到另一個心智（Reddy，1993）?！靶畔ⅰ痹诖颂幈焕斫鉃檎Z言形式所編碼的命題內容，語言傳達信息的功能在Lyons（1977）那里被冠名為“指稱性的”、“描述性的”。Goffman（1981：80）繼承了洛克的觀點，將言語表達視為一種“心智傳遞”，即言者向聽者傳遞心智內容，如思想、情感、態度等。顯然，情感、態度等主觀性概念本身即是作為被傳遞信息的一部分。

主觀性理論主張說話者通常并非單純或真正地報道客觀事態，其在話語中傳達的通常是自身的評價、觀點或態度。主觀性并非一個獨立起作用的概念，說話者所傳達的任何信息均是作為話語的內容經由語言媒介實現的。它與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功能并不矛盾，恰恰相反，主觀性正寓于語言的信息傳遞功能之中，而且語言主觀性只能依附于語言的交際媒介。由此我們看到語言交際的兩面性：一面是交流思想，這是傳統語言工具論的理解；另一面則是交流自我，即涉及不同自我間的互動，這正是主觀性的寓所。將主觀性從語言傳達的信息中離析出來，并借此挑戰甚至否定語言的工具屬性，實在是過猶不及。

五、出路

據上分析可作如下推論：主觀性在語言中并不具有主導地位，語言的主觀性與其工具性本無優劣之別。當代意義研究舍客體中心而取主體中心，從而遠離了語言工具論；但對主觀性的大肆渲染有滑向主觀主義的危險。那么，走出這一困境的出路何在呢？我們認為，認知語言學要像拒斥客觀主義那樣堅決拒斥主觀主義的話，需從兩方面入手：（1）重新確立主觀性的參照標準；（2）對主觀性的內涵加以限定。

1 重新確立主觀性的參照標準

認知語言學對客觀指稱論的不徹底清算導致了主觀性范圍的不恰當擴大，首先要解決的是重新確立主觀性的參照標準問題，遠離對客觀現實的參照，徹底摒棄客觀指稱論，對指稱論加以重塑。

認知語言學從人類概念化主體來觀照語言現象，認為反映在語言中的現實是人類心智的產物。由此得出的結論必然是：詞語對應的并非現實世界的事物，而是該事物在我們心智中的表征。將意義等同于概念化的觀點凸顯了表征過程的意蘊，這突出反映在“識解”概念中。識解過程對應于表征行為本身，是非命題式的，所指稱的事態則對應于表征內容，是命題式的。在認知語言學中，概念化主體構成了語言現象描述的出發點，因此其哲學起點應為現象學意義上的現實，即為人類心智所感知或摹寫的現實，而非外在的客觀現實。

在認知語言學那里并不存在純然的指向外在世界的客觀指稱物，而是主體以其概念化行為來實現指稱。當代指稱論的旨趣即在于對人在指稱中地位的重視（黃碧蓉，2010），傳統指稱論恰恰忽略了這一點：實施指稱行為的是作為主體的人，指稱即在于概念化與語言表達式之間的映射關系。所指的維度不應再囿于可驗證的客觀世界，而應囊括對想象的、非物理實體或關系的虛擬表征。指稱也不應再狹隘地視為語言表達與語言外事態的對應關系，而應對應于說話者對真實世界的概念化。如Sinha（1999：238）所言，概念化不過是指稱的工具，意義即存在于由語言所概念化的指稱情景與表達式之間的映射關系中。當指稱從客觀世界中解放出來，主觀性即不再有客觀憑依的標準，非客觀世界的所指維度沒有理由被不加甄別地貼上主觀性的標簽。我們的共享現實，即“生活世界”，理當成為判斷事態主觀性的起點。

2 對主觀性內涵的限定

主觀性的泛化源于未能區分主觀性與意義固有的某些非客觀屬性，從而導致其侵襲到主觀性范疇中來。因此，有必要對主觀性的內涵加以限定，這不僅可望削減主觀性范疇，亦可澄清某些不必要的爭論。

2.1 主觀性≠非客觀性

非客觀性本質上是相對于客觀性而言的，即無充分客觀證據支撐的、可能因個人的判斷、情感、信念而導致不同解釋的表達。因此，表示個人之見的心理或認知動詞，如認為、相信、希望、猜測等均位于非客觀范疇?？陀^性預設了我們對事態的常規理解，對非客觀性的判斷須以此為前提，其理解可能因個人經驗、知識背景而異。對主觀性的理解則無需以客觀世界為參照，也不意味著解釋的多樣性。

（1）a.Living things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ater（.客觀判斷）

b.He cannot survive without music（.非客觀判斷）

關于情態表達的主觀性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混淆了主觀性與非客觀性的區別，由此導致對情態歸屬的判斷失衡。情態總體上均位于非客觀范疇，這是就其非現實性而言的。在此范圍內，某些情態（如道義情態）呈較多客觀參照，某些（如認識情態）則呈更多主觀參照。甚至同一情態的參照標準可因語境而異，從而體現出主觀性或客觀性傾向（如道義情態的道義源問題，動力情態中的能力主體問題）。如此，我們就能避免諸如“情態本質上即是主觀的，道義情態同樣具有主觀性”（張楚楚，2007：28），“情態本身無所謂主客觀之分，只在具體語境中呈主觀性”（Perkins，1983：34）等無果的爭論。

2.2 主觀性≠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通常涉及事態發展的無法完全預測性，因此屬概念內容的特征，而非表達方式的特征。同樣不確定的語義內容，既可作相對客觀的判斷，又可作相對主觀的判斷。

（2）a.The red team will probably win.

b.The red team is likely to win.

c.The red team will win.

盡管語義上三例均可能體現出不確定性，但（2）b 屬相對客觀的表達，因直接表明不確定的觀點即意味著試圖做到客觀判斷的意愿；盡管（2）c 并未直言不確定性，卻可能是一個更主觀的臆斷。

（3）Alfred may be married.

Lyons（1977：798）與李韌之（2006：14）關于此例主客觀性的爭論似乎均以確定與否為參照。前者認為，在特定情況下（如Alfred 所在的社區90人中有30人未婚，但不確定是誰），Alfred 未婚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此時may具有客觀性。后者則認為，此背景下隱含的可能性實有兩種：Alfred 已婚和未婚。因此說話者的表達是在不定可能性中作出的選擇，同樣反映出其看法的主觀性。我們認為，此種爭論不過反映了知識確定性的悖論。情態表達即處于確定與不確定的張力之中，一方面，說話者對命題真實性的推測都或多或少涉及該命題的一些知識，因而帶有一定的確定性；但另一方面，說話者可能在確定的一系列可能性中作出某一不確定的推斷，說話者本人亦可能對命題的真實性確定不移，但為避免主觀臆斷之嫌采用不確定陳述，反之亦然。因此，不能藉此斷定情態的運用即是說話者主觀性的體現。

2.3 主觀性≠模糊性

模糊性指概念邊界不確定的屬性，對于可客觀度量與不可客觀度量的屬性，其表現又有所差異。表示高度、長度、重量、溫度等的分級形容詞，通常具有某種客觀參照標準，其模糊性僅在于概念邊界的不確定性。如（4）a 中cold 的語義模糊性可以由（4）b 中的語境加以彌補：

（4）a.It’s cold outside.

b.It is too cold during the night on the moon for liquid water to exist.

表示美麗、智慧等的分級形容詞則不具備某種客觀度量標準，其模糊性存在于概念內容層面，其解釋通常因文化、個人而異。如“魅力”一詞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其定義可能分別側重容貌、談吐或德行。盡管主觀性表達通常體現出某種模糊語義效果，但兩者的內涵是有別的。Pander（2006）認為，分級形容詞內在的表達色彩源于主觀性，其語義識解必然涉及某種主觀參照。同樣，Athanasiadou（2006）將形容詞視為分布于某一量級上的值，而該值是由說話者所賦。兩者均將形容詞語義上的不完備性視為需參照說話者，本質上是將模糊性混同于主觀性。

2.4 主觀性≠非精確性、非確指性

非精確語義反映了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非精確性，與主觀性并非同一層面上的概念。日常語言表達充斥著此種概括、非確指特征，但這并非語言的缺點，而是表明日常交際是在通俗而非科學層面上進行的。如數詞的泛指通常屬于非精確表達，（5）中的“兩天”通常并不確指一段時間，而是一種個人性的猜測。更典型的泛指如“七八個”、“兩三天”、“（不）一會兒”等均體現了語義上的欠明特征。由此，將數詞如“N”的不確指（6）視為主觀性表達（陳穎，2006），認為列舉代詞“等”的列舉未盡義（7）a和列舉已盡義（7）b 體現出某種主觀量特征（朱軍，2006），似乎均在于混淆了非精確性與主觀性的內涵。

（5）我需要兩天才能完成這項任務。

（6）N年后坐飛機。

（7）a.法規是法律、法令、條例、規則、章程等的總稱。

b.義素分析法分三步，包括確定語義場、比較分析出義素、列出語義矩陣圖等。

如上我們區分了主觀性與非客觀性、不確定性、模糊性及非精確性的內涵差異。這些語義屬性可能成為主觀性的來源，但并不必然造就主觀性表達。主觀性范疇的不恰當放大即在于混淆了這些范疇的內涵?；诖?，我們將嘗試對主觀性概念加以重釋。

3 對主觀性概念的重釋

主觀性意義可以說是傳統意義研究未曾開辟的一塊根據地，因此按照傳統的意義觀對其加以解讀均顯得捉襟見肘。無論是將主觀性納入非命題意義、隱含之義，還是將其置于情感或非現實范疇，均是一種擴大化解讀。另一方面，主觀性又有別于具體的非客觀性、不確定性、模糊性或非精確性，盡管后者可能成為主觀性表達的來源?；蚩蓪⑵淞袨橐环N介乎所言（語義）與所含（語用）之間的第三種意義，是說話者通過對承載命題內容的既有語言成分加以剪裁拼接，在字里行間營造出的某種感覺、氛圍或評價色彩。這種意義介乎本義與含義之間：它具有一定的約定性，因而類似本義；但又帶有不確定性，難于用語義鎖定，因而又接近含義。然而，它不像本義那樣內在于詞句本身、承載一定的信息量，也不像含義那樣可取消、可推導，并依賴語言外語境。從總體上講，它不具備明晰的語義內容，從這點來看與本義、含義均有所不同。若硬要將主觀性塞進某個概念之下，或可將其歸入意向性范疇。說話者借助主觀性，意在在聽話者意識中造就某種主觀感覺。

由于主觀性游離于命題內容之外，因而顯得不可捉摸、不可推導；又由于它同主體的體驗、感覺相伴，因而其解釋往往因人而異。說話者的主觀性大致可為聽話者捕捉到，這是借助語言的媒介來實現的。因此，我們可以期待，個體表達主觀性的需要可能造就特定的語言表達手段，成為語言中的說話者印記。這些手段起初多體現為新創現象，往往涉及對既成語言結構（包括詞匯結構與語法結構）的有意偏離，借此傳達主體非同尋常的情緒體驗。聽話者往往并不將其視為不合語法或是語義異常，顯然表明這種偏離背后的主觀性彌合了句法與語義間的鴻溝，說話者的主觀性也正是通過這種形義間的張力體現的。前者如近年來網絡上流行的“雷人”、“給力”、“杯具”，后者如偏離性構式如“這段山路把我走得氣喘吁吁”（非處置成分進入把字句）、“老李最近被漲了工資”（非能愿動詞進入被動式）、“人民網分羹搜索服務”（不及物動詞帶賓語）。久而久之，這些說話者“印記”累積在語言中可能造就新的詞匯與語法結構，如強化詞（爆/賊/超/巨/特搞笑）、副名結構（很阿Q）、喪失構式（王大爺飛了一只鴿子）。

然而，由于語義的主觀化與語言規約的客觀化呈相競之勢，在此意義上主觀性是敏感于語言使用的。這也解釋了為何較之于其他范疇，主觀性范疇（如強化詞）往往更新頻仍，呈現出層出不窮的新創圖景?！疤馗阈Α钡恼f法今日似已不足以道出搞笑之程度了，于是說話者別出心裁另作發明，對現有語言成分加以剪裁拼接，為自己量身定做主觀性的新衣。因此，主觀性表達是常換常新的，這無疑是使語言“永葆青春”的一劑良方。

六、結語

認知語言學需要在意義的心理現實性與意義的實在論之間找到平衡，而其核心即在于對作為其意義支點的主觀性概念的重心加以平衡。本文對主觀性在當前認知語言學中的泛化傾向進行了反思，指出其泛化根源在于當代意義觀舍客體而取主體的傾向，在于認知語言學反客觀主義的同時恪守客觀指稱論的矛盾。語言本身所呈現的主客觀悖反性，決定了主觀性在語言中不可能占主導地位?；诖?，我們有望為主觀性尋求更合理的定位，走出當前主觀性研究困境的出路在于對傳統指稱論的揚棄與重塑，在于對主觀性的內涵加以合理限定。

注釋：

①關于“主觀性/主體性”（英語中均對應于subjectivity），盡管存在概念上的差異，但對語言主觀性的重視顯然受到了來自主體性哲學的影響。認知語言學將作為概念化主體的人納入意義研究的中心，既是對主體性的彰顯，也構成了語言主觀性的源頭。

② 這道出了語言使用的理性特征，當我們出現過于極端的情感，如絕望、傷心、狂喜時，我們通常變得語無倫次，語言就失去了其功效。

③語言符號還造就了“曼德維勒悖論”（Mandeville’s Paradox）：個人表達層面有意的客觀化傾向可能導致語言系統層面無意的主觀化傾向。例如，為避免武斷起見，說話者可能采取有所保留的態度，此種語用效果的規約化可能造就語言系統層面的情態表達。

④ 主觀化了的表達通常最終沉入語言系統，體現某種?；δ?，而主觀性最終隸屬于此種?；饬x之中。語法成分的發展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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