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的嗎？

顏峰　胡文根

摘要：西方輿論一直存在著馬克思主義是否是經濟決定論的爭論，這直接影響著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認識。本文從分析特里·伊格爾頓對馬克思主義評價的“歷史單調輪回”和“經濟的幽靈”的論據出發，探究了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在古典經濟學上的分歧，歷述了恩格斯、葛蘭西、盧卡奇等人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揭示了“經濟”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本來面目，特別是提出要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下的經濟和剩余價值學說下的經濟進行二分理解，從而厘清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的決定因素，擺脫經濟決定論的桎梏和消極影響。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特里·伊格爾頓

中圖分類號：B0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6?0010?06

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研究代表人物特里·伊格爾頓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中，談到西方社會普遍存在將馬克思主義看作是經濟決定論的一種表現形式的輿論，認為馬克思主義試圖建立起唯經濟主義的單一歷史觀。他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入手，對經濟決定論進行有力的駁斥與抨擊。他的論據是什么，是否觸摸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內核，是否將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深挖到了極致，是否還有其他忽略的地方？這些問題都亟待學界的深入思考。

一、特里·伊格爾頓為馬克思主義的

辯護

決定論從哲學層面上具有兩大涵義。首先是結構上的從屬關系，即“歸屬什么范圍之內”，第二是發展軸上的緣起關系，即“什么是某事物存在或發展的根本原因”，且一般意義上由后者表現出來，由此在講述“經濟決定論”時，并不能簡單地從“世間萬物都可以歸屬于經濟范疇之內”（伊格爾頓語）等觀點切入，不能將經濟看作是某種歷史的鏡像或者投影，而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一詞進行的匡正，應從“經濟是歷史的本源內核”等角度開始研究。盡管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存在著“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內質性思辨，但是并不意味著馬克

思就通過省時省力的手段將歷史強行塞入經濟的頭套之中，也絕非表示經濟是可完全脫離人而決定社會的結構、性質以及社會形態的更替。特里·伊格爾頓在反思當前西方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如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單一歷史觀等）時，是圍繞三大問題展開的：即物質生產與文明的關系，歷史的單調輪回與經濟抽象概念的強調。[1]（110?130）總體闡述他的思想，乃是在肯定經濟所具備毋庸置疑的主導作用基礎上，從狹隘的經濟概念中生發出超越經濟、實現自由王國的條件。第一點上，伊格爾頓借用馬克思“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2]（531）的觀點，文明并不是建立在虛無飄渺的人類臆想上的，必有其物質和行為的承載對象，人類社會是建立在物質生產基礎上的社會，并不是憑空捏造的空中樓閣，而是依靠貫穿歷史始終的物質生產勞動實踐而發源的，并且生產的性質終將決定文明的性質，這一觀點在馬克思的“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602）中得到印證，表明生產力的水平、性質、狀況及發展要求都對社會歷史變遷起著頗為關鍵的影響，至少可以說經濟層面的決定作用在多元狀態中是占主導性的。但是這種決定性到底在程度上表現如何，這就需要到第二點

上進行說明，即經濟在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始終是否有過中斷。在特里·伊格爾頓看來，歷史盡管在外在形態上表現的是如此紛繁復雜，難以理出內在邏輯思緒，但并不能否定歷史滾筒中間“軸”的存在，“軸”的直接表現——“物質的匱乏、強迫勞動、暴力和剝削”讓歷史具備極強的整體性，且這一悲觀主義基調讓人類在“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歷史決定力量之中不斷地重復單調的輪回。在他看來，“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3]（30）都是絕對痛苦的歷史，物質生產吸取的時空能量是一種對象性的、不為人所控的甚至到當前社會徹底失控的“負能量”，盡管依舊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雙邊互動，社會樣態會因此而發生改變但其實質始終不變，這就說明經濟因素起到的核心作用造成了歷史的“永不滿足”，因為社會歷史總是遵循“為生產而生產”邏輯而非為人的滿足而生產的邏輯，這也是馬克思一再強調將人和社會從異化力量中解放出來的根本原因。

第三點上伊格爾頓對“經濟決定論”中最為核心的概念“經濟”進行簡單界定，認為“財經媒體津津樂道的‘經濟不過是一個幽靈，當然也肯定沒有人見過‘經濟到底長什么樣”，提到“經濟”是“抽象出來的概念”。[1]（126）這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青年派”與正統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的分歧起點，亦是對馬克思是否是經濟決定論爭論的真正邏輯起點。在“走向經濟必然王國”入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有兩種，第一種“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的方法是“錯誤的”，此時的“人口”只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另一種是從“人口”到達“最簡單的規定性”后，再回過頭來達到“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的“人口”，后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4]（24?25）遵循這一思維模式，就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的“經濟”一詞簡單地理解為狹義的經濟概念，而是達到本質規定性后抽象并升華的產物，是涉及到圍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為核心的社會方方面面的“經濟式樣的概括”，稱之為“經濟幽靈”是因其本質上便是高度的抽象物，因此社會發展并不是由具體的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經濟亦只是歷史多元推動力的主要構成而非全部，它必須依托于“人”才具備超越自身的能力，并且伊格爾頓認為馬克思對物質生產勞動實踐與階級斗爭的關注遠遠要高于對所謂經濟的關注。

伊格爾頓在認可馬克思用經濟解釋歷史的前提上，為反駁西方學界認定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提供兩大理論依據：一是歷史悲觀主義單調輪回的理論假想，二是抽象的、“幽靈化”的經濟概念，前者正是歷史的經濟原罪說，后者是歷史的經濟混沌說；前者極大地塑造著歷史的整體性，后者極強地還原了人在經濟的歷史中的整體性；前者為經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歷史提供精準標尺，后者直接抓住核心說明經濟決定的歷史歸根到底還是人自己的歷史，只是人從主體變成附庸參加者而已。但是否伊格爾頓的辯駁就完全無懈可擊，不存在絲毫的理論紕漏？筆者認為他在理解與把握馬克思的歷史觀時未能認清這一理論的發展變遷過程，尤其是模糊了青年馬克思與中晚年馬克思間的理論差別，且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經濟范疇當中的生產、物質生產、經濟力量、生產方式等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因而在邏輯推導中難免出現偷換概念、以偏概全之嫌，故要進一步反駁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的觀點，還需要進一步弄清馬克思主義與經濟決定論的理論起點上的分歧。

二、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在

古典經濟學上的分歧

從某種意義上思考，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都可看作是對古典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古典經濟學是二者的理論邏輯起點，也幾乎在同一時間成為二者的分歧起點。它們的相似點在于都承認經濟的巨大作用，只是馬克思在談論經濟時更偏好使用生產力、勞動或資本等詞匯，引援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窮的普遍化?！盵2]（538）一切回復原點、人與人在生存線上掙扎是任何理性的理論都不敢做出的嘗試，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擁有共同的特質，那就是承認古典經濟學在創造“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3]（36）財富的肯定以及經濟偉岸氣力創造美好未來的憧憬。

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為何從中汲取涵養的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會存在區別呢？古典經濟學創立者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一篇篇名便是“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并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5]（2），這就劃定了古典經濟學研究主旨乃是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問題。其后在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約翰·穆勒等人的著作中分別對財富分配的原則、人口與經濟供養的關系、財富增長的有限性等問題進行深入探究。古典經濟學的歷史功績一方面表現為重商主義和市場至上觀念的確立，另一方面提出勞動價值論為資本主義制度持續進步與成熟提供動力，但古典經濟學卻忽視了一個嚴峻的問題：那就是經濟發展是否對社會與歷史的正向推動力是永恒的，也即是說在每個個體對整體嚴重依賴的時代經濟是否真能決定一切，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起點分歧所在。

經濟決定論在本質上盲目承接了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普遍永恒資本”的錯誤論斷。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每個人在為自己獲取、生產和享受時，實際上是在為任何其他人的享受而獲取和生產。造成這種情況的強制根源于每個人對全體的復雜的相互依賴，它現在將自身向每個人展示為普遍永恒資 本?！盵6]（32）黑格爾認為，商品社會是人類社會永遠無法逃避的循環，資本的普遍性、絕對性和必然性遠遠超過個體的對抗力量，因為資本主義市場與經濟讓每個人“別無選擇”的與其他人捆綁在一起，且這種捆綁關系通過勞動與資本的嵌入-互惠關系表現出來。經濟決定論在處理經濟的角色時，一方面是以古典經濟學的“頌揚”視角夸大了經濟的功效，另一方面是通過以黑格爾的“普遍永恒資本”來論證經濟規定一切、約束一切、成就一切的合理性。而馬克思卻非常理性地認識到經濟的“異化”力量，他所看到的資本主義制度表征是：“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2]（541），經濟的力量將個體力量統整到一起，但并不能實現人類大團結基礎上的解放，而是陷入經濟所制造出的物化境地。所以可將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起點分歧歸納為三點：第一，經濟決定論將經濟純粹地看作是“生產”與“分配”兩大環節，被經濟所包涵的資料、對象、科技、甚至人都被冠以“資本”之名，生產力由此就簡單地看作是資本在社會游動、轉移、增值過程中的抽象物，將屬于“人”的“經濟”放置在“資本”的名號下；而馬克思主義將重心放在主體人與生產力上，經濟的全部內涵是由人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所定義的，經濟理應成為人的力量而非物的力量。第二，經濟決定論本質上是“經濟主義的自然發生學”的，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一個離開人而獨立運動的自然歷史過程”[7]，所以不會將過多精力投放在復雜的社會關系探討之中，頂多是以具體經濟活動之中的“契約合同關系”作為無視“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補充；而馬克思主義則是經濟上“道德論”的，盡管馬克思將人的本質定義為現實性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但社會關系并不由冰冷的經濟詞匯來指代，而是深刻的表現為對人的社會性、主體性的尊重。第三，經濟決定論在上層建筑范疇上是單向度的，一方面它在高歌經濟對社會推進的自動作用，另一方面已窺伺到了“必然王國”但也止步于此，盡管它是唯物主義出發，卻是走向了機械唯物主義的極端，同古典經濟學對上層建筑的幼稚幻想一樣，都缺乏對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應有的洞察力；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目標之一就是對上層建筑的重新解構，在明確經濟（生產與再生產）重要性基礎上實現對既有資本主義體制的超越和對共產主義藍圖的勾勒。

三、恩格斯、葛蘭西、盧卡奇等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

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并不是當代的理論產物，而是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伊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便開始進行區分和批判的工作，盡管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存在些許差異，但是在將馬克思主義挽回到正確的認識軌道上來是不留余力的，他們是恩格斯、葛蘭西與盧卡奇。

恩格斯對經濟決定論的態度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對“同樣的過錯”的“反思”。恩格斯晚年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在“經濟決定論”的批判歷程中起到關鍵性作用，這些書信主要包括1890年6月5日致保爾·恩斯特、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9月21～22日致約·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爾吉烏斯等[8]。在致保爾·恩斯特中，恩格斯意識到歷史唯物主義呈現出某種教條式發展傾向，提到：“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裁剪各種歷史事實，那么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盵9]（583）在致約瑟夫·布洛赫中，恩格斯再次強調了“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和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但他也強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并且恩格斯也在此進行反思，“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9]（591）在致弗蘭茨·梅林中，恩格斯再次承認了“錯誤”，他說：“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從基本經濟事實中研究的缺點是“為了內容方面而忽視了形式方面”。[9]（657）總的說來，可以講恩格斯晚年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恩格斯是個多元論者，正如伊格爾頓在書中描繪的那般，經濟因素并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第二，恩格斯所堅持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決定性”實質講的是基礎性或緣起性，即所謂經濟在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中起到的主導作用；第三，上層建筑同樣也能成為“總的合力”的構成部分；第四，社會的發展體現為經濟的必然性和上層建筑的偶然性的矛盾互動，必然性將漫天星斗般的偶然性作為承載體和表現形態。

葛蘭西對經濟決定論也持批評態度的，只是較之恩格斯對經濟的癡迷，他更加側重于從文化中尋找答案。葛蘭西在論述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必然性”時談到：“我看不能把它看作是從自然科學那里引入過來的，相反，應看作是對政治經濟學領域里產生的概念，特別是根據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經濟學的形式和方法論而產生的那些概念的提煉發揮?！盵10]（239）可知葛蘭西正是對恩格斯的“忽視了形式方面”的補充，也即是說在解答“由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走得更深更遠，他堅持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與推進的原則，即以“經濟”為起點來進行社會發展分析，但他認為必須而且應當明白“以某種規律性和自發性發揮相對經常作用的力量是怎樣在歷史演變中形成的”，歷史唯物主義之所以被后世曲解的原因便是馬克思未能說清楚經濟因素和歷史必然性間的內在作用機制，葛蘭西解釋道：“只有存在著一種有效的積極的前提，人們在思想上一旦認識到這種前提就會化為行動……而這一前提應該包括，已經發展起來的或正在發展中的、為實現集體意志沖力所需的必要和充分物質條件；但是很明顯，不能把一定的文化水平從這種‘物質的可以計量的前提中抽調”。[10]（240?241）這是葛蘭西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也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物質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應當看作是實現必然性的構成要素，其所遵循的是“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筑→思想文化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循環”[11]模式，意思便是經濟基礎依然是處于基礎性地位，但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筑、思想文化上層建筑等構成的并非是直線結構，而是處于否認任何一個因素成為先驗性質決定者的循環互動結構之中。盡管最后葛蘭西陷入“市民社會文化”的桎梏中，但他所開創的社會發展循環模式對推進歷史唯物主義認識深化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

盡管盧卡奇對《歷史與階級意識》做出深刻地自我批評：“它在客觀上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史內部的一種傾向，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的根基，在政治實踐上則代表著一種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12]（4），但其從黑格爾辯證法思想中引申出來的“總體的觀念”，回擊將歷史唯物主義誤讀為經濟決定論的觀點，為經濟決定論的批判歷程獨辟蹊徑。盧卡奇認為：“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傮w范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使馬克思取自黑格爾并獨創性地改造為一門全新科學的基層的方法的本質?！盵12]（16）毋庸置疑，這一觀點是正確的且是對唯物辯證法的準確描述，強調事物之間及事物內部各要素存在普遍聯系，反對用割裂的、孤立的、絕對化的視野來看待社會發展與歷史進程，所以“經濟動機的首要地位”便從邏輯源頭上給掐斷了，盧卡奇在此所堅持的是多元主義的整體歷史觀，而細化到具體論述上，主要體現為對經濟決定論的三重批判：第一，從客觀辯證法范疇看，盧卡奇認為第二國際以伯恩斯坦為首的庸俗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源頭是將經濟的“唯一”取代“歸根結底”，重提非經濟因素的獨特作用，挖掘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相互聯系、相互運動背后的社會運動發展規律；第二，從主觀辯證法范疇看，盧卡奇“總體的觀念”強調“人”的主體作用，尤其對無產階級行動主體和思想主體的定位大加頌揚，認為主客體間的運動才讓社會發展具有意義，這便是在人的認識和思維運動中貫穿著辯證法思想，而非僅僅是對客觀物質條件運動的重視；第三，從實踐辯證法范疇看，由于盧卡奇將辯證法限制在歷史與社會領域，為了理論完善就必須將自然領域也劃歸到社會范疇之中（這一觀點是模糊人化自然與天然自然的界線），所以其在歷史觀上是“雙主觀”的：實踐辯證法一方面是以社會化、主體化的形式展現著客觀辯證法，另一方面客觀辯證法在本質上是由人決定的，拋棄任何與人脫離關系的客觀存在，由此經濟決定論便在該理論框架中喪失任何的生存土壤。盡管這一理論存在較大謬誤，主要是對自然辯證法的背離，但確實為重塑“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主體地位提供頗多真知灼見，“總體的觀念”也為反擊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的謬誤奠定堅實基礎。

當然，對經濟決定論進行理論與實踐上批判的人還有許多，諸如普列漢諾夫、布洛赫、列寧等人都從不同視域、不同框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誤讀做出有力回擊，但無論從哪種角度入手，都不可回避我們在前已提到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及上層建筑。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經濟”本來面目是什么，還需要深入到馬恩經典著作中一探究竟。

四、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經濟”

為何要繞如此大的圈子來講述馬克思主義是否是經濟決定論的，筆者認為如果不從經濟決定論的理論緣起入手，就無法認識經濟決定論維持與發展的根本內因，如果不以對經濟決定論批判歷程為過渡，就難以有效校驗經濟決定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間的張力大小，也就難以認清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本來面目，更不要說對經典理論的匡正。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緣起于對樸素唯物主義、機械唯物主義以及“宿命論”的客觀唯心史觀和“英雄論”的主觀唯心史觀的抨擊，馬克思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 的?！?[2]（503）這段言語短小精辟但卻寓意深遠，從中至少可以窺測出歷史唯物主義些許內涵：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存在本質固有的缺陷，而歷史唯物主義便是揚長避短地將存在的客觀性和人的能動性以實踐的名義加以結合，既避免映射式的客觀認識，又避免絕對意志的產生。當然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并不在此，而是在兩大矛盾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生產力是人類在生產實踐中形成的改造和影響自然以使其適合社會需要的物質力量，生產關系則是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關系，二者的決定與反作用矛盾運動決定著其他一切矛盾的發展和變動；而經濟基礎是經濟關系的總和，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和相應的制度、組織和設施，二者的相互作用其實質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經濟的實體表現。從上述分析中，可知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脈絡是遵循“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批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形態更替”模式，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可以看作是廣義的經濟范疇內的，所以這一推導可以簡化為“經濟→社會形態更替”。

但真的可以這樣簡化嗎？這樣是不是脫離了“人”的因素？筆者認為這一簡化過程并沒有將“人”拋棄，因為生產力的三大要素中就包涵勞動者（人）的概念，這一模式若脫離了人是無法推導下去的。莫非是拋棄了“人的主體性”？筆者依然不認同此觀點，二個基本矛盾間都存在能動作用是保證這一模式通暢的前提條件，如果缺少“人的主體性”，那么能動作用如何從“具體的人”的身上上升且擴散至抽象的二大矛盾之中，這樣的觀點顯然沒有抓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質。是否可以從馬克思的第二個“偉大發現”——剩余價值學說的形成過程入手呢？馬克思在剩余價值學說誕生過程中實現了經濟社會觀念的一次重要轉換，“即從一般唯物主義地認為，物質經濟生活是全部社會生活的永恒基礎、前提和最終發展動力機制，到辯證歷史地確認，由資本主義所開創的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形態無非是人類歷史上暫時出現的一種盲目必然性居支配地位的社會生活秩序”[13]，也就是說在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經濟理解為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中的動力系統，其作用是“決定性”的，在發現剩余價值學說的過程中，經濟則被看作是物質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高峰時期對社會生活起主導作用的總體結構，如果說前者是近似經濟決定論的話，那么后者絕對與經濟決定論存在顯著的界限。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談到：“在研究經濟范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簾o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4]（30），這表明馬克思在研究經濟學時嚴格秉持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原則，而后他提到：“在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Y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盵4]（31?32）馬克思在此想說明的主旨是剩余價值論下的經濟是歷史唯物主義經濟的某種程度上的退步，剩余價值論所涉及到的僅僅是資產階級社會，它所描繪出的經濟并不具備恒常的歷史功效，僅僅是對短暫的（相比整個人類社會歷史而言）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勾畫，是資產階級社會中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表述，無論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后資本主義時代，都不會像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存在如此巨大的不平衡。因此，馬克思在實現這一轉變之后，經濟一詞所承擔的宏觀歷史使命便急遽縮小，伴隨而來的是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經濟對微觀社會影響的不斷增強，所以說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經濟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中是處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話語體系中，不存在絕對的經濟概念來對應馬克思所言的社會歷史進程，而歷史唯物主義中經濟因素的作用逐漸被與經濟緊密關聯的勞動、階級等所代替；另一方面經濟決定論是指經濟決定著一切，而微觀化之后的經濟只能停留在相對狹小的時空中，經濟并不能決定一切，即使在談論到它的基礎性或支配性作用，也只能說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不平衡”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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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Marxism is economic determinism or not？

——From Terry Eagletons “Why Marx Was Right”

YAN Feng， HU Wengen

（College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n academic debate about whether Marxism is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western public voice or not， which directly aff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ory of Marxism， especiall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sets sail from historical monotonous cycle and economic ghost that belong to evaluation of Terry Eagleton to Marx. It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views on classical economics between Marxism and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then it analyses some criticisms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from Engels， Gramsci and Lukacs， so as to explore the true Marxist attitude to econom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economic meanings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urplus value doctrine， thus it can be clear about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course from the angle of Marxism， while getting rid of its negative influence.

Key Words： Marxism； economic determi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erry Eagleton

[編輯： 顏關明]

收稿日期：2013?04?20；修回日期：2013?10?10

作者簡介：顏峰（1965?），女，新疆喀什人，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倫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胡文根（1990?），男，江西高安人，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