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長篇小說敘述的“雜色”化

⊙高會敏［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山西 臨汾 041000］

作 者：高會敏，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2011級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與王蒙20世紀50年代小說單純、流暢、明快的敘述風格相比，其80年代以來的小說則呈現出駁雜繁復似洪水決堤般的敘述特點，這似乎與其積累的豐厚人生經驗和長期受壓制之后的創作心態有很大關系。所謂“雜色”是借王蒙一短篇小說的題目而來的，不僅指他的長篇小說在敘述人稱、視點、順序方面的多樣化，而且指小說中對人物與事件的駁雜處理。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填平王蒙二十余年無法創作在心頭留下的空白與遺憾。

一、“雜色”化的敘述模式

1.敘述人稱、視角的“雜色”化 王蒙的長篇小說主要以第三人稱為主，但作者常常有意識插入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敘述，不停地變換敘述視角，使多人稱、多視角的“雜色”形態出現于同一文本中，形成立體復合式的敘述特點。

以《活動變人形》為例，小說開篇以“我”的所見所思開篇引出“這根弦”——塵封五十年的往事，似乎要告訴讀者文本即將以倒敘開始，小說為第一人稱敘述。但在第八段之后就開始以第三人稱倪藻的視角敘述他于1980年出國訪問時的見聞。

自第二章至第十七章，小說幾乎全是采用第三人稱敘述，并在此基礎上采用多重視角，各章以不同人物引領敘述。如第二章是以靜珍為敘述主角來展開情節，并用靜珍與周姜氏兩個名稱同指一人，顯出“雜色”傾向。靜珍這一名稱與讀者沒距離感，而周姜氏則把靜珍還原到民國以前對已婚女性的特有稱謂上，拉開了讀者與角色的距離。兩個稱謂的來回轉換，暗示著那個時代的女性在有我與無我、個性與共性之間的緊張與矛盾，既照應了“這根弦”所飽含的歷史與滄桑，又折射出靜珍身上舊時代女性的悲哀。

第三章敘述聚焦轉為靜宜。第四、五章主要以小說主人公倪吾誠的第三人稱來回顧所經歷的往事。第六章轉為倪藻、第七章轉到靜宜，第八章圍繞“熱乎”，第九章在敘述倪吾誠、靜宜矛盾激化，小高潮過去之后，第十章將敘述聚焦轉向倪藻的同時，不但敘述人直接與讀者對話，連小說“作者”也開始出現在文本中參與敘事，作為第三人稱的倪藻也在成人與兒童的雙重視角間來回跳躍。

這種敘述上頗無章法的“雜色”形態，一方面顯示出作者在駕馭情節、話語時的游刃有余，揮灑自如；另一方面，從人稱的跳躍與敘述人不可遏制地跳出來，能感受到作者在歷經滄桑后充盈激蕩的情感和真誠面對讀者的態度。在這種“雜色”化的人稱敘述中，也可以發現“變”中的“一”，其實，倪藻(第三人稱) 與“我”(第一人稱) 、敘述人與“作者”，又何嘗不都是現實中的作者(王蒙) 本人的影子？

2.敘述順序的“雜色”形態 《活動變人形》融順序、倒敘、插敘、補敘于一爐，反復穿插敘事，時空交錯的頻率非常高，典型地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小說對十七年小說敘述格局的顛覆。

小說第一章立于80年這個時間點上由倪藻開始回顧三四十年代的往事(一章——二十三章) ，并在倒敘中又進一步安插倒敘(由倪吾誠回憶起前輩家族的往事) ，把時間推到二三十年代。在整個二十三章的敘述中，時間不斷跳躍由40年代跳到80年，再由80年代的人回顧五六十年代的事，插敘“右派”勞動改選的一些情節(第十章) ，然后再轉入40年代的敘述。在續集中，時間由40年代又回到小說開始的80年代，交代了倪吾誠的離世(預敘) ，接著又敘述了倪吾誠五六十年代、70年代的經歷。在整部小說中，時間順序呈“現在——過去——現在”的往復運動。

米克·巴爾在《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中說：“故事中的安排與素材的時間順序之間的差別我們稱之為時間順序偏離或錯時……順序安排上的偏離與某些常規相應，就不會特別醒目，然而偏離的錯綜復雜，就會使人們盡最大努力以追蹤故事。為了不失去線索，必須關注順序安排，這種努力也促使人們仔細考慮其他成分與方面。對付順序安排并不僅僅是一種文學常規，它也是引起某些東西注意的一種方法，以便強調以及產生美學和心理學效應，展示事件的種種解釋，顯示預期與實現之間的微妙差別，以及其他諸多方面?！倍@種打亂時空、情節連貫性的羈絆，天馬行空的隨意穿插敘述的敘述模式，既是對此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小說單一敘述模式的終結，又似乎是當下風行一時的穿越劇的濫觴。

3.敘述文體的“雜色”形態 王蒙曾說：“小說首先是小說，但它也可以吸收包含詩、戲劇、散文、雜文、相聲、政論的因素?！边@也深深體現在其長篇小說的創作中，形成了其小說敘述的“雜色”形態，即駁雜、多變、反常規。他把詩詞、日記、書信、構思小說引入到小說的敘述當中，形成敘述文體上的百花齊放。

如《躊躇的季節》第七章除開頭與結尾外，其余均以日記體組織全章。把歌詞引入小說敘述中是王蒙小說的一大特色?；蛟S由于當時的社會環境，王蒙的長篇小說中描寫自然景物的文字比較少，而大段的政論性對白、獨白卻非常多。把眾多的歌詞引入小說中，無形中起到調節氣氛、舒緩節奏的功能，給讀者帶來了輕松愉悅的感覺，這多體現在《季節》系列的小說中。

一般小說中都會涉及引入詩詞及作詩的情節，而王蒙在《青狐》與眾不同地在小說文本中引入作小說，看、聽小說的情節，使小說的敘述模式有了反常規的敘述范例，似乎具有了某種元小說的性質。讀者不但隨青狐體會了她在聽到自己小說時的奇特感受，還感受到青狐寫小說時的復雜心境。青狐創作小說的過程實際上是內心情感得以宣泄的過程，不但給讀者以別樣的感受，也與小說的情節進展融為一體。

二、文本敘述背后的“雜色”思想

王蒙小說中經常出現一個事件多種版本的情況，如《暗殺》第五章中的“抓奸”事件，對此事件的描述一共有四個版本，除了當事人沒有改變之外，其他的改動花樣百出。敘述視角的不斷換位、一個事件的多個版本，形成了小說敘述的駁雜形態?！犊駳g的季節》第一章，寫到曲風明與章婉婉的恩怨，作者提供了兩個版本：一個版本說章要嫁曲，曲突然不干了；另有一個版本是章婉婉首先撕毀了婚約。在第十章，對于犁原被判處死刑后不久就被釋放一事，就原因有三種說法：一是某老領導為他說了話；二是毛不讓殺；三是江青聽說后指出公檢法那批走資派要殺人滅口，當公檢法改判犁原無期時，江又指出這是為保護文藝黑線免遭革命群眾批斗，無奈只有釋放。

于是，敘述人借劉小玲的多個死因總結道：“事件寫在紙上，就有真真假假，有有無無，對對錯錯，苦苦哀哀，瘋瘋傻傻……記錄、延伸、夸張、變異，加上匠人的技巧與神經質的白日夢，并且有時空的混亂跳躍與幻覺現實的自由流通……于是，真正的即原本的劉小玲等的遭遇反倒退到后邊退到霧中去了?！币患露鄠€版本的描述，或許能使它更接近真相，但與作者內心深處的“雜色”思想是一脈相通的。這不僅是作者對一切道聽途說的深深懷疑，更是面對“假作真時真亦假”時代的荒唐與混亂的清醒。

王蒙思想體現的駁雜狀態，不僅使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常陷入彷徨中，也使得敘述人常常陷入矛盾中：小到李門對戒不戒煙和的糾結心態，大到各色人等對那個年代政治斗爭的惶惑與彷徨。

在《王蒙自傳3·九命七羊》中，作者說到鄭仿那批人“一半是變態，一半是失態，一半是堅強，一半是孱弱，一半是成熟與腳印，一半是哭哭笑笑，哭笑不得！”《季節》系列中的錢文在“文革”中既“不敢革命，也不敢不革命，不敢積極也不敢消極，不敢瞎忙活也不敢大休息”。而這何嘗不是作者的切身體會，如果說經歷奠定思想，那思想在其作品中的反映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矛盾與困惑中走出來后的作者，在《臺灣之行2》中說道：“我很欣賞吳亮先生講的‘從迷茫開始，到更深刻的迷?！舶褟碗s的問題說得像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凡把解決復雜的問題說得像探囊取物、順手牽來者，概不可信?！辈荒懿徽f作者鐘情于復雜是有道理的，而這種“雜色”化實例在王蒙小說中俯拾皆是。所以他在《你為什么寫作》中說：“我還在寫，為了……也為了讓那些評論者永遠瞠乎其后，發出互相矛盾的斷語：王蒙是現代派的風箏。王蒙是停留在50年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誕。是始終堅持現實主義。是永遠的少共布爾什維克。是鄉愿。是尖酸刻薄……”

唐清濤在《思維與語言的關系及二者的同一性問題》一文中引用西方人的話，“不會有脫離語言的思維，思維，思想不先于它的表達，思維在沒有語言的支撐下也不可能進行”；“語言是觀念或思想得以顯現的工具，語言僅僅是表達思想的工具”。由此可見，小說作者思想上的“雜色”與其小說敘述話語上的“雜色”不但關系密切，互為里表，更互為因果，也即作者思想上的“雜色”奠定了小說文本的“雜色”思想，也造就了小說敘述上的“雜色”形態。

[1] 王蒙.活動變人形[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2] 王蒙.《季節》系列[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3] 王蒙.暗殺[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4] 王蒙.青狐[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5] 王蒙.你為什么寫作[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6] [荷] 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M] .譚君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7] 王蒙.王蒙自傳3·九命七羊[M] .電子版.

[8] 唐清濤.思維與言語的關系及二者的同一性問題[J] .廈門大學學報，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