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箋杜詩興寄美刺法初探*

孫雪萍，董利偉

(1.山東大學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2.《山東通信技術》雜志，山東 濟南 250101)

關于錢謙益的杜詩箋注，研究者多將目光聚焦在以史證詩等方面，對其價值的考量也重點圍繞此展開。清初黃生云：“近錢牧齋箋注杜集，引據該博，矯偽鈲訛，即二史(指新、舊《唐書》)之差謬者，亦參互考訂，不遺余力，誠為本集大開生面矣?！盵1]489近人陳寅恪云：“牧齋之注杜，尤注意詩史一點，在此之前，能以杜詩與唐史互相參證，如牧齋所為之詳盡者，尚未之見也?！盵2]1014當代學者也指出：“他(指錢謙益)以實證與歷史的方法完成二十卷的《錢注杜詩》，從而使詩史互證作為一種詩歌研究方法確立下來?！盵3]262私以為前賢時彥有關分析和結論固是，然未盡也。事實上，錢箋杜詩的真正價值并不止此，錢氏于箋杜有著自己的著述動機和自成一家的高遠追求。為確保自己的箋杜初衷落到實處，錢氏當然會選擇和確立相應的詮釋策略和方式。毋庸置疑，以史證詩便是有效的釋詩方式之一，這已為眾人所申發。但錢箋杜詩中許多深刻和有見地的解析，卻是采用了興寄美刺言詩方式。遺憾的是，這點往往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淡化忽略，影響了對錢箋杜詩價值和意義的認識。鑒于此，筆者不揣谫陋，就錢氏以興寄美刺箋杜略抒己見，望博雅君子批評指正。

一、興寄美刺言詩是錢箋中的一個突出現象

興寄美刺言詩，是先秦兩漢儒者在《詩經》詮釋過程中建構起來的一種釋詩體系和傳統。在思維上，它強調真正的詩歌詮釋并非只關注文本中顯性的東西，更在于揭示被隱藏的東西?！啊对姟忿o美刺諷喻以教人，是《詩》教也”[4]1369，儒家學者特別注重將詩與政治教化進行關聯。錢謙益的詩學觀，總體上是堅守儒家詩教傳統的。他強調詩要有本，要發乎情，同時又要婉而有致，以諷諭警世。在詩學取向上，錢氏唐宋兼宗[5]53，并喜追摹宋元，晚年更得蘇軾、陸游之長[6]1492，縱橫開闔，鋪陳終始，以議論為詩、才學為詩傾向明顯。雖如此，并不意味著錢氏排斥興寄美刺作詩和言詩的傳統。翻檢其論詩言論不難發現，錢氏實際上對詩歌比興寄托、婉而多諷的一面相當重視?！坝嘤^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為音調清婉，雖極秾麗，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若韓致堯遭唐末造，流離閩、越，縱浪香奩，亦起興比物，申寫托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湎流連之云也。頃讀梅村宮詹艷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懷惻愴，于歌禾賦麥之時，為題柳看花之句，徬徨吟賞，竊有義山、致堯之遺感焉?！盵7]116李商隱、韓偓詩之佳處在托物寄興、不忘君國，有風人之旨。以吳梅村比李、韓，意謂其詩亦托志深遠。錢氏評徐仲昭詩云：“仲昭起于逢掖，有憂時閔己之志節，故其詩麗以則，感而多風。君子誦之而論其世也，其歸則一而已矣?！盵5]948其《嚴印持廢翁詩稿序》則曰：“(嚴印持)作為歌詩，往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諷諭以警世，而托寄以自廣，若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盵5]951可見，錢氏論詩往往是以托興和諷言諭世為高的。

言及杜詩，錢謙益認為既有“鋪陳終始、排比聲韻”[5]2153的大雅正聲風范，又具“溫柔敦厚、婉而多諷”的風詩特征，因而他反對將杜詩單純視為“噍殺”之音：“秦之詩，莫先于《秦風》，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謂秦聲也。自班孟堅敘秦詩，取‘王于興師’及《車鄰》、《駟驖》、《小戎》之篇，世遂以上氣力、習戰斗，激昂噍殺者為秦聲。至于近代之學杜者，以其杜詩為杜詩，因以其杜詩為秦聲，而秦聲遂為天下詬病。甚矣，世之不知秦聲也！……溫柔敦厚，婉而多諷，其孰有如秦聲者乎？以杜詩言之，《樂游》、《渼陂》，《蒹葭》之比也?！尔惾恕?、《兵車》，《車鄰》之亞也?！妒站?、《左掖》，《終南》之頌也?！栋税А?、《詠懷》，《黃鳥》之賦也?！侗闭鳌?、《羌村》、《諸將》、《秋興》，《小戎》、《無衣》之篇什也。先河后海，則秦詩實為濫觴之端；增華加厲，則杜氏寧有椎輪之質？學者不知原本，猥以其浮筋怒骨、齟齒吽牙者，號為杜詩，使后之橫民，以杜氏為質的而集矢焉，且以秦聲為詬病，不亦傷乎！”[5]931-932這段話表述了一個觀點，即從《秦風》到杜詩，有一共同特征——“溫柔敦厚，婉而多諷”，只是后人將《秦風》和杜詩視為充滿“激昂噍殺”的兵象和格力之聲，這種認識顯然是表層和片面的。所以，錢氏箋杜時，極力避免尋章摘句、得貌遺神的簡單做法，而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對作品言外之意的發覆上。如對杜詩《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的一段解析：“三山老人曰：此詩譏天寶時事也?！厣胶銎扑椤?，喻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濁不分，而天下無紀綱文章也；虞舜、蒼梧，思古之圣君而不可得也；瑤池日晏，言明皇方耽于淫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黃鵠哀鳴比之，小人貪祿戀位，故以陽雁稻粱刺之也。按：此詩首言高標烈風，登茲百憂，登高視下，岌岌乎有漂搖崩析之恐，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n梧云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為常也。宋人詩說多支離可笑，三山老人論此詩殊近理，故取之?！盵8]2157-2158錢氏引用宋人胡舜陟語，明確指出杜甫用了“起興”的藝術手法，使詩歌含蘊豐富，文已盡而意無窮。后來錢氏于最后定稿的《錢注杜詩》(以下簡稱《錢注》)中，對上述內容幾乎全部予以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錢氏雖重視比興寄托，卻并沒像朱熹《詩集傳》那樣，明確指出某篇詩作是以“比”或“興”的方式來展現作者之深意。他對興寄美刺觀念的理解和堅持，更多體現在對杜詩意義的體認把握上，即通過對詩歌文本意象、事件等的整體分析解讀，于聲句之外，深入開掘、闡發杜詩文字背后的“微言大義”、弦外之旨。如對《登樓》的詮釋：“‘可憐后主還祠廟’，殆以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致蒙塵之禍，而托諷于后主之用黃皓也?！漳毫臑椤读焊敢鳌贰?，傷時戀主，而自負亦在其中。其興寄微婉，一句而包數義如此?！盵8]2199指出此詩“興寄微婉”，“一句而包數義”，深得“溫柔敦厚”要旨。解杜詩《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坡陀金蝦蟆”云：“祿山諂約楊妃，誓為母子，通宵禁掖，昵狎嬪嬙。和士開之出入臥內，方此為疏；薊城侯之獲廁刑余，又奚足尚？方諸蝦蟆之入月。詩人之托諭，不亦婉而章乎？”[9]30安祿山、楊貴妃穢亂后庭，見于史籍。錢氏引溫畬《天寶亂離西幸記》所載軼事，揭示杜詩以蝦蟆入月喻祿山入宮，諷刺之意甚明。箋《奉贈太常張卿二十韻》云：“投贈之詩，托諷深厚如此，其意切則其詞愈婉。此風人之指也?！盵8]2193《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錢箋曰：“史稱嚴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在武幕下，此詩特借以諷諭，朋友責善之道也。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9]165錢氏認為杜詩草木景物、廋辭隱語、史事典故中，頗寓比興寄托之旨，微婉多諷，寄慨遙深。其解讀亦多能正本清源，深入老杜之骨髓，發明深微用心，展現出杜詩“婉而多諷”的特征。上述現象在錢箋中很突出，而使用“刺”、“譏之”、“婉辭”、“微詞”、“微婉”、“諷諭”、“婉而切”等詞語，直接點明詩含諷諭寄托的情況，更是俯拾即是，這些足以證明錢箋在這方面所花費心思之多。

二、錢箋“深文周內”成眾矢之的

以興寄美刺解讀杜詩，雖非錢謙益之發明獨創，但其貢獻突出。錢氏苦心孤詣，細心推敲，特別是善于知人論世，自覺將杜詩放在唐帝國由盛轉衰的特定歷史背景和語境中，以意逆志，探人所未探，為深入理解杜詩大開方便之門，啟迪作用不可低估。錢氏對自己的成果亦頗自信，曾引用族孫錢曾之語，自詡其箋注有“鑿開鴻蒙、手洗日月”[9]4之功。錢箋一出，杜詩注釋很快蔚然成風[10]46。

然而，錢箋也招來不少非議、質疑甚至詬病。徐世溥《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談到：“夫繹《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后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在，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考據確核之中，勿涉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盵11]145對錢氏在發明杜詩深意方面取得的成績給予肯定，也對其中存在的穿鑿傾向深表憂慮和不滿。較早向錢氏發難的是潘檉章和朱鶴齡等人。潘檉章著有《杜詩博議》，該書在史實考證方面有獨到處，對錢箋作了很多補充和糾偏。潘氏因受莊廷鑨《明史》案牽連不幸遇難，其所著書亦遭禁廢，《杜詩博議》一書即因此而終至散佚。所幸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以下簡稱《輯注》)對之多所引用，部分內容得以流傳下來。這其中不少是針對錢箋的，如杜甫《兵車行》，錢氏認為是對鮮于仲通討南詔而發[9]10，潘則云：“玄宗季年，窮兵吐蕃，征戍繹騷，內郡幾遍，當時點行愁怨者，不獨征南一役，故公托為征夫自愬之詞以譏切之。若云懼楊國忠貴盛而詭其詞于關西，則尤不然。太白《古風》云：‘渡瀘及五月，將赴云南征。怯卒非壯士，南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衙鞔讨?。太白胡獨不畏國忠耶？”[12]潘氏所論事實清楚，批駁有力?！端屠钋鋾稀放耸辖獾溃骸肮湃肆麟x放逐，不忘主恩，故公于賈、嚴之貶則曰：‘開辟乾坤正，榮枯雨露偏?！诩褐H則曰：‘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錅厝岫睾裰?，言外可想。若以肅宗不甚省錄，故往往自況之推，失之遠矣?！盵12]不難發現，潘氏對錢箋中諷刺君王的解讀極為敏感，并多予駁正。后來錢氏箋杜因“諷君說”備受責難，始作俑者當屬潘氏。

與錢氏曾過從甚密，且有過一段合作箋杜經歷的朱鶴齡，對錢箋中的所謂牽強附會處亦頗致不滿，《輯注》中廣泛引用潘氏的觀點，實際也是朱氏借此表達自身立場和觀點。他在《輯注》自序中發表了一番見解：“夫詩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指事陳情，意含諷諭，此可解者也。托物假象，興會適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強解之，日星動成比擬，草木亦涉瑕疵，譬諸圖罔象而刻空虛也?？山舛簧平庵?，前后貿時，淺深乖分，欣忭之語，反作誚譏，忠剴之詞，幾鄰懟怨，譬諸玉題珉而烏轉舄也?！盵12]卷首朱氏批評的對象顯然有所指，即錢氏的系列解讀。他在《輯注》中，對錢氏引以為豪的《洗兵馬》等箋釋大加刪削，更是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對錢氏深文羅織作風的決絕態度。不僅如此，伴隨與錢氏之間因注杜分歧而造成的感情裂縫的加大，朱氏對錢本人及其杜詩箋注的攻訐也在不斷升級。如果說潘檉章在駁正錢箋方面所持的更多的是一種客觀、公正的學術立場，那么，朱鶴齡的表態則明顯帶有主觀感情色彩了。朱氏《輯注》自序曾談到：“志者，性情之統會也，性情正矣，然后因質以緯思，役才以適分，隨感以赴節?！用乐?，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于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綿菀結之意。極之履荊棘，漂江湖，困頓顛蹶，而拳拳忠愛不少衰。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隕節，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為之，其性情為之也。子美沒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時與天地之噫氣、山水之清音，嶒峵響答于溟涬澒洞、太虛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祓慮，正己之性情，以求遇子美之性情，則崆峒仙仗之思，茂陵玉碗之感，與夫杖藜丹壑、倚棹荒江之態，猶可儼然晤其生面而揖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接者為疑也?！盵12]卷首這番話當是針對錢氏對自己注杜所發表的一些意見而發。他強調，性情是一切文辭的根本，而要正確地讀杜、解杜，也需要“澄心祓慮，正己之性情”，否則便難探杜詩之真蘊。這些議論言外之意很明顯，等于說以錢氏這種首鼠兩端的品性，是不可能深悉杜甫，不可能得杜詩真面目的。朱氏有《書元裕之集后》一文，更以“人臣身仕兩姓，猶女子再醮”[13]283，影射貶斥錢氏，極盡譏刺攻訐之能事，口不擇言，完全失去了其一貫的溫厚風度。而這些言辭舉動，對人們客觀認識和評價錢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

潘檉章之弟潘耒也是錢、朱訟爭中的積極參與者。潘耒有《書杜詩錢箋后》一文，當是在其兄和朱氏影響下創作的[14]。他對錢箋的駁斥更為直接：“錢氏求新太過，亦時有此失。如……以范叔歸秦為欲去國忠，以關張耿鄧為自喻，以‘前后三持節’為杜鴻漸，種種曲解，皆迂僻難通，所謂目睹秋毫不能自見其睫也。然文義小失，猶無大害，唯其自矜獨得，所謂‘鑿開鴻蒙，手洗日月’者，乃謂少陵大不滿于肅宗，多所譏切?！断幢R》、《收京》諸作皆刺詩?！Q駕’、‘龍樓’，‘朱虛’、‘商老’，‘兩宮警蹕’、‘一德興王’、‘文公賞從’、‘禹功命子’種種，無非譏諷，此則傷教害義之大者。謬說流傳，或至壞人心術，余故一一標出，欲讀者毋味其甘而忘其毒也?！盵15]579指出錢氏求新太過，張冠李戴，犯了不少歷史性錯誤，不無道理。但其批評也并非都是持平之論。如評《寄韓諫議》錢箋：“此詩題云‘寄韓諫議’，則所云美人當指韓。今移指鄴侯，有何確據？杜既推李如此，他詩何不一齒及，而獨寓意于寄韓一篇？”[15]580這一指責便非基于事實本身[16]。再如評錢箋云：“《洗兵馬》一詩，乃初聞恢復之報，不勝欣喜而作，寧有暗含刺譏之理？上皇初歸，肅宗未失子道，豈得預探后事以責之？詩人以忠厚為本，少陵一飯不忘君，即貶謫后，終其身無一言怨懟。而錢氏乃謂其立朝之時，即多隱刺之語，何浮薄至是？”[16]579認為錢氏“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之論是“預探后事”可以，但一口咬定杜甫毫無譏諷肯定有問題。杜詩后半截對肅宗寓諷于頌，明眼人一見便知，而對當時攀龍附鳳之輩的撻伐則更是明顯。潘氏一再指責錢氏“浮薄”，譴責其“怨誹其君，無所不至，此自門戶習氣”，直至說出“絳云一炬，有自來矣”之類幸災樂禍的刻薄之語，實在有失學者之客觀公正品質。至于他評價錢箋“壞人心術”、“傷教害義”，更非平情之論，實則是對朱鶴齡以“性情之正”攻訐錢氏的更蹩腳的發揮而已。無怪乎后人批評其“架空作勢，全無實據，信口謾罵”了[17]。潘耒駁錢之論甚多，不具錄，而其主要特點和立場在此已多所體現。顯然，潘耒在錢、朱因箋杜而起的這場訟爭中，是起了推波助瀾作用的。

朱鶴齡、潘氏兄弟對錢箋所作的批評，多為后人所沿襲和申發，流布廣泛，影響深遠。后來學者對錢箋的諸多評價，其大要基本不出三人所論之范圍，略錄數則以見之：

老杜天資淳厚，倫理最篤。詩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都從一副血誠流出，而語及君臣者尤多。虞山輕薄人，每及明皇晚節，肅宗內蔽，廣平居儲諸事跡，率以私智結習，揣量周內，因之編次失倫，指斥過當。繼有作者，或附之以揚其波，或糾之而不足關其口。使藹然忠厚之本心，千年負疚，得罪此老不少。[18]6

詩教主于溫柔敦厚，況杜公一飯不忘，忠誠出于天性。后人好以臆度，遂乃動涉譏刺，深文周內，幾陷子美為輕薄人，于詩教大有關系，如是者概從刪削。[19]13

余讀《錢注杜詩》，而知錢之為小人也?！舸绱绻澒?，皆以為有所刺，則少陵之詩掃地矣！[20]416

這些言論，與朱、潘等人所論相較，意氣與人身攻擊的非學術成份越來越重。在一些具體箋注上，研究者所指摘的，也多集中在錢氏對杜詩的抉隱發微上。如針對錢箋《洗兵馬》，浦起龍云：“‘鶴駕’、‘雞鳴’，錢氏以為刺肅宗不能盡子道，朱氏非之，吳江潘氏駁之，允矣……錢箋此等，壞心術，墮詩教，不可以不辯?！盵18]259再如杜詩《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楊倫云：“結語略含諷意，卻只以吞吐出之，渾然不覺?！盵19]28浦起龍則曰：“錢注語語指斥，意非不是也。但學者不善會之，偏譏刺一邊看去，則失之遠矣。蓋題系朝廷巨典，體宜頌揚。非比他事諷諫，尚可顯陳也?！盵18]689所論小異大同，均對錢箋通篇諷諭意見表示不滿。

上述所及可概括如下：其一，公認錢氏于前人注杜多有糾謬去蔽，于杜詩之興寄美刺抉隱發微，多所發明，且考證精審，為前人所不及。贊之者不必說，即毀之者，在攻訐其品行之后，亦不得不推重其大有功于老杜?！澳笼S學問閎博，考據精詳，家多秘書，兼熟內典。其箋杜也，鉤稽奧義，抉摘異聞，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誠有功于少陵矣！”[15]579潘耒作為論敵而能做出如此推揚，足見錢箋之價值；其二，錢箋之過人處，往往是受攻擊最密集處。錢箋過于求新求深，雖批評前人注杜之牽強附會，自己也難免重蹈覆轍。后人遂以深文羅織、穿穴譏刺為錢氏之一大罪狀，群起而攻之，且一波未伏，一波再起；其三，錢謙益降清遂致名譽破產，被視為首鼠兩端、無氣節之“輕薄人”，因而眾議洶洶，認為其注杜難得要領，深負老杜一片忠厚之情?？偟膩砜?，清初以來的數百年間，評論家對錢箋評價分歧甚大，其原委主要不在箋注本身，而在于錢氏為人大節有虧?！?錢謙益)箋注杜詩……所見必有迥異于恒人。然卒不為世所重，反遭詬病，蓋非敢輕其學，乃輕其為人?！盵17]蓋自明季東林、復社以還，賢士大夫皆以氣節相尚，故清初以投敵為恥。錢謙益晚節不保，率眾降清，為士子所不齒，進而影響了人們對其箋杜成果的客觀評價。朱鶴齡、潘耒、袁枚等人之言論，無不有此傾向。而更令人唏噓感嘆者，錢氏因秘密抗清，被清統治者認為是反復無常小人，打入另冊[21]155-156，其書被列于禁毀之目[22]164。而這些遭際，又大大影響了錢箋的正常傳播與接受，客觀上削弱和降低了人們對它的重視程度，其價值被大打折扣，也是難免。

杜詩箋注言人人殊，“大抵歷代注杜者，無不自是其是，且自以為能正前人之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7]，道出了歷代多數注杜者的一種共同心態。

三、興寄美刺言杜乃錢氏書寫襟懷的一種策略

黃庭堅曾提出：“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盵23]反對事事征實，反對不高明的穿鑿附會，反對將杜詩的理解降低到庸俗無詩意的境地，這是值得肯定的。錢謙益本人也是持類似態度和解詩理念的。他說：“宋人解杜詩，一字一句，皆有比托。若偽蘇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師古之解筍根稚子，尤為可笑者也?！盵9]4注杜之難，古今學者早有共識，錢氏在《讀杜小箋自識》、《草堂詩箋元本序》及其他文章中也反復言及注杜之難處。注杜的硬核，無疑便是探尋隱藏在杜詩字句之下的深層意蘊，而探尋和揭示杜甫之真正寓意的過程，無異于一種精神考古，其困難可想而知。故錢氏說：“杜詩非易注之書，注杜非聊爾之事，固不妨慎之又慎，精之又精?！盵7]1351

既然意識到注杜的困難，并且看到了宋人因過分倚重比興寄托解杜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那么，錢氏何以還要冒險，繼續在這條羊腸小道上走下去呢？要回答該問題，我們不得不突破一般的詩學觀念，而從錢氏本身尋找更深層原因了。錢氏說過：“注詩細事耳，亦必須胸有萬卷，眼無纖塵，任天下函矢交攻，砧椎擊搏，了無縫隙，而后可以成一家之言?！盵7]1351從這段話推斷，錢氏對自己箋注問世后的遭遇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他孜孜以求的，就是“成一家之言”。那么，其“一家之言”又體現在哪里呢？《注杜詩略例》中有段話：“余之注杜，實深有慨焉，而未能盡發也?！盵9]4此處之“深有慨焉”，值得做更深入的理會?？滴蹙拍?，沈壽民在朱鶴齡《輯注》“后序”曾言及：“往方爾止嘗語余云，虞山箋杜詩，蓋閣訟之后，中有指斥，特借杜詩發之?！盵12]陳寅恪也一針見血地指出：“細繹牧齋所作之長箋，皆借李唐時事以暗指明代時事，并極其用心抒寫己身在明末政治蛻變中所處之環境，實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盵2]1021陳氏認為，錢箋中《洗兵馬》等一類長注，反映了錢氏自身的政治經歷。

從古代經典中尋求現實問題的答案，這是明清之際學風的一種突出趨向，而這一學風也反映在詩歌箋注領域，錢氏的杜詩箋注便是這一趨向的早期代表。如果仔細體認一下錢箋便會發現，錢氏對杜詩中的政治意蘊是有著特別的敏感的。換言之，錢氏對杜詩的接受，有著突出的政治取向，因而在其箋釋中，特別注重了杜甫政治情懷的闡發。下面結合錢箋，具體考察一下這一傾向，在此基礎上，就錢氏如何將杜詩文本與自身的政治襟懷、身世之感密切關聯，加以觀照，以便更好地體會和把捉其以寄托美刺箋杜的動機與獨特意蘊。

首先談談錢氏圍繞杜詩中涉及皇帝方面的內容所做的箋釋。這方面內容是錢箋最核心和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研究者早已指出，錢箋中多有譏刺君王的內容，甚至說“錢注語語指斥”[17]689，雖有夸張，卻也不離大格。錢箋中確有不少內容是針對玄宗、肅宗和代宗等皇帝的，正是通過它們，錢氏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立場觀點。如對唐玄宗天寶后期信任武將，勞民傷財，多次發動邊境戰爭問題，錢氏往往不遺余力地予以揭露批評。他解《送高三十五書記》“崆峒小麥熟，且愿休王師”等詩句云：“吐蕃每至麥未熟時，即率部眾至積石軍獲取之，呼為吐蕃麥莊。哥舒翰遣將邀擊，匹馬不還。此詩記其事，又戒以勿逢迎人主好武之意，窮兵于石堡、河曲也?！盵8]2156解《秋興八首》之“昆明池水漢時功”等詩句時亦云：“此借武帝以喻玄宗也?！侗囆小吩疲骸浠书_邊意未已?！f應物云：‘少事武皇帝?！迫私匀??！盵8]2185譏刺玄宗窮兵黷武，認為這是安史禍亂的重要起因。安史亂起的另一原因是玄宗晚年迷信仙道，沉溺宴樂，這也是錢氏挖掘諷刺的重點。解《奉贈太常張卿二十韻》云：“‘方丈’四句，隱然借秦皇、漢武以諷玄宗之求仙，亦諷均不當以求仙得幸也?！顿浿?，托諷深厚如此。其意切則其詞愈婉，此風人之指也?！盵8]2192-2193箋《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為不經也?！赖赂督裢酢?，謂玄宗親注《道德經》及置崇玄學，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詞也?！硗恕韵滤木?，一篇諷諭之意，總見于此?！盵9]278對肅宗，錢氏重在譏刺其心胸偏狹，屏棄賢相大臣而專任內宮宦豎和奸臣等方面，其中尤以《洗兵馬》的解析最有代表性。錢氏在《讀杜小箋》中即指出：“上皇至自蜀，即日幸興慶宮，肅宗請歸東宮，不許。已而聽李輔國讒間，遂有移仗之事。其端已見于此。此詩蓋援據寢門問安之詔，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諭也。鶴駕龍樓，不欲其成乎為君也，其詞嚴矣?！薄笆菚r方加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肅宗之意獨厚于靈武，故婉詞以譏之?！盵8]2163-2164表達了對肅宗的不滿。在稍后的《讀杜二箋》中，錢氏又做了更為嚴厲的批評和更多的牽連發揮。如詩箋開頭即云：“《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敝虚g又指出：“當是時，內則張良娣、李輔國，外則崔圓、賀蘭進明輩，皆逢君之惡，忌疾蜀郡元從之臣。而玄宗舊臣，遣赴行在，一時物望最重者，無如房琯、張鎬?，g既以進明之譖罷矣，鎬雖繼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諄復言之?！嗯郯遵R’以下，言能終用鎬，則扶顛籌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憂之也，非尋常頌禱之詞也?！庇衷唬骸艾g夙負勝名，馳驅奉冊，肅宗以其為上皇建議，諸子悉領大藩，心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并及劉秩、嚴武等，以琯黨也?！g敗師而罷，鎬有功而亦罷，意不在乎功罪也?！嘧x杜詩，感‘雞鳴問寢’之語，考信唐史房琯被譖之故，故牽連書之如此?！盵8]2190《小箋》、《二箋》兩相比較，錢氏的批評語氣越來越激烈，矛頭指向也越來越尖銳。在《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奉贈王中允維》、《收京三首》其二、《建都十二韻》、《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其一、《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從左拾遺移華州掾》、《有感五首》其四、《別房太尉墓》諸箋中，錢氏對肅宗信任宦官、斥賢拒諫等行為做了反復和嚴厲的批評。他對代宗的譏諷也毫不留情面?！队懈形迨住菲涠{云：“是時史朝義下諸降將，奄有幽魏之地，驕恣不貢，代宗懦弱，不能致討……‘息戰’、‘歸馬’，謂其不復能用兵，而婉詞以譏之也。李翱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艘庖??！盵9]430譏刺代宗信用讒邪，致振興無望。在《青絲》、《折檻行》、《登樓》、《諸將五首》、《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其六等箋中，都有針對代宗政治無道的嚴厲譴責。

錢氏對玄宗等當時最高統治者所展開的批評譴責，真實暴露了其君王觀。錢箋中這方面內容盡管不多[24]234，產生的影響卻很大。當然，杜甫有些詩句未必都有諷君之“深意”，錢氏卻也拐彎抹角地牽扯進來，這類例子極易找到。但是，如果只是以杜甫當時有無譏刺之意來衡量錢箋之對錯，并且揪住錢氏的某些失誤不放，抑或我們的討論仍然還停留在“諷君說”是否得當這一層面上，那么，且不說長期以來的爭執不會停止下來，即便要深入理解和把握錢氏箋杜的初始動機和真正目的，也十分困難。事實上，錢氏于箋杜中關注帝王的言行，重視君主對國家民族的作用，是有其現實考慮的。眾所周知，封建時代，君王作為最高統治者，其才干與修行對國家的治亂往往產生重要影響。明代自英宗以后，諸多社會矛盾陸續暴露，后面幾任皇帝，幾乎沒有哪個具備振興國威、力挽狂瀾的能力和欲望。相反，由于他們的荒唐迷信，怠政貪鄙，直接導致了朝政的黑暗和王朝的敗亡。思宗欲有所作為，但此時明王朝早已病入膏肓，沉疴難起，更何況他本身也不是一個挽狂瀾于既倒的有為之君。明末每況愈下局面的形成，乃至一敗涂地，雖是時勢使然，而最高統治者當然難辭其咎。因此，重申為君之道，限制君主的權利，可以說是明后期的嚴峻現實向思想界提出的一個尖銳課題。錢氏在《向言》[8]763-793這組雜文中，曾專門討論了“帝王之學”和為君之道。他引用先儒的訓導，從理論上、制度上明確君主的職責和帝王之操守，提出君王應敬德居業，崇尚節儉，納諫從流，親君子，遠小人，以及不以己私侵害國家之大公，不以己欲奪小民之生存等等。這些觀點，在杜詩箋注中時有體現?？梢哉f，錢氏在箋注中所表達的對玄宗等皇帝的不滿，實乃激于晚明的政治生態，特別是現實中君主之表現而發，寄寓了他對傳統君主制的一些沉思，因而有著鮮明的時代內涵和極強的現實針對性。直言之，錢氏在箋注中極力譏諷挖苦玄、肅、代宗，其用意就是對當下的君主暗下針砭。正如日本學者長谷部剛所言：“因為在政治上經歷了多次挫折，錢謙益對以皇帝為頂點的朝廷政治持有懷疑和批判的態度?！盵25]錢氏在箋注中所體現出的對君主的批判，盡管多就事論事，其觀念和思想在今天看來也很樸素甚至有些迂闊，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本思想和民主意識。在錢氏之后，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對人君之道、君主制作出了那個時代最深刻的反思。這中間，不能完全排除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

其次，談談錢氏如何別具只眼，深入挖掘杜詩中經世治國大計，進而表述自己的政治觀點的。我們知道，杜甫一生沒做過顯官要職，但這并不妨礙他關心國家命運、關注現實政治。他通過詩歌表達了不少政治軍事觀點。錢謙益為此曾發感慨：“浣花老翁，參預國家大計，關心如此，良可感矣！”[8]2172杜甫深為國慮，致使錢氏“千載而下，可以感嘆”[8]2157。錢謙益本人，終其一生都熱衷于政治，熱心于追求事功，故其詩文中不乏經世治國的內容。程嘉燧云：“(先生)晚而以其忠猷嘉謀無由入告左右，著為《向言》三十首以垂于后，不惟其愛君之深憂國之切隱然溢于言表，而救時匡世之略亦已見其一斑?！盵8]2225錢氏箋杜雖不能如《向言》一樣，直接論述和集中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治國方略，但可以依寓于杜詩，通過箋注表述自己的經濟之志、忠猷嘉謀。事實上我們也看到，錢氏在箋注杜詩時，總是不失時機地就如何增強國力、如何改善民生贏得人心、如何用人、如何加強戰防邊防等一系列國家政治問題發表見解，所涉面廣，內容豐富，觀點鮮明。僅以分鎮為例，略加引申。錢氏解杜詩《有感五首》之四云：“初，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詔曰：‘令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t下，遠近相慶，咸思效忠于興復。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C宗即位，惡琯貶之。用其諸子統師，然皆不出京師，遙制而已。廣德初，宗藩削弱，藩鎮不臣。公追嘆朝廷不用琯議，失強干弱支之義，而有事則倉卒以親賢授鉞也?！渚溲圆灰拦欧饨ǘ牶嵣?，不可得也。公之冒死救琯，豈獨以交友之故哉？”[8]2174《建都十二韻》箋曰：“此詩因建南都而追思分鎮之事也，終以房琯之議為是也?！盵8]2198錢氏《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等詩解對房琯建分鎮之言亦有涉及。他對房琯分鎮一議十分重視，評價很高，卻引來非議。潘耒云：“詳味詩意，似以建都為非，惜己在外，不得諫諍耳，箋乃云以分鎮為是，因建都而追思之，何其迂曲也?！盵15]580朱鶴齡《輯注》亦云：“‘蒼生入’句，譏高議者為無益，而南都之不必更建也?！畷r?！木?，譏其不以雪恥為急，而輕議建都非定亂之先務也?！盵12]朱氏還在《唐肅宗論》一文中說：“太子諸王分鎮討賊，此最為謬計……永王璘之反，其明鑒也?！盵13]230與錢氏觀點針鋒相對。仇兆鰲也談到：“當時房琯分建之策，與呂諲建都之請，前后事勢迥不相同?！X箋附會兩事，致詩意反晦?！盵26]777潘氏等人對錢箋的批駁，看似言之鑿鑿，實則均未達牧齋用心處。錢氏有言：“良醫之治病，必視其病證何如，按古方以療新病，雖有危證，惡疾可得而除也?！盵8]780《向言》曾述及分鎮：“唐之方鎮，始于肅宗，夾河五十余州，更立迭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罹V于靖康建議，以為唐之藩衛，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金人何能深入？……謀國者制置天下，猶弈棋然。從房琯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擴之議，可以收殘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斂手，坐視其全輸者也?！盵8]778-779這番議論實是基于明末局勢而發。明代是皇權高度集中的專制政權，當然不可能將權力下放到方鎮。但明末形勢又是另一番景象。當時北有清兵虎視，西南有李自成等農民軍蜂起，都城無拱衛，清兵、農民軍可隨時搔擾京城南畿，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危局。而錢氏一再提及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并聯系宋、金歷史加以印證，顯然是想靠分鎮來挽救殘局。設立方鎮能否拱衛京師，延緩明王朝壽命姑且不論，而有一點需說明，這種意見決非錢氏的異想天開，數十年以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方鎮》、顧炎武《日知錄·藩鎮》中亦發出類似觀點和議論?？梢婂X氏主張設立藩鎮以支撐危局，雖未必是根治頑癥的良劑，至少也稱得上是一種審時度勢、深思熟慮的觀點。朱鶴齡與錢氏周旋久之，惜其于錢氏之用心并無多少領會。潘、仇等人所論更是無的放矢，純為紙上談兵，所謂“何其迂曲”之辭，則牧齋實不敢受。

再次，談談錢氏如何從自身的政治遭遇和人生歷難中，切身體驗杜甫終身不遇、志不獲展的人生悲劇，進而揭示詩人在詩歌中所寄寓的政治感慨等微旨奧義的。錢氏認為杜甫非一般文士，而是一位有崇高理想和政治智慧的濟世大才。錢氏解《詠懷古跡》其五“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句云：“公詩每希風孔明，其托寄遠矣?！盵8]2206解《觀兵》時還特別點到了杜甫的軍事遠見：“此詩謂官軍當直搗幽、燕，破思明之巢穴，不當堅守城下以老師也。時汾陽與光弼不協，故敗。光弼蓋出公策，而汾陽亦千慮之失也。公豈徒詩人也哉！”[8]2169錢氏的此類評說觸處即是，表現了對杜甫政治軍事才能的推許?；诖?，錢氏對杜甫窮困潦倒、生不逢時的種種遭遇，總是充滿了同情。在箋《謁先主廟》時說：“‘孰與關張并’，公自許非關、張之流，猶言羞與噲等為伍也?！εR耿鄧親’，以中興賢佐自命也?！妒龉拧吩姟崮娇茑噭?，濟時亦良哉’，亦此意也?！t莫’、‘飄零’，徒有應天得士、慘淡風云之感而已。謁先主之廟而灑淚沾巾，公之自負如此?！盵8]318錢氏指出，杜甫在此詩中自許有王佐之才，卻難有為國效力的機會，面對古人，惟有“灑淚沾巾”而已。其實，灑淚的何止杜甫！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而致肅宗忌恨，遂被貶官，錢氏在箋注中屢屢道及此事。箋《從左拾遺移華州掾》云：“公自拔賊中，間關九死，得達行在。近侍未幾，移官遠出。此詩蓋深嘆肅宗之少恩也?！墩谢辍吩唬骸曩鈿w來，入修門些！’經年之后，再出國門，痛定思痛，猶有未招之魂。比《招魂》之言，尤可傷矣！……‘駐馬望千門’，正古人去不忘君之義。公之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c琯之貶謫，關系玄、肅父子間事。此其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端，故表而出之。作年譜者，至謂公不知論何事而出，其陋甚矣！”[8]2167錢氏不惜筆墨，揭示杜甫失官原因，發他人所未發，洞見卓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解語滿帶感情，又不能不使人產生這樣的聯想：杜甫之不幸，與錢氏自身又何其相似乃耳！錢氏在發明杜詩之微旨深蘊的同時，不是也在流露自家心事嗎？如果說上面這些箋注只是一種若隱若現、欲說還休式的表達，那么，《洗兵馬》的這段話簡直就是錢氏直接走上前臺直抒胸臆。肅宗極力排斥玄宗舊臣，錢氏認為是肅宗在自行結黨：“自漢以來，鉤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鉤黨者，未有人主鉤其父之臣以為黨，而文致罪狀，榜之朝堂，以明欺天下后世者?！盵8]2191潘耒等紛紛指責錢氏之解說無稽[15]579-580，其實是沒有領悟到其“以今喻古”的良苦用心。長谷部剛認為：“錢謙益從未得到皇帝恩寵，他被視為皇帝所顧忌的黨派中的一員，并受到排斥。在這一點上，他與因替房琯辯護，而被肅宗視為房琯一黨，并遭到貶斥的杜甫有著類似經歷?！薄板X譏諷肅宗的詞句背后，明顯有他自己對君主毅宗(崇禎皇帝)的非難?！盵25]他還將錢箋與《初學集》一起解讀，理出“杜甫=錢謙益/肅宗=毅宗”這一對應關系。當然，杜甫與錢謙益、唐肅宗與明毅宗之間某些方面的確存在可比性，但將彼此簡單劃等號，卻也過于拘實，反而限制了錢箋的意義。

受陳寅恪論錢箋反映了錢氏自身政治經歷觀點之啟發，有學者開始有意識地聯系錢謙益的生平遭際開展研究。除長谷部氏的論文外，綦維《孝子忠臣看異代 杜陵詩史汗青垂——試析〈錢注杜詩〉中錢氏隱衷之抒發》一文也有詳細論述[28]。陳茞珊《〈錢箋杜詩〉研究》中專列“牧齋箋杜之用心與寄托”一章，對錢氏與晚明時局、杜箋與閣訟枚卜關系等展開論述，并引用《明史》、《明通鑒》等史料加以印證[24]229-257。這些都說明了一點——錢氏自身的政治經歷與人生體驗，對其杜詩箋注的影響是深刻和清晰可辨的。

錢箋中政治色彩濃重的詩解，無疑是該作品的核心。窺一斑而知全豹，從這部分內容中，我們就已經領略到了錢箋的思想深度。他從自身的生存境遇展開詮釋，將杜詩文本與自我和現實緊密關聯，巧妙地書寫了自己的經世理想與政治情懷。由此看來，他所堅持的興寄美刺言詩，不僅是一種詮釋手段，同時也是書寫自身襟懷所采取的策略。

四、余論

錢氏從事箋杜工作前后經歷近三十年，最終“成一家之言”?！扒宕鸀槎旁娭畬W者，鮮不受錢謙益《杜詩箋注》之影響”[10]56，錢箋的出現，在杜詩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對后世的影響效果史來看[24]412-447，錢箋是值得我們尊重和重視的對象。這也促使我們追問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錢箋的真正價值在哪里？

藝術品只有在被表現、被理解和被詮釋時，其意義才得以實現。詩歌作為一種典型的象征性文本，其蘊含的意義更需要揭示和敞開。傳統的興寄美刺言詩，作為一種敞露詩歌深層意蘊的手段是有效的，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證明。錢氏諳熟這一手段，并運用它對杜詩的意義展開切近和獨到的闡發，為杜詩箋注大開戶牖?，F代哲學詮釋學理論認為，詮釋主體在理解和解釋文本時，總是具有特定的“視域”。所謂視域，即看視的區域，它包括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在詮釋一部出自過去時代的藝術文本時，詮釋者并未清空他的思想或絕對地舍棄現在；在其視域與文學作品的視域的辯證際遇中，他為自身的視域所引導和規約，同時他也利用這一視域展開理解。就杜詩詮釋而言，即便是極力反對錢氏“諷君說”的朱鶴齡、浦起龍等人，不也是被“老杜天資淳厚，倫理最篤”、“一飯不忘君”之類觀念和視域所左右嗎？朱氏等人之所以竭力攻擊錢箋，癥結即在于彼此箋杜的出發點和詮釋立場有明顯差異，甚至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唯有弄清錢氏箋杜時的視域，或者說他的真正動機和著眼點、立足點，我們才能踏上認識和理解錢箋的正確道路(而非單純從是否符合杜甫之本意出發)，錢箋的真正價值才能映入我們的眼簾?！坝嘤谧⒍?，實深有慨焉”，錢氏其實是在公開他的詮釋動機和立場。簡言之，錢氏對杜詩中隱而未彰的意蘊的把握，是從自身的現實遭遇和人生體驗開始的。他試圖通過與自身生存境遇的相互關聯，揭示和開啟杜詩的意義世界。而他傾力揭示杜詩之意蘊，其實就是在做這樣的工作——將杜詩中有現實意義的東西抽取出來，帶入到當下具體的情境當中。如果說傳統的杜詩詮釋目的是通過心理的或實證的方法，以達到對于杜詩文本終極意義的理解和把捉，即將發露杜甫創作之原初意圖作為至高無上追求的話，那么，錢氏的杜詩詮釋則明顯突破了這一窠臼。實質上，錢氏箋杜，其意圖是與自身雄大抱負和整個經世思想相關聯的，他所面對和處理的，是現實的社會政治問題，而不僅僅是單純的詩學問題。錢氏詮釋杜詩，特別是以興寄美刺方式言詩，其主觀動機和目的，不僅僅滿足于獲取杜甫寄寓在詩歌背后的“本意”，更多的是通過這一特殊舉動，以思想家、政治家獨具的慧眼，尋視杜詩有補于世的內蘊，進而指陳時弊，建構秩序，干預現實，傳達和實現自身的經世理想。錢氏立足于現實，重新獲得和詮釋了杜詩對于當下歷史時刻的新意義，從而使其避免了一種空洞疏離的品評鑒賞和人云亦云，因而其解讀是獨特的，明確的，切己的和深刻的。僅此而言，錢箋的價值也不應低估。

總之，讀者和詮釋者決非單純性的文本原意的“揚聲器”，他在解讀文本的過程中，總是把普遍東西應用于具體境況，并由此創生出文本的新的意義[27]400?，F實的、個人的政治遭際與人生體驗，對錢箋來說，并非就是非本質的、次要的東西，恰恰相反，這是錢氏深刻理解和成功詮釋杜詩文本的前提和基礎。在錢箋中，歷史與現實、文本與詮釋者之間，穿梭古今，回環往復，在這種不斷的循環中，錢氏加深了對杜甫的理解，也在不斷增進對自身境遇的領會。所以，如果無視或忽略了具體的政治文化語境，忽略了錢氏個人的生存際遇，忽略了錢氏箋杜的原初動機，僅作抽象的、超歷史的評判，抑或以人身攻訐替代學術的、理性的批評行為，都是難以觸及錢箋的思想價值核心的?？梢哉f，錢氏的箋杜之作并非單純和一般的訓詁、考校和注釋之作，它們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顧炎武《日知錄》和《郡縣論》、陸世儀《思辨錄》等影響深遠的經世巨著一樣，都是明清之際特定時代的產物，是思想家和學者對所面臨的時代課題所進行的自覺反思，因而具有同等的思想價值與歷史地位。錢箋與眾著所異者，乃在于其思想是通過興寄美刺箋杜等方式表現出來而已。

【參考文獻】

[1] 黃生.杜工部詩說：卷十一[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冊.濟南：齊魯書社影印清康熙三十五年一木堂刻本，1997.

[2]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3] 郝潤華，等.杜詩學與杜詩文獻[M]．成都：巴蜀書社，2010.

[4] 孔穎達.禮記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5]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 吳梅村.吳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8] 錢謙益.讀杜小箋[M]．崇禎十六年(1643)刻本.

[9] 錢謙益.錢注杜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 洪業.杜詩引得：上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1] 徐世溥.榆墩集：卷四[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1冊.濟南：齊魯書社影印清康熙舫齋刻本，1997.

[12] 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M]．康熙間金陵葉永茹萬卷樓刻本.

[13] 朱鶴齡.愚庵小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4] 鄔國平.顧炎武與杜甫詩注[J]．杜甫研究學刊，2002(3).

[15] 潘耒.遂初堂文集[M]//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康熙刻本，2002.

[16] 鄧小軍.杜甫與李泌[J]．杜甫研究學刊，2012(2).

[17] 許永璋.取雅去俗 推腐致新——略評《杜詩箋注》[J]．草堂，1982(2).

[18] 浦起龍.讀杜心解[M]．北京：中華書局，1961.

[19] 楊倫.杜詩鏡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20] 袁枚.隨園詩話[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21] 清實錄[M]．中華書局，1986.

[22] 楊海英.錢謙益及其被禁毀的著作[M]//何齡修，朱憲，趙放.四庫禁毀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3]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M]．四部叢刊本.

[24] 陳茞珊.《錢箋杜詩》研究[M]．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

[25] 長谷部剛.從杜詩箋注看錢謙益的著述態度——杜甫與錢謙益的內在關聯[M]//中國詩文研究會.中國詩文論叢：第十四集.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中國詩文研究會出版，1995.

[26] 仇兆鰲.杜詩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27]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