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建構理論視角下的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研究
——以深圳市社會工作者為例

王文彬 余富強

社會建構理論視角下的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研究
——以深圳市社會工作者為例

王文彬 余富強

近年來，深圳市社會工作發展迅猛，已經成為大陸社會工作發展的“標兵”。與此同時，深圳市專業社會工作者流失比較嚴重，社會工作者流失率逐年攀升。伴隨著社會工作行業的發展，如何看待社會工作者身份的建構過程和遭遇的“重重危機”，已成為我們必須追問的問題。本文試圖在社會建構理論視角下，去探討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社會工作機構、同工、居民等各種社會力量，是如何與社會工作者自身一起建構和形塑了社會工作者群體的身份認同，以期通過這些考察與探討，去了解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現狀，并希望從此角度去理解社會工作行業的發展，提出改善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現狀的一些對策。

社會建構理論 社會工作者 身份認同

王文彬,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余富強,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吉林 130012)。

一、問題的提出及已有的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我國要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這次會議之后民政部和人事部做出了反應，通過頒發相關文件推動社會工作發展。在這一大背景下，2007年，深圳市市委在經過香港、上海訪問考察以后，于同年9月30日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意見》及七個配套文件（簡稱“1+7”文件）。從這一文件開始，深圳進入了引入和大力支持社會工作階段。經過幾年發展，深圳基本形成了“黨委統一領導、政府主導推動、社會組織運作、公眾廣泛參與”的社會工作格局，深圳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組織發展已經初具規模，探索出了“政府主導、民間運作”的工作模式（劉淑娟，2010）。深圳社會工作發展模式得到全國廣泛認可，并被民政部作為示范加以推廣。

然而，與此同時，深圳社會工作流失率卻從2008年以來逐年攀升。深圳市社會工作者協會日前公布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年底，深圳社會工作者流失率已達19.8%，逼近20%的人才流失警戒線，在流失的社會工作者中，有超過70%的人不再從事社會工作行業①資料來源：人民網，《2013年深圳兩成社工流失》，http://ccn.people.com.cn/n/2014/0319/c366510-24676265.html.。

一方面，近年來，深圳市社會工作發展迅猛；但另一方面，深圳市社會工作者流失嚴重，流失率偏高。面對這種現狀，不禁要問：社會工作者這一新興的社會身份是如何在深圳逐步建構起來的，同時又為何遇到“重重危機”？在具體何種社會環境和社會力量的影響下，社會工作者群體形成了對于群體身份的“認識”？因此，帶著上述疑問，本文試圖對深圳市社會工作者的身份認同進行研究。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對深圳社會工作界10余名相關人員（社會工作機構負責人、社會工作者、居民）進行了訪談，訪談對象主體為一線社會工作者。訪談內容主要涉及社會工作者如何與社會工作機構、同工、居民等主體互動，以期理解各種社會力量是如何建構和形塑社會工作群體對于自身身份的闡釋與認同。與此同時，訪談內容還涉及了社會工作機構運作等內容，旨在加強對社會工作行業現狀的真實理解。

（二）已有的研究

身份認同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邊緣群體身份認同文化視角和職業歸屬視角（張淑華，2012）。由于社會工作屬于新興行業，所以國內對于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研究相對較少。目前，對于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工作職業認同方面。社會各界普遍認為社會工作者對于自身職業認同不高，歸屬感比較缺乏?，F有研究主要是通過問卷調查、深入訪談等方法對社會工作職業認同進行描述，并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進而提出提高社會工作職業認同的相應對策。比如安秋玲（2010）從個人、家庭、社會環境等方面對社會工作職業認同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李倩男（2012）從職業情感、職業認知、職業行為等方面對社會工作職業認同進行探討并提出相應的對策；謝謙宇（2013）從社會工作職業化的角度來探討社會工作者選擇職業、堅守職業的過程，進而分析社會工作職業認同過程。

目前對于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職業認同角度。這一研究思路有利于抓住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核心，能比較有力地解釋社會工作流失率高等現象。但同時正是由于既有研究僅僅圍繞在社會工作職業這一核心因素，使得現有關于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研究忽視了對社會工作者在具體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下的互動過程進行分析，也忽視了對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其它層面（比如組織認同、價值認同、群體認同等層面）。因此，本文以社會建構理論為理論工具，以期能夠全面的、動態地把握社會工作者群體如何在具體的時空下與其他社會主體進行互動而建構社會工作者身份的過程。

本文的問題意識主要在于：以社會建構理論為指導，通過對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機構負責人、居民、政府人員等社會主體的訪問，回答社會工作者群體在具體社會情境下，與這些不同的社會力量是如何互動的？這些互動是如何形塑和建構了社會工作者群體的身份認同？社會工作者在身份認同過程中又遇到哪些障礙因素？本文希望通過這些考察與探討，去了解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現狀，并希求從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角度去理解社會工作行業的發展，提出改善身份認同現狀的一些對策。

二、理論框架與相關概念

（一）理論框架

社會建構理論源于社會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來源紛繁復雜，其社會學來源主要是現象學社會學、常人方法學和符號互動論，在方法論上批判本質主義、社會實在論（許放明，2006）。作為其核心的社會建構理論認為“某些領域的知識和現實是由社會建構的，是我們社會實踐和社會制度的產物，是社會不同群體之間互動的產物”（羅英豪，2007），社會建構論主張從過程的、動態的角度看待社會事實，認為處于不斷變化中的社會事實基本上是人們依客觀事實經由特定過程建構出來的，是相關的社會群體互動和協商的結果；強調社會、文化、歷史背景的特殊性；關注變化中的權力特性、利益關聯、合作和參與式民主等（洪長安，2010）。因此，本文以社會建構理論作為理論參照，主要考察在我國深圳市特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下，社會工作者群體是如何在與相關的社會群體互動中逐步建構起社會工作者身份的認同，同時考察在互動中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面臨的解構因素，以期全面動態地進行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研究。

（二）相關概念

本文中的專業社會工作者，指受過專門的社會工作教育或者是受過專業培訓，并且獲得從業資格認定，能夠在社區服務、社會工作服務項目等領域中利用社會工作專業的知識、方法、技能，提供社會工作服務的專業人員。在本文中將主要探討學生出身的專業社會工作者。

認同這一概念源于英文中“identity”一詞，身份認同為其主要含義之一。身份認同回答的是人們對于我（們）是誰以及他（們）是誰的理解，指的是個人在價值和情感意義上對于自我身份的認知。社會學意義上的身份認同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身份認同上，即更強調社會屬性（比如角色、職業等維度）對于身份認同的影響。

社會建構理論認為，“身份”指在文化語境中人們對于個人經歷和社會地位的闡釋和建構（項蘊華，2009）。這一理論認為人們的“身份”不是一個固定靜止的東西，而是經過自我與他者在特定的時空下不斷進行互動而建立和形塑的。

三、身份的起點：社會工作者的來源

社會工作者的來源是多元的，從事社會工作的初衷也是各不相同的。由于所抽取的樣本主要是以學生為主的年輕群體，所以本文將研究對象限制為接受過正規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社會工作者。具體來說，選擇從事社會工作行業的群體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由其他行業轉行而來的跨界者群體；二是接受過專業社會工作教育的社會工作畢業生群體。

（一）跨界者

通過對社會工作者和社會工作機構負責人進行深入訪談，筆者了解到跨界者群體情況如下：第一類，非社會工作專業的畢業生。他們在工作之前多接觸過社會工作專業，考慮到社會工作行業人才缺口較大，進入社會工作行業相對容易，并且入職薪資待遇處于可以接受范圍，所以選擇從事社會工作行業。第二類，社會人員類。這類社會工作者中主體部分是為了再就業的家庭主婦。她們從事社會工作主要是因為從事社會工作工作壓力小、進入門檻低等，方便兼顧工作和家庭。而跨界進入的男性則是看好社會工作職業前景，比如部分男性先通過從事社會工作服務熟悉社會工作行業，進而成立社會工作機構。當然，還有部分人員是出于對公益性服務型行業的熱愛等原因而涉足社會工作行業。上述跨界者群體多是通過先考取相關的社會工作資格證而進入社會工作行業，再通過社會工作機構中崗位培訓、團隊支持，以及直接在對服務對象進行服務中積累實務經驗。這一群體身份認同的建構特點是，對社會工作者身份的認知與社會工作服務實踐相結合。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從其他行業轉變為成社會工作者時，轉化相對較為順暢。

（二）從學生到社會工作者

目前，社會工作專業在大陸剛剛起步，由于深圳等地是大陸社會工作行業發展的“領頭羊”，再加上毗鄰香港，資源豐富，大量的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進入深圳等珠三角地區尋找合適崗位。這點在訪談中得到了大部分學生出身的被訪者的證實。

然而，更普遍的是，接受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多數學生并沒有在畢業后選擇從事社會工作行業。這一現狀固然和我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社會工作行業剛剛起步有關系，但是同時也不能忽略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問題。被訪社會工作者A①按照學術慣例，本文對被訪對象進行了匿名化處理，以英文大寫字母區分訪問對象，下同。坦言，“對專業概念比較模糊，大學學了四年社會工作，出來后還是不知道它能干嘛”。從理論層面上看，社會工作教育應該是專業社會工作者建構身份的主要起點。而事實上，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從恢復以來，各高校社會工作無論在專業設置上還是在招生人數上，都處于迅速膨脹狀態；而且，高校中從事社會工作教學任課教師擁有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比例偏低，師資隊伍專業化不強。另一方面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也受學校物力財力不足，以及所在地區社會工作發展不成熟等客觀環境限制。這些因素致使社會工作專業課程設置中實踐環節過少，導致教學內容與實際操作脫節，社會工作教育的專業化和系統化不足。

由于我國目前社會工作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使得大量的“準社會工作者”們在初始階段身份建構時就存在障礙，許多社會工作學生不認可社會工作培養目標。社會工作專業本身是一門非常強調價值觀念和實踐性極強的學科，而事實上，學生對于“社會工作”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僅存在于學校課堂上的關于社會工作者身份的模糊“想象”中。

在實地訪問過程中，社會工作者B坦言“心目中理想的的社會工作者需要有深厚的專業理論知識，有深厚的專業服務技巧，最重要的有一顆火熱的愛心”。該觀點也被另一位社會工作機構負責人所證實，她認為“做社會工作需要具備的素質包括對社會工作價值理念的認同、知識及相關的工作技巧,我最看重價值理念這一塊”?？梢?，社會工作價值理念優先地位是社會工作者和社會工作機構負責人的重要共識之一。而在問及“從學校畢業到工作后對社會工作認識的變化”這個問題時，社會工作者B認為“在學校學習的時候，接受的幾乎都是理論，所以對社會工作專業課程只是得過且過。而從實習到現在的工作接觸，從實務中喜歡上社會工作這份職業，喜歡她給我帶來的效能感、歸屬感”。從社會工作者B認識的變化，可以看到通過社會工作實踐與服務對象及社會工作團隊的互動，對社會工作者身份建構的初步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上，反觀現狀，實現從學生到社會工作者的身份認同的初步轉變，不能單純在社會工作教育課堂上進行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的教授，而應該進一步增加具有實質意義的社會工作實踐環節比例，重視對社會工作“以人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專業價值理念的培育。這樣，社會工作身份認同才會初步建立，進而實現由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到專業社會工作者的順利轉變。

綜上，跨界者的身份認同主要在與各個群體互動的社會工作實踐中獲得的，而學生則主要是在高校平臺中通過大量知識理論的學習逐漸獲得對社會工作者身份的認同。

四、身份的建構

根據互動對象的不同，筆者將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分為組織認同、群體認同、價值認同三類，分別探究在進入社會工作行業后社會工作者如何與社會工作機構、同工、居民進行互動，并考察這種互動過程背后的身份建構邏輯。

（一）組織認同：社會工作者與社會工作機構

社會工作機構負責人M在談到其社會工作機構的團隊文化建設時說，“目前我們團隊溝通交流是常態化的，經常會針對各自服務過程中出現的困難一起討論并給出各自的意見和想法。團隊支持和督導支持很重要，我們和社會工作者之間的溝通會以不同形式來進行，個人督導、團體督導、機構例會、專題培訓以及團隊建設等等。我們會給同工營造團隊合作的氛圍，針對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提供專業技術支持和情感支持?！?/p>

工作一年以上的被訪者普遍表示，“自己目前能夠堅持下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所在機構優秀的督導和團隊給予的支持”。由于社會工作者的服務對象大多都是社會上的一些弱勢群體、邊緣群體，因此一線社會工作者每天都接收來自社會各界不同的負面能量。當一線社會工作在工作上受到質疑與傷害時，督導則提供安慰與鼓勵，優秀的督導可以給予其情緒上的疏導和支持。督導在與一線社會工作者互相尊重、互相信賴的基礎上，一起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督導的功能是，當社會工作者在工作和生活上產生身份困惑和焦慮時，逐步減少社會工作者對自我身份的懷疑。社會工作機構經常開展的各種形式的團隊交流、專題培訓、團隊建設等活動，也促使一線社會工作者與行政管理層進行互動和交流。社會工作機構這些帶有民主性質的活動都在逐漸打造機構的文化歸屬感和團隊歸屬感，并使得同工之間關系比較融洽。由此，社會工作者在社會工作機構中的社會地位、職業關系等都在互動中逐步建構起來，組織認同也得以建立。

（二）群體認同：社會工作者與同工

筆者發現社會工作者除了一些關于工作量分配等方面有小摩擦之外，彼此之間在工作上還是比較融洽的。通過在機構中的團隊建設、專題培訓等活動以及對服務對象的社會工作實務活動，不同社會背景的同工之間通過交流與合作，不斷地相互強化和修正著社會工作者群體對于“一個社會工作者可以做些什么、優秀的社會工作者應該如何去做、社會工作行業的發展現狀”等認識。同時，隨著社會工作服務的展開、交流與合作，社會工作者逐漸融入并得到同工群體的認可，逐步獲得群體資格。社會建構理論認為，人們關于某些知識和事實的看法，是社會力量互動產物。在同工群體之間工作上的互動中，筆者看到了社會工作者關于社會工作的認識和群體資格的建構過程。

那么同工群體在生活上又是如何互動和建構的呢？社會工作者能否將在工作上的融洽關系擴展到生活空間中呢？社會工作者C說，自己平時下班基本上就回到小屋，基本上就是玩手機和電腦，做飯，看看書籍之類，和同工之間會有一些關心，但不是自然而然的，只是表面上彼此感覺很好，自我感覺下班后和企業員工一樣。再看看女性社會工作者D的個案：“同工的關系都很好，下班基本就是喝茶聊天，同工對我的支持我覺得跟其它行業的同工沒有差別，比如：一起抱怨下機構的決策，一起抱怨下服務對象的不理解，一起抱怨下工作的不滿意，再一起展望一下美好的未來，相互打氣加油，無外乎就這些?！?/p>

總的來看，下班后，每個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圈子中，普遍認為“大家只是同事而已”。盡管類似社會工作者D形式的感情交流和行為互動方式可以相互建構社會工作群體對于社會工作現狀和社會工作未來的認識，但是大多社會工作者坦言在遇到一些重要問題上幫助還是非常少的，彼此之間交往和一般員工并無差異。為什么同工的融洽關系在生活空間不能延伸？這與訪問對象自身的特點有關系，比如訪問對象目前工作時間大多在半年至一年半左右；同時社會工作者群體流動性比較高這一因素也不能忽視。新舊員工不斷交替，社會工作者群體不穩定，再加上不同社會工作者個體個性差異等因素，都使得難以形成一個凝聚力強、深入合作與互補的職業共同體和生活共同體。

（三）價值認同：社會工作者與居民

社會工作專業價值理念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助人自助”，因此，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主要體現在與服務對象的互動過程中。通過對服務對象（主要是居民）需求的滿足，社會工作者獲得了存在的主要價值，因此，筆者認為價值認同部分應主要探討社會工作者與居民的互動過程。

由于社會工作在我國是新興行業，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者認可度并不高，對于“什么是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可以做什么”并不太了解。在訪問中，深圳市居民表示對于社會工作者的了解最初源于媒體報道、家人朋友以及與社會工作者的直接接觸。以下是居民X對社會工作者的認識：“通過我接觸的社會工作者，我發現社會工作者就是現在的活雷鋒吧，什么都為別人著想那種，就是挺博愛的那種。社區里引進來還是很有必要的，有的人確實需要你無私的去幫助，去照顧他。我感覺吧，社會工作存在的價值就是提高人們的生活幸福指數。我覺得，他愿意傾聽你的訴說，最起碼能調節你的心情，而且有時候還能給予實質上的幫助吧。像現在這種社會，這種服務真的挺需要的，是吧？”在居民X的表述中出現了“活雷鋒”、“博愛”、“無私”等詞匯，這一方面說明居民對于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性并沒有比較明確的認識，在另一方面卻反映了居民對社會工作者群體的認可：社會工作者可以滿足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許多需要，可以提高他們的福利，認為引進社區還是很有必要的。

居民X的態度可以說反映了大多數居民的看法。那么目前居民對社會工作者感性的模糊認知以及伴隨著的比較認可的態度，對于社會工作者開展社會工作服務有何種影響呢？社會工作者又是采取何種策略去應對的呢？幾名被訪者均表示，目前社會整體上對社會工作專業的認知度很低，這種低認知度致使居民對于社會工作服務的參與度和配合度都比較低，這對于社會工作者開展活動的形式、內容都會有影響。在面對居民對于社會工作的認知誤解時，社會工作者內心會有很多困惑，而在與督導、同工交流后，他們大多坦然接受現狀。在進行活動的時候，社會工作者在介紹所要開展的社會工作活動的同時，都會緊接著介紹社會工作是什么，爭取通過做更多的、更好的活動來獲得服務對象的認可。社會工作D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她說，“有一些居民剛開始把社會工作者當做義工、家政，這個我并不太介意。與他們建立關系，當他們接受服務并感覺到有所改善時，自然就會尊重社會工作，這時候，就可以慢慢體現專業價值。面對居民，我們的目標首先是助人自助，是利他，不是只為體現專業價值?；剡^頭來，居民認為你幫不了他，你如何體現專業價值？”

社會建構理論強調身份與話語、權力之間的關系。在上述社會工作者與居民互動的策略中，可以看到，面對居民的誤解和模糊認知，社會工作者多采取了平和的接受態度。通過介紹社會工作是什么，社會工作者可以做什么，通過隨時隨地對社會工作話語的解釋，社會工作者不斷地建構、強化和維系著社會工作者身份意識。同時，社會工作者以滿足居民需求和解決問題為先導，通過更多更好的社會工作服務來獲得居民的認可。這種策略使得社會工作者與居民逐漸建立起平等互信的權力關系，通過居民對社會工作者的價值認可，社會工作者不斷獲得對自我的價值認同。

五、身份的解構

社會工作組織是承載社會工作者的主要載體，對于組織認同的障礙是社會工作者出現身份認同困惑、焦慮以及身份認同失敗的主要原因。社會工作機構運行中出現的負面因素對社會工作者的身份解構具有重要影響。

（一）社會工作機構行政化和趨利性傾向

社會工作機構作為社會工作者的組織平臺，本身應定位為帶有公益性質的社會組織。然而，在社會工作機構的現實運作過程中，社會工作機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行政化和趨利性傾向。

訪談中，社會工作者E坦言道，他們的社會工作機構剛成立一年左右，“工作室的領導層，生活上關心員工，工作上傾心教授，給予每位員工盡可能的發揮平臺；沒有很強的上下級關系，更多的是大小伙伴的關系。沒有什么鉤心斗角，小伙伴們都像一家人”。而另外一個較大社會工作機構的社會工作者F卻向我們描述了另一種景象：“每一個活動都需要有計劃書、評估報告、參與者意見表、報名表、小組也有小節報告等等一系列的文案工作。這些工作是你工作的證明。如果把令人厭煩的文案做好，那么你活動效果怎么樣，開或者沒開活動都是無所謂的?！?/p>

在社會工作機構的起步發展階段，許多社會工作機構的團隊溝通交流是比較常態化的，社會工作者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難時，能夠及時獲得督導與團隊提供的專業技術支持和情感支持。但是，隨著社會工作機構的發展，激烈的服務項目競爭使許多社會工作機構管理日益行政化，民主化傾向逐漸淡化。許多社會工作機構企業化運作，過分重視效率和結果而忽視了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和職業宗旨，這使得社會工作專業價值和服務質量大打折扣。社會工作機構的行政化使得一些社會工作者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在文案工作，陷入文案不能自拔，或者使得部分社會工作者進行服務時趨向功利化，偏向一些能夠立竿見影的服務，從而使一些真正需要服務的群體得不到幫助。社會工作機構行政化，使得社會工作者在平時大量的專業性工作之余，承擔了比較重的行政工作，產生了許多不利的后果：一方面，一線社會工作者在機構中與行政管理層日益隔離，彼此間的溝通分享過程減少，失去了原來對團體的親密感和歸屬感；另一方面，社會工作機構行政化也使得社會工作與服務對象逐漸脫離，表現為服務時間被耗費在枯燥的行政工作上，同時服務質量也因過于追求效率實現短期成效而難以得到保障?？傊?，社會工作機構行政化，促成了社會工作者與其關系最密切的兩個群體的雙重的疏遠和脫離，使得其組織認同和價值認同的基礎不斷被削弱。

社會工作機構成立背景復雜（主要包括高校、企業、資深社會工作者等作為機構成立者），有少數社會工作機構成立動機不純，社會工作機構控制者僅僅把機構作為盈利的工具。這些社會工作機構多通過各種“資源”獲得項目，對社會工作機構進行企業化運行，對成本的控制和效率的追求，嚴重危害了社會工作者的服務質量，出現了一些民政官員所批評的“機構中介化，服務空洞化”現象。社會工作機構的趨利性不僅扭曲了社會工作機構與政府之間的合作關系，而且削弱了社會工作者對于社會工作機構的信任基礎，嚴重阻礙了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建構。

（二）薪酬待遇偏低，晉升空間較小，優秀督導資源缺乏

訪談發現，被訪者多表示薪酬待遇較低是周圍同工流失的重要原因；或者認為雖然薪資尚可接受，但是薪資水平處于偏低水平。深圳政府對社會工作服務的購買以2007年出臺的“1+7”文件為基準，雖然經過幾次調整，已經由當初一個社會工作者6萬的價格，提升到7.5萬元左右。但該標準的社會工作購買價格卻是社會工作的全部成本，其中還包括了社會工作組織的各項運行成本以及社會工作組織為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等成本，目前最終落實到一線社會工作者（本科學歷）手中薪資大概在3500到4000左右。近幾年來物價飛漲，社會工作服務的全部成本不斷提高，然而政府卻并沒有相應地提高社會工作服務的購買價格，這導致社會工作機構為社會工作者加薪的空間很小，社會工作者的薪資水平實際上在逐年下降。因此許多接受過專業社會工作教育的本科及碩士學歷的一線社會工作者，難以在現有的薪資水平和職業期待之間實現基本的平衡。偏低的薪資水平使得許多社會工作者對自身職業認同產生懷疑。

如果說薪資水平偏低這種生存壓力轉化成了社會工作者對于自我身份的焦慮的話，那么晉升困難則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社會工作者的身份認同失敗。目前深圳社會工作機構中實行督導機制，晉升體系主要分為：一線社會工作者、督導助理、初級督導等。在社會工作機構獲取職位晉升，不僅需要能力出眾，而且還要獲取必要的資格證書、達到一定的工作年限，甚至部分機構還要根據服務年限等條件進行篩選。同時，社會工作機構中督導助理、初級督導等職位人數主要是根據機構規模和服務點數量多少來分配的，晉升職位數量也比較稀缺。

目前大陸社會工作行業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資深社會工作督導比較缺乏。面臨資深社工督導的稀缺，許多一線社會工作者坦言個人職業素養和服務水平得不到逐步提升。以上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逐漸削弱、侵蝕社會工作者的價值認同、文化認同和職業認同，最終致使了社會工作者的不斷流失。

六、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再建構

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再建構與中國社會工作行業發展息息相關，與社會工作行業相關的各種力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筆者試圖從社會工作教育、服務對象、社會工作機構、政府、社會工作者等方面，對促進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再建構提出一些建議。

（一）社會工作教育方面

對于社會工作專業學生來說，社會工作教育是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起點。目前我國大陸社會工作教育普遍面臨著社會工作師資力量的缺乏、課程設置不合理等問題，這些導致學生在學習社會工作專業時，社會工作教師的價值感染和實務指導不足，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實踐缺乏，嚴重影響了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初步建構。學校如何為學生創造更好的社會工作實踐機會，社會工作教師如何提高自身的實務能力，是社會工作教育亟需解決的問題。

（二）服務對象方面

目前，我國大陸社會工作正處在興起階段，許多服務對象對社會工作的認知度比較低。因此，現階段亟需加強對社會工作的宣傳力度。這既需要不斷夯實社會工作的宣傳平臺，也需要不斷吸納社會各界的力量去參與社會工作宣傳。深圳的“社工+義工”模式就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思路：通過對社會力量的培訓將普通社會人員轉變為“義工”，成為社會大眾與社會工作者相連接的橋梁，使得公眾與社會工作服務加深接觸，從而提高社會對社會工作的認知度。

（三）社會工作機構方面

社會工作機構發展壯大，需要擁有高素質的社會工作者團隊，提高社會工作機構競爭力。目前，社會工作機構薪資水平比較低、晉升渠道比較窄、機構行政化和趨利性等問題影響著社會工作者的組織認同。為此，社會工作機構必須對社會工作晉升機制進行合理設計，關心員工福利，實行民主化管理，不斷完善機構的督導機制和團隊建設，力圖提高社會工作者的組織認同，進而吸引優秀人才從事社會工作。

（四）政府方面

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表明，“國家干預是推動社會工作發展特別是專業社會工作發展的關鍵因素”（李迎生，2008），從我國目前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和我國特殊的國情來說，更是需要強化政府的主導角色，推動社會工作行業的持續、深入發展。那么，政府在社會工作發展過程中發揮什么作用呢？固然，政府需要提高社會工作服務購買標準與改進購買方式，增加資金支持。但是相對于社會工作機構，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應是轉變職能，對社會工作行業發展進行科學的制度設計和持續動態的政策跟進。比如說，地方政府不能單純為了落實中央政策而簡單地購買社會工作服務，而應該對社會工作行業如何發揮作用，幫助哪些群體，如何對社會工作機構的服務進行評估等問題進行科學規劃。

（五）社會工作者方面

面對目前新興的社會工作行業，社會工作者使命的實現是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建構的關鍵，而專業技能則是為實現這一目的手段。社會工作的原初使命是實現“社會福利和社會公正”（郭偉和、郭麗強，2013），解決當前中國社會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因此，抓住社會工作者的原初使命，得到服務對象的不斷認可，這是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主要源泉，同時也可以避免“陷入專業技術和被權力限制的雙重異化模式”（郭偉和、郭麗強，2013），避免重蹈西方社會工作發展的覆轍。其次，在明確社會工作者價值使命和工作目標的基礎上，應不斷通過社會工作實務的不斷深入，推動專業技能的不斷提高。

七、反 思

第一，在論述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時，我們根據個體是否正在從事社會工作職業這個標準而將他們分為“社會工作者群體”和“非社會工作者群體”。而以社會建構論看來，每一個個體都生活在具體的社會關系和具體的社會環境之中，都同時擁有多重身份。一個人擁有的其他身份可能對其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起著加強、削弱或者更為復雜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受資料獲取、時間壓力等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基本上只是把社會工作者群體當做一個抽象的類別，而在很大程度忽略了家庭背景、經濟社會背景、性別、受教育程度、戶籍地、宗教背景、服務領域等因素對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影響。但這并不代表這些因素影響力較小，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對社會工作者的身份建構與解構產生重要影響，這點需要引起注意。

第二，文章在論述社會工作者的建構過程時，忽略了對社會工作行業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力量—政府因素的分析。由于目前社會工作崗位的購買與社會工作服務項目的購買者都主要是政府，這使得我國許多政府對于社會工作機構的發展方向、工作領域、運作方式、資源使用甚至是管理架構等方面均有很大影響，這使得政府對社會工作者的身份認同具有強大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從我國社會工作發展歷程來說，中國大陸社會工作行業從無到有再到如今部分地區發展初具成效，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在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這一政策的落實推動下的產物。直接來說，政府對社會工作行業的重視以及相應的制度、政策支持能夠直接影響社會工作者對于社會工作行業前景的期望與信心。間接來說，政府關于社會工作政策的落實與不斷跟進，直接影響著社會工作機構的運作與發展，進而間接影響著社會工作者的身份認同。

社會建構理論認為，社會身份存在于權力關系之中，并通過權力關系獲得。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社會工作行業發展的制度與政策，而承載社會工作者發展的社會工作機構則是在這一制度與背景下發展的。在各種對社會工作者身份建構的社會力量中，政府和機構是最重要的兩個角色。應該說，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政府與社會工作機構這兩種權力不斷博弈的過程，社會工作者身份建構受著這兩種力量的“雙重重塑”。當然，在這一重塑過程中，政府力量對于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社會工作機構傳導而施加給社會工作者的。通過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視角，可以折射出政府與社會工作機構（非政府組織）之間復雜權力關系的合作與斗爭過程。

最后，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建立、維系、強化、削弱等建構過程直接影響著社會工作行業的發展質量和速度。同時，中國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也是社會工作行業在實踐中本土化的過程。因此，為了中國社會工作行業的發展，如何強化社會工作者身份認同，減少社會工作者認同的解構因素的影響，需要社會工作機構、政府、高校、社會工作者等相關主體在實踐中不斷互動、協商和合作而共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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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程激清

C916

A

1672-4828(2014)06-0057-10

10.3969/j.issn.1672-4828.2014.0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