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布爾迪厄“反對文化研究”的文化批判思想

楊蘭

〔摘要〕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 “文化轉向” 的語境中，布爾迪厄堅持結構主義的立場，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泛文化理論。他更喜歡基于社會而不是基于文本關系的文化分析模式，尤其不同意將權力領域和經濟領域文化化的做法，更重視在微觀層面將結構主義所強調的整體分析與文化主義的個案研究結合起來的方法。布爾迪厄運用社會學方法，通過“場域”以及社會和人這對二元對立、以及對分析場域的關鍵概念“慣習”的建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革命以及歷史發展的觀點。

〔關鍵詞〕布爾迪厄；文化研究；場域；文化；慣習；結構主義

〔中圖分類號〕B56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4）01-0115-04

從社會學的角度，布爾迪厄對文化轉向的出現和發展形成了自己結構主義式的理解。他把文化研究中兩種范式（結構主義范式和文化主義范式）的差異和對立進行了一種社會學的綜合，具體方法是以場域為研究對象，運用社會學結構方法，闡釋了社會和個人二元對立及統一的關系，克服了結構主義的文化批判中把社會與個人簡單對立的缺陷，回應了文化主義針對結構主義的批評。因此，布爾迪厄的“反對文化研究”理論及“場域”觀念既是對伯明翰學派為代表的文化主義的批判，在布爾迪厄式的結構主義體系體系中，體現出他的理論與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的許多交合歧異之處，也是對結構主義作了社會學的修正。同時，布爾迪厄對馬克思主義中諸如階級、革命、歷史等范疇也有所發展。

一、“反對文化研究”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上，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范式與歐洲大陸的結構主義方法是兩種截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的理論和實踐范式。但實際上它們不僅是兩種理論范式即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也是兩種實踐范式，前者脫胎于英國文化史上“甜美的文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相結合，是一種所謂的“細繹”途徑；而后者是布爾迪厄等人的結構主義方法，則是一種整體主義的總體性理論。

作為具有結構主義思想背景的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明確提出“反對文化研究”，甚至將之描述為“20世紀70年代生于英國的雜種”，一種“法國大學中并不存在”的“學科”。^〔1〕表面上，布爾迪厄的文化研究的這種“反對”是因為“他更喜歡通過經驗調查，而不只是通過純粹抽象來提煉理論概念”。^〔2〕應該說，布爾迪厄對伯明翰學派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義方法存在某種程度上的誤解，并沒有意識到“情感結構”這一為威廉斯等人反復強調的觀念實際上就是一種經驗調查和抽象。布爾迪厄對結構主義和文化主義兩種文化研究持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布爾迪厄親自參與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新左派的內部論爭，并在此后相當長時間的社會學建構實踐中與新左派和文化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保持聯系，其中很有可能就包括威廉斯?！?〕應當說，布爾迪厄在思考生活方式的文化實踐方面是典型的結構式路徑，包括他的《換句話說：走向反思性社會學文獻》（1990年）、他和華康德的《反思社會學導論》都是這種結構式的作品?？柣舳鞯热司幾摹恫紶柕隙颍号幸暯恰罚–alhoun et al.〔eds〕1993）以及舒斯特曼主編的《布爾迪厄：批判讀本》（Shusterman〔eds〕1999）都把布爾迪厄的社會學思想當做結構主義范式的理論明確予以介紹。從淵源上講，布爾迪厄的著作屬于哲學和社會學，受到胡塞爾、維特根斯坦、梅洛-龐蒂和涂爾干的影響，但同時，他與英國文化研究的直接和長期接觸，也是觸發他進行文化社會學思考的重要因素。他從英國文化研究的經驗傳統中深受啟發，甚至曾經表示自己“更喜歡基于社會而不是基于文本關系的文化分析模式”^〔4〕，明確地表達了他對結構主義范式的某種批判和反對，而傾向于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義范式。他對文化主義的不滿是由于文化主義“太文化了”，以至于把一切等同于文化：階級、日常生活、社會、權力領域、經濟領域。尤其對于權力領域和經濟領域，布爾迪厄不同意將其文化化的做法。相對于威廉斯的文化建構思想，布爾迪厄更關心文化形式和課題如何適應于更廣泛的關系網絡的問題。他認為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范式可以在社會學的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范式的結合中找到彌合二者的根據和可能性，從而避免二元論，即那種將客觀、決定性結構的放在一邊，而將經驗、實踐和主體關系的領域放在另一邊的做法?；魻栐浽O想過將結構主義范式和文化主義范式彌合的前景，做法是將二者做一種宏觀的綜合，在結構調查的同時結合經驗和個案的研究。布爾迪厄的做法與霍爾有所不同，他更重視在突破馬克思的社會政治理論的同時，在微觀的層面上將結構主義所強調的整體分析與文化主義的個案研究結合起來，他的“場域”、“慣習”概念便是這種微觀化理論的產物。

二、“場域”取代“階級”

在布爾迪厄看來，社會是一個總體性的存在，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宗教）是這個總體中的基本部分，這些部分有自己的“游戲規則”，然而又遵守社會這個更大的總體的游戲規則的約束?！皥鲇颉保‵ield）與社會總體是相互平行的。從馬克思主義歷史批判的觀點來看，階級矛盾和沖突就表現為不同社會力量在場域的利益爭奪，場域表征了社會整體階級劃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甚至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場域理論也揭示了文化在歷史和社會的地位和意義，統治與被統治都充滿了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力的爭奪。簡而言之，社會是圍繞處于“經濟的”和“文化的”權力之間的基本對立而建構的。因此，布爾迪厄認為，與“階級”概念相比，“場域”更能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本質和社會的總體性質，更能反映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同時，“場域”比階級更加具有經驗上的可操作性和可解釋性。在布爾迪厄看來，馬克思的階級觀念無疑是對社會總體性本質的科學認識，然而階級過于籠統，在應用于實際的政治經濟分析時缺乏可操作性。與階級不同，場域一方面具備階級的總體性質，另一方面它更精細，與經驗的結合更緊密，能夠更全面地反映階級矛盾和斗爭的全景，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給予文化以社會其中一個場域的地位，這是馬克思的階級范疇所沒有明確的。

場域的精細，表現為場域之下有子場域。子場域彼此相對自主，就社會力量區分而言，不同的場域以經濟和政治場域的主張來加以區別。在一個上級場域之下，所有的子場域并不是完全自主的。從社會發展的整體結構來看，沒有任何一個場域是完全自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相互影響，階級之間也相互牽制。只有當一個場域支配所有其他的場域，整個社會由此僅剩唯一一種可接受的“人類成就的定義”時，就存在著完全支配（Total Domination）。

初看上去，場域無疑是一個結構的結構，或者是系統的系統。布爾迪厄將場域與權力聯系起來，場域這個概念使權力概念化，權力散布在、也是自動地定位在和運轉于大批復雜的機構和現代社會的社會體中，構成韋伯所說的“科層制”體系。以場域為軸心，布爾迪厄重新劃分了文化研究中和社會研究中的諸多范疇。第一個被重新劃分的是“階級”?！半A級”在威廉斯等早期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中占據關鍵概念，甚至成為文化主義范式的軸心。從馬克思以降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都無一例外地認為階級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范疇，是政治經濟領域發生變革的必然產物，具有社會革命的功能和文化策源地的地位。在威廉斯那里，“階級”與文化霸權是一種同構的關系——它們都出于兩極分化的其中一級，文化是階級爭奪霸權的場域。與上述以階級劃分社會權力和文化布局，從而將文化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的實在不同，布爾迪厄以“社會域”（Social Space）的概念取代階級的概念，階級是社會域中的實在，階級作為特定的社會群體，它的出現是權力場域規定的結果。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認為階級的出現首先是一個經濟學事件，是生產力推動的生產關系變化的結果與象征。而在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中，階級的產生被從經濟領域中抽離出來。這大概應該歸因于他對經驗分析的偏好。

三、“場域”與“霸權”

場域是一個總體性結構，它的子項目和分結構則表征了社會總體的各個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等等。

按照場域的劃分功能，文化作為其中的一個域被用來作為涵蓋文化的差合：文化是一個充滿符號暴力的結構。這是一個各色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科學家進行符號創作的場域。文化生產的場域是權力場域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它處于包羅各社會階級的“統治極”（Dominant Pole）之中。布爾迪厄將文化從經濟中分割出來，這不僅是非韋伯化的空間模型，而且從根本上離開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這是典型的結構范式，在阿爾都塞那里同樣如是。反對經濟決定論和去主體是結構主義范式的一致取向。

在布爾迪厄這里，文化域的生產和再生產雖然不由經濟所決定，但是伴隨當前經濟資本支配文化資本的歷史狀態，文化生產場域也依次被那些與經濟權力最為靠近的場域——經濟場域和政治場域所主宰。在文化生產場域之內，這種權力的等級被復制，其中一些場域比另一些場域更靠近“經濟極”。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經濟場域是支配性的，其基本構成就是資本和市場經濟。文化場域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是那些支配性場域的一部分，但與經濟比起來，它們仍然是被支配性的，市場經濟決定著它們的實際效應，而資本則決定它們的流向和優劣評判。政治場域，布爾迪厄以場域重新劃分社會政治領域，他講經濟范圍向外而不是向上擴展，使之包含資本的附加形式，特別是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的附加形式。

場域為布爾迪厄提供了理解社會結構的一個兼具開放和封閉兩種特色的空間模型。在后現代語境中，場域涵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機構和實踐的所有層面。這種對總體的劃分，與馬克思的社會劃分幾無差別，不同的地方在于布爾迪厄將文化研究中強調的霸權的觀念注入了場域概念中。在場域這個總體構造中，任何一個場域都被不同的利益沖突打上深深的印記，不同的群體都試圖控制所在場域的資本和權力。在場域中，威廉斯和伊格爾頓所提倡的“共同文化”只有在資本主義體系的積累中才能實現。場域是一個權力分布體系，場域內部的所有矛盾、沖突和斗爭都帶上了權力印記，在布爾迪厄看來，所有的社會運動都具有相同的意義。

應當說，布爾迪厄的場域內部沖突理論與威廉斯等人所理解的馬克思的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威廉斯在談到霸權的時候，是把霸權與經濟斗爭和武裝革命區分開來，作為前兩者不可或缺的革命元素提及的。在威廉斯看來，無產階級只有在文化上取得霸權，才能獲取真正的革命勝利。從這一點看，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結構主義式解讀顯然是有缺陷的，因為在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里，人是創造自己命運的主人，不存在限制、管理協調人的革命行動的結構和“場域”。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布爾迪厄確實是一個結構主義者。

場域理論是布爾迪厄結合經驗調查和抽象思考于一體所得出的概念化實在，它推動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文化研究工作。

四、“慣習”與“情感結構”

場域是一個結構性的社會空間，在這個空間內，各個階級、階層的人為地位而奮斗，從而在權力關系中占據一個位置。這與馬克思把人規定為生產關系的總和的總體性觀點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場域把決定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因素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之間的辯證關系改造為人的另一層次的需求——權力。為了分析馬克思所說的人的總體性性質，威廉斯以情感結構為工具，在各個時代、來自各個階級的人寫成的文本中尋找總體性，情感結構在個人與水、文學與社會、文化與社會之間起到一種紐帶和橋梁的作用。威廉斯以這種方式為馬克思的總體性尋找到了深入分析社會微觀現象的工具。

相對來說，場域盡管也是一個總體性，但如上所述，這個總體性與馬克思的總體性存在著本質的差別，因此，這個總體性的微觀層面也相應地表現出根本的差異。布爾迪厄分析場域的工具是他另一個關鍵概念——“慣習”（Habitus）。慣習是一個心理學和民俗學名詞，一般是指個體的人和群體的人在長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習慣的語言行為和心理行為。布爾迪厄借用這個概念在社會學領域描述人們日常的生活方式。慣習優于個體的人，是一種先在的東西，賦予個人一種關于歷史的感受性以及特定環境的惰性記憶。慣習標志著人的主體性，布爾迪厄說：“談論慣習就是斷言個體甚至主體是社會的、集體的。慣習是社會化的主體?！?sup>〔5〕布爾迪厄對慣習概念的運用表明他從對文化研究（特別是其中的文化主義范式）的一概拒絕逐漸演變為認可和接受，慣習概念的推出也許就與他和英國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們的交往有關。

與情感結構一樣，慣習作為群體“習俗”和習慣化的行為的調和劑，包含著群體性的愛好、性格傾向、處事原則。慣習既是一種常規的心理和精神實在，也是一種無意識的東西，人們對它的感受是“不假思索”，它幾乎是本能地在場域中扮演著社會軸心作用。對于個人而言，慣習包含著傳承下來的技能、信息，是個體行為的基礎。慣習是屬于群體的產物，是社會權力所不能忽視的方面，因為社會權力為了獲得和鞏固它所需要的穩定性、常規性和預見性，就必須掌握社會群體的慣習。在一定程度上，慣習主導著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

〔參考文獻〕

〔1〕〔3〕〔5〕〔法〕布爾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論〔M〕.李猛，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47，80-81，126.

〔2〕〔4〕〔英〕安吉拉·麥克羅比.文化研究的用途〔M〕.李慶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54，156.【責任編輯：劉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