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階層對秦末政治進程的影響

顏岸青+張金銑

摘要：秦末政治進程分為反秦起義、六國復國運動、楚漢戰爭三個時期。社會階層對秦末政治進程有著重要影響。貴族階層依靠宗法制和地緣性政治勢力形成較強的政治影響力與號召力，成為秦末政治的主導力量。項羽作為秦末貴族階層的代表，推行分封制的貴族政治；劉邦作為平民階層的代表，謀求建立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二人在如何建立新統治秩序上有著根本的矛盾與沖突。貴族階層的腐朽與局限、平民階層順應大一統歷史發展潮流的先進性，是劉邦戰勝項羽的深層次原因。

關鍵詞：楚漢戰爭；社會階層；貴族；平民；中央集權

中圖分類號：K2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4）03-0122-005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起義開啟了秦末政治進程。這一時期，由于地緣性政治勢力的整合，貴族勢力開始形成影響力并迅速取代農民階層，掌握了反秦起義的領導權，致使諸侯反秦起義演變為六國復國運動。秦王朝滅亡后，出身貴族的項羽與出身平民的劉邦逐漸成為兩大敵對的政治軍事集團。項羽出身楚國貴族，有著較高聲望；劉邦出身布衣素族，得到了平民階層的大力支持。二人不僅出身不同，處事風格也有較大差異，特別是在構建新的統治秩序上，二人更是有著根本分歧。劉邦最終戰勝項羽，再造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治，是平民階層的先進性戰勝了貴族的落后與腐朽。本文著眼于秦漢之際的宏觀歷史背景，就其中若干問題展開探討。

一、秦末六國舊貴族影響力的形成

秦漢之際，六國舊貴族擁有巨大的社會號召力和影響力，這是由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社會基礎和社會階層的分化形成的。

所謂貴族，是商周以來形成的社會上層的統稱，《禮記·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為王，下轄諸侯?！盵1]122先秦社會是一個貴族等級社會，貴族擁有世襲的爵位和采邑，享受特權。如楚國封君之制，根據《史記·春申君列傳》記載，“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2]2394。黃現璠《唐代社會概略》對貴族的概念也有過論述：“中國歷史上，所謂貴族階層，夏、商、周有之，魏、晉、南北朝，亦有之。前者之貴族，皆系公侯伯子男，以及諸侯之世臣?！盵3]92

平民階層最早是由西周時期“國人”演變而來，春秋以降，國人參與政治的程度得以提升，成為春秋時期影響列國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了戰國時期，國野制被郡縣制取代，國人、郊人階層演變為地主階層和農民階層。列國先后推行的變法運動，使得貴族壟斷政權的世卿世祿制先后在主要諸侯國不同程度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平民為主體的官僚制度，頻繁的兼并戰爭使得軍功地主崛起，成為戰國中后期各國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時，私學的興起與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特別是“士”階層的興起，使得平民階層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化各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成為戰國中后期社會結構的主體。

秦漢之際，面對反秦起義風起云涌的浪潮，以六國舊貴族為代表的貴族勢力仍然發揮了巨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成為領導反秦起義的中堅力量，這是由幾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一）秦王朝關東統治政策的失敗

秦王朝建立后，如何制定政策，統治風俗制度、文化傳統均與秦國不同的山東六國故地，統治集團內部有過爭論。由于戰國中期以來，以秦國為代表的關中地區與山東六國長期的對立情緒，并沒有隨著秦王朝的建立而消弭，相反，由于秦王朝通過推行郡縣、統一文字、嚴刑峻法、遷徙六國豪強等大一統措施，反而激化山東六國故地的反抗情緒。秦始皇去世后，東西方矛盾進一步激化，進而成為秦末社會的主要矛盾。

（二）六國復國運動的興起

《史記·陳涉世家》中記載“天下苦秦久矣”[2]1950，秦王朝在關東的一系列政策沒有協調好原六國各階層的利益關系。秦王朝關東統治政策的失敗，使得反秦起義爆發后其在關東的統治迅速瓦解。隨著陳勝吳廣建立張楚政權，反秦起義迅速演化為六國復國運動，因而原六國貴族依憑其舊有的社會影響力迅速形成勢力。

（三）宗法制與地緣性政治勢力的結合

地緣性政治勢力的形成是秦末政治走向的一個顯著特點，雖然隨著戰國各國開展變法運動，以宗法血緣為核心的貴族勢力受到很大的打擊，但是宗法制度作為聯系血緣、宗族的重要紐帶，在秦末成為地緣性政治勢力和貴族勢力的重要基礎?？v觀反秦起義時期各主要軍事集團，領導力量都是所謂豪杰、強宗、貴人、名族，這些力量都是原六國上層貴族勢力，這些貴族通過宗法血緣，在東西方矛盾加劇時通過六國復國運動掌握了地緣性政治勢力的領導權，而這些都是平民階層無法達到的。

貴族的號召力也為當時社會所廣泛認可和接受。反秦起義初起，社會各階層紛紛起兵組成武力，而各路武裝都在尋找六國舊貴族作為領導者，例如項梁項羽起兵江東后，東陽人陳嬰也組織了一支兩萬人的武裝，陳嬰在聽取其母親的勸告后，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于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盵2]298秦嘉也擁立原楚國貴族景駒為楚王，“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2]299。魏人周市也表示“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為王后乃可”[2]2589。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足見當時貴族強大的社會號召力和向心力。

因此，秦漢之際，在東西方矛盾交織、六國復國運動興起的歷史背景下，原六國貴族階層通過宗法制形成地緣性政治勢力，在影響力和號召力上遠遠大于平民階層。但是，由于戰國以來士階層、中小地主和農民階層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體，在社會制度和社會階層已經發生改變的前提下，雖然貴族掌握了反秦起義的領導權，但是其主要依靠的力量卻仍是平民階層。

二、楚漢戰爭：新舊統治秩序的對立與沖突

秦王朝的統一，是戰國以來局部兼并戰爭和局部統一的結果，秦王朝采取的三公九卿制、郡縣制，統一文字、度量衡等大一統的政治舉措，也是戰國中期以來封建化改革的繼承與發展。秦王朝的統一順應了當時歷史發展的潮流，但是由于秦王朝統一之后沒有及時轉變統治策略，正如賈誼所言“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4]35，導致了社會各階層特別是關東六國故地民眾的強烈不滿，“天下苦秦久矣”，秦王朝的滅亡，是統治策略失當，并不是大一統政治的失敗。endprint

戰國中期以來，各國通過封建化的變法運動，沉重打擊了世襲貴族的勢力，但是貴族仍然在社會具有廣泛的影響力，而且各國都保留有大量的世襲貴族，如楚國“封君之制”，各級封君的食邑仍然廣泛存在。秦王朝建立后，為了強化大一統，增強關中的實力，采取遷徙原六國豪強的政策，嚴重損害了六國舊貴族的利益。因此，當反秦起義的主導力量由農民階層變為貴族勢力之后，以項羽為代表的貴族勢力在新統治秩序的建立上采取否定大一統的態度，而希望重新構建戰國時期的政治架構。

劉邦作為平民階層的代表，其政治集團更多傾向于重建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早在劉邦攻破咸陽時，“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獨（蕭）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2]2054。蕭何在劉邦入關后，即開始收集秦丞相府的圖冊典籍，可見劉邦集團在滅秦后已經開始著手調整統治策略，為建立新的政權做準備。漢三年，酈食其曾勸劉邦“復立六國后世”，也被張良諫止。類似的史料還有很多，說明劉邦及其政治集團并沒有將恢復分封制作為新的統治秩序，而是希望建立新的大一統王朝。

楚漢戰爭不僅僅是劉邦項羽爭奪最高統治權的戰爭，還是秦末兩種政治路線的斗爭，楚漢戰爭的結局，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劉邦戰勝項羽，是平民階層的先進性戰勝了世襲貴族的落后與腐朽，是大一統歷史大勢的勝利。

三、項羽失?。嘿F族身份的雙刃劍

項羽出身楚國貴族世家，是秦末貴族勢力的代表。正如前文所述，貴族勢力在秦末政治進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陳嬰曾言“項氏世世將家，有名于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依名族，亡秦必矣”，這正是項羽的雄厚政治資本。項羽充分發揮了貴族的號召力與影響力，迅速成為諸侯聯軍的統帥，成為秦朝滅亡后勢力最為強大的政治軍事集團，具備了建立新統治秩序的條件。項羽最終戰敗，與貴族的腐朽落后、局限性以及推行分封制貴族政治違背歷史發展的潮流密切相關。

（一）項羽繼承了貴族階層的腐朽與落后

項羽及其集團勢力的形成，得益于秦末貴族巨大的號召力與影響力，但是貴族政治也是一把雙刃劍，世襲貴族對平民階層的輕視，導致優秀的人才不斷流失。以韓信為例，韓信“無所知名，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項羽因為韓信地位低下并沒有重視其才能，以至于原屬于項羽集團的韓信、陳平等優秀人才紛紛投奔劉邦。

貴族的落后與腐朽還使得項羽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有著很大的隨意性與局限性。項羽家族及其部下在政治斗爭中更多強調道義而忽視利益。以鴻門宴前后項羽的決策為例，鴻門宴前一個晚上，項羽在得到劉邦軍隊中左司馬曹無傷的密報后，作出“旦日饗士卒，為我擊破沛公軍”[2]311的重要決策，準備在第二天與劉邦集團決戰。但是就在這個晚上，項羽的叔父、楚國左尹項伯卻“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 [2]311，將己方重大軍事情報提前外泄。項伯這樣做的原因卻是出于私心，如張良言：“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盵2]312項伯從劉邦軍營回來后，面見項羽時言“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2]312。

分析這條史料不難發現，當項羽集團在作出消滅劉邦的重要決策后，作為項羽的叔父、楚國的左尹，項伯居然連夜前往劉邦軍營，不但和盤托出本集團的全部決策，而且還與劉邦約為婚姻。項伯完全沒有站在己方的立場考慮問題，向對手出賣了項羽和自己。而他這樣做的原因，卻只是為了報答張良的救命之恩。也就是說，項伯將貴族知恩圖報的道義看得比政治軍事利益更為重要，這充分說明了貴族的落后與腐朽。面見項羽的時候，項伯居然說劉邦先入關破秦“有功”，發兵攻打他是“不義”。他再一次強調了“義”，就是在強調貴族的行事準則。項羽為此“許諾”，放棄了先前發兵攻打劉邦的決策。前后對比，項羽的決策如此隨意，也正是貴族的行事風格。

此外援引兩條史料作為補充。項氏家族作為楚國貴族，曾為項羽部下的韓信對項羽行事風格有過分析，認為“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2]2612項羽儒雅有風度，具備貴族的氣質和禮節，受其影響，項羽的部下也大都注重道義和名節。鐘離昧作為項羽帳下大將，他在項羽戰敗后投奔韓信，韓信面對劉邦的猜忌和壓力，“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逼迫鐘離昧自殺，鐘離昧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盵2]2627鐘離昧認為韓信非“長者”，而長者是指有德行的人，具備“義”“德”的人一般都擁有貴族身份，鐘離昧受項羽貴族行事準則的影響，用道義來要求出身市井的韓信，自然只能落得自殺身死的結局。

（二）貴族政治的局限性：缺乏對不同文化的包容

項羽統帥諸侯聯軍進入秦國故地，“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2]315，建立一種殘暴的政治形象?？疾祉椨鸺瘓F的作為，并不是簡單的殘暴所能概括，而是有其深刻的階層屬性和文化屬性。

秦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貴族勢力與地緣性政治力量的結合，這種結合固然使得貴族勢力迅速形成武力，但是也存在著地方主義的局限。正如秦王朝對崤山以東六國故地的歧視一樣，項羽集團也對秦文化有著較深的仇恨，東西方矛盾在反秦起義中達到頂點。秦朝滅亡后，造成東西方對立的政治基礎已經不存在，這就需要新的統治階層采取措施彌合東西方矛盾，而項羽由于楚國貴族的階層屬性，在取得軍事霸權后并沒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采取短視的政策，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章邯統帥秦軍投降后，面對這樣一支武裝力量，項羽集團并沒有正確處理?！爸T侯吏卒異時故徭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2]310諸侯軍隊對秦投降士兵的侮辱，實質是對秦統治集團的報復，也是東西方矛盾的體現，項羽集團并沒有從統一天下的角度進行包容協調，相反采取了極端的方式，“于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余萬人新安城南”[2]310。而項羽以“富貴不回鄉，如衣繡夜行”的理由拒絕定都關中，也就是放棄了融合楚文化、齊魯文化、秦文化的機遇。之所以會有這樣政策的短視，是因為項羽在政治上并不接受大一統的政治形態，而是以恢復楚國的霸權作為政治目標，當這一目標實現以后，項羽集團以征服者的姿態實施了一系列類似春秋戰國時期“滅國絕嗣”的軍事掠奪，這是由項羽的貴族階層的屬性所決定的，也是對秦文化的一種報復。endprint

（三）貴族政治的落后性：分封制違背了歷史發展潮流

當時，“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2]315 ，具備號令天下的政治優勢和戰略地位。但項羽并沒有統一天下之雄心，而是“欲自王，先王諸將相”，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企圖仿效春秋五霸，憑借擁有的軍事霸權，構建一個以楚國為主導的分封制統治秩序。

關于中原地區的“統一”，西周時期就已經實現，只不過統一的形式表現為王權下的分封制。秦王朝的統一表現為“大一統”，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這是戰國中葉以來各國變法運動和兼并戰爭的必然結果，構建以三公九卿制和郡縣制為主體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在關中地區的秦國故地推行最為徹底，但是在山東六國故地，由于變法運動的不徹底，保留了大量世襲的貴族階層，秦末地緣性政治勢力的重組導致的六國復國運動，使得當時各諸侯都想恢復春秋戰國時期的邦國林立、諸侯割據的政治局面以維持各自的現實利益。

項羽作為貴族勢力的主要代表，迎合了“諸將相”的利益訴求，并進行了變通，“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于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之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2]315。項羽以反秦起義時的軍功為標準，對“初發難”時六國復國運動所擁立的諸侯進行重新調整，先后分封了十八諸侯王。項羽推行分封制，維護了貴族階層的利益，卻違背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司馬遷批評他“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2]339，指出項羽不建立秦朝業已構建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重回分封制局面，是逆歷史潮流而動，這也是導致其最終走向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項羽對建立新統治秩序的選擇，是由其貴族身份所決定的，項羽最終戰敗，也是貴族勢力干預秦末政治進程的失敗。

四、劉邦的勝利與平民政治的先進性

劉邦雖然出身平民階層，但是也融合了貴族政治的某些特征。劉邦充分運用了宗法制與地緣性政治勢力，通過豐沛籍子弟形成豐沛集團作為核心力量。平民政治對不同文化的包容使得劉邦集團能得到更廣泛的支持，選拔人才上更看重才能而非出身，使得劉邦集團人才濟濟。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劉邦集團順應這一趨勢，是戰勝項羽的根本原因。平民政治的先進性體現在如下方面：

關中地區是楚漢戰爭中劉邦集團的后方基地，“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嘗興關中卒，輒補缺”[5]418，成為劉邦取勝的堅強保障。關中后方基地的鞏固，與劉邦對不同文化的包容密切相關。關中地區是秦國故地，劉邦入關后，不殺秦王子嬰，并采取“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5]5的政治舉措，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戰國以來東西方矛盾，獲得了關中各階層的大力支持，“人又益喜，恐沛公不為秦王”[5]5。反觀項羽，入關后“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自然是“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2]311。這一對比，顯示出平民政治的先進性。關中這一秦國故地居然能成為劉邦的后方基地，正是劉邦文化包容政策的成功。

劉邦集團人才濟濟，文有蕭何、陳平、張良、酈食其等，都堪稱一時之選，武有韓信、周勃、樊噲、灌嬰等，猛將如云。雖然張良屬于韓國舊貴族，但是大多數謀臣武將都是平民階層，蕭何、曹參是秦王朝基層官吏，周勃、灌嬰、樊噲都是社會底層平民。劉邦自身就具備了平民政治家的優秀品格，堅韌有毅力，虛心納諫，唯才是舉，重視并極力拉動“賢士大夫”階層，選擇關中作為后方基地，這些政治家的遠見也是貴族出身的項羽所不具備的。

在如何構建新的統治秩序上，劉邦集團摒棄了貴族政治，順應歷史潮流，謀求建立新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格局，政治上的先進性與時代性，與項羽謀求貴族政治的局限與落后形成對立，劉邦最終戰勝項羽，既是平民政治先進性的勝利，又是歷史潮流的必然選擇。

五、新統治秩序的建立：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劉邦開創的政治格局，清代趙翼概括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事實上，布衣卿相從戰國中后期就已經開始出現。李斯、白起、蘇秦等人就以布衣之身而致王侯將相，秦王朝通過三公九卿制、郡縣制鞏固了官僚制度，因此，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是順應歷史潮流的繼承與發展，是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的具體表現。

戰國中期以來列國變法運動極大地提高了平民階層的政治參與度，并改變了春秋以前以貴族為主體的社會結構。秦王朝雖然在官僚制度的建設上打破了“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但是其統治的主體，仍然是世襲的王族、貴族，正所謂“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6]36。反秦起義領導權被以項羽為代表的貴族勢力掌握，他們將秦王朝關東政策的失敗歸因于大一統政治的失敗，因此掀起六國復國運動，希望通過重建列國回到春秋戰國的貴族政治形態，這無疑是歷史的倒退。

新興西漢王朝的社會基礎，以中小軍功地主和自耕農為主體，正所謂“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為之也”[6]36。同時，劉邦以平民的身份認識到彌合東西方文化的重要，因此在攻占關中后，采取“約法三章”、封存府庫等多項舉措，甚至任命“秦吏”宣喻政令，因而贏得了關中父老的好感，“唯恐沛公不為秦王”。他采取措施彌合了秦文化與以楚文化為代表的關東文化的矛盾，楚漢戰爭勝利后更是采取定都關中的方式進一步鞏固統一的局面?？梢哉f，秦王朝的統一只是政治軍事的統一，而劉邦建立的西漢王朝，除了政治軍事的統一以外，還做到了文化認同的統一，而這正是貴族階層所做不到的。

清代史學家趙翼對劉邦及其開創的政治格局大加贊揚：“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凈盡，而成后世征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6]36劉邦戰勝項羽，從歷史進程上看，是平民階層戰勝了貴族階層，是布衣寒門戰勝了世襲貴族，是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的延續與發展。漢承秦制，西漢王朝的建立，使歷史進入了歷史發展的上升期，開創了兩漢持續近400年的大一統繁榮局面。

參考文獻：

[1]戴圣.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黃現璠.唐代社會概要[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9.

[4]賈誼.新書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7.

[5]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4.

[6]趙翼.廿二史札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4.

（責任編輯 吳 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