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獻書”雜論

何俊華

西漢武帝時期的“劉德獻書”，是在中國文化遭到重大浩劫之后所做的一件恢復中國文化的很重要的事情。劉德對古籍的整理與獻書朝廷，對中國古代文化整理、傳承、弘揚，意義重大，功不可沒。然而，封建時代的專制與權力之爭，扼殺了“劉德獻書”的意義，這是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

一、“劉德獻書”的背景

“劉德獻書”首先是與中國文化典籍在當時遭到重大浩劫有關系。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但是，必須承認，我們現在所知道和了解的中國古代歷史，其實是有嚴重缺失的。這是因為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記載不完整；二是戰亂和統治者為統一思想的“焚書”，遺失了很多資料。

秦統一后，為實現思想統一，在文化上采取了嚴酷的政策：一是文字劃一；二是除官家藏書、秦國史書和醫藥、算卦、農業類書外，所有的《詩》《書》、百家語和史書一律燒掉，有敢談論《詩》《書》的殺頭；三是禁止私人辦學等。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許多古代的文獻資料被湮沒了?！端鍟肪瓦@樣評論說：“秦政奮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跡，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盵1]

“劉德獻書”其次是與西漢統治者對先秦文化的恢復、保護政策有關。

西漢諸帝對先秦文化的恢復、保護，對西漢時期的文化建設是卓有成效的。西漢王朝的建立者劉邦雖然號稱不讀書，但是他“善將將”。蕭何進入咸陽首先接管了秦王朝的地圖、簿籍、律令等圖書。之后的漢惠帝廢除了秦朝的挾書之律；漢文帝找到了老儒生伏生，依靠他的記憶恢復了很多先秦典籍。

到漢武帝時，他認識到光靠嚴厲的法制，沒有德行的教育，國家難以長治久安。于是，依從大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實行忠君愛民的孔孟之道。然而“三代之書”燔煬殆盡，讀書之人屬鳳毛麟角，恢復儒術教育談何容易。

就是在這個時候，河間獻王劉德應時而起，倡導弘儒，“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2]。劉德為王26載，始終沒有卷入諸王爭權的政治漩渦，而將其畢生精力投入對中國文化古籍的收集與整理，從而促成漢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3]的壯舉。

二、劉德對古籍的整理和貢獻

史載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4]他感于漢景帝時發生的七國之亂、儲位之爭，認為儒道衰微、道德淪喪，于是在封地河間（今河北獻縣東南）搜集佚書，修興禮樂，以期通過匯集并研究儒家典籍來振興儒學。

如前所述，劉德每得一本好書，就令人抄寫一份送給原來的藏書主人，而將真本留下，并賜給獻書者金帛。于是四面八方學問之士紛紛前來獻書。所獻之書，有《詩》《左傳》《周官》《禮記》等多達幾十種。劉德在河間封國內修建規模宏大的日華宮，內設二十余處館舍，專以招待四方飽學之士。齊、魯、燕、趙、代、魏等地的儒者數百人聚集于此，夜以繼日地梳理、?？彼鸭瘉淼娜寮业浼?。于是，劉德收集和整理的書籍經典與朝廷所收藏數量不相上下，且不乏精品、孤本。

劉德整理古籍的態度極為嚴謹，對所得殘缺不全、字異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組織群儒研討辨析，勘誤訂正，精心校理成冊。

在劉德所聚集的諸儒中，不乏對儒家經典研究頗深的大學者，例如毛萇和貫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F今留傳后世的影響很大的《毛詩》和《左傳》，就是因為他們而廣為傳布的。當然，這首先應是劉德之功績。

所謂“毛詩”，乃是對中國第一部詩總集《詩經》的講解與傳授?！对娊洝窂拇蠹s公元前6世紀編定成書到如今，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是中國詩歌的光輝起點。至西漢時，研究講習《詩》者，有齊人轅固、魯人申培、燕人韓嬰、魯人毛亨。毛亨著《毛詩故訓傳》，據說傳授給毛萇。毛萇被劉德招為博士后，《毛詩故訓傳》遂為劉德所得。三國至宋，齊、魯、韓三詩相繼失傳，唯當年劉德建君子館作為毛萇傳經之所，以至魏晉以后天下通行《毛詩》，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學士。由此看來，《詩經》得以流傳至今，劉德功莫大焉。

《左傳》相傳為春秋時左丘明所著，是我國古代一部史學和文學著作。漢初政治家賈誼少年時就跟著荀況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張蒼學習《春秋左氏傳》，后來還作過《左傳》的注釋，但失傳了。賈誼將《左傳》授予趙國人貫長卿，人稱之為貫公。貫公被劉德招為博士，隨后將《左傳》系統加工整理、校核解釋，才成為今古名篇。

據史書記載，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極大影響，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本全面闡述儒家音樂理論的著作——《禮記》中的《樂記》，就是在劉德的主持下完成并提供給社會的。

關于《樂記》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到現在為止沒有定論?！稑酚洝返淖髡?，歷來有三種說法：一是《樂記》為戰國時期孔子的再傳弟子公孫尼子所作；二是漢武帝時的河間獻王劉德與毛生等所著；三是漢儒采用先秦諸家有關音樂的言論編纂而成。雖然關于《樂記》的作者及成書年代迄今尚未定論，但無論是哪種說法，都沒有否認：根據現在的資料，只能確認《樂記》是在漢武帝時代才被人們所知曉并流傳的。

《漢書》載：“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盵5]《漢書》這段記載即是說：古樂早已有了，但后來散失，及秦而驟滅，漢初朝廷“廣開獻書之路”，像河間獻王這樣的人，以其地方的力量，搜集古書古樂。他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整理出一部《樂記》來。

《漢書·藝文志》認為劉德與毛生等是《樂記》的作者。沈約《宋書·樂志》本此說：“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薄端鍟ひ魳分尽份d沈約的奏答、《舊唐書·音樂志》也有類似看法。

其實，說《樂記》被發現或者產生于西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漢武帝為統治的需要，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確立“尊儒重書”國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京師立太學，設《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博士，講授儒家經典。儒家本該有“六經”，因為《樂經》佚失了，所以只有“五經”。

但是，“五經”博士的設立，必然使某些儒士們在為《樂經》佚失而遺憾的同時，產生尋找《樂經》甚至再造《樂經》的愿望。那么，“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依據《易》、公孫尼子、《荀子》等論及音樂的“先秦舊書”，或者再加上他們的組合、編撰，推出了《樂記》，可以說乃是當時的時代需要。即是說：《樂記》成書于西漢，但其思想資料來源于先秦諸子言樂事者。

三、劉德向朝廷獻書功莫大焉

“劉德獻書”發生在中國大一統的封建專制政權建立后，劉德本人“獻書”的初衷、功績和遭遇卻頗有戲劇性。

經過艱苦的搜集、整理、?？?，劉德整理出大批的正本書籍。因為朝廷確立了“尊儒重書”國策，這對于一心想要振復儒學的劉德有極大鼓舞，所以就滿懷信心地帶上河間國內的儒學研究成果，奔赴長安，進獻朝廷。這對于當時書典十分匱乏的漢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因為當時各諸侯王和重臣們也有獻書獻策者，但多是一些雜家所論，沒什么參考和收藏價值，唯劉德所獻之書，才稱得上真正的儒家經典，又多是“精品”。所以，史載劉德多次車載《詩》《書》等古籍應詔入朝，漢武帝劉徹看到劉德帶來這么多書籍獻于朝廷，十分高興，每次都要舉行隆重的接書儀式，并在“三雍宮”召見。

據裴骃《史記集解》引《漢名臣奏》：“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盵6]劉德在京師長安期間，還和一些儒臣進行過儒學討論。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就記載有與劉德的對話，并涉及《孝經》，而《孝經》也是劉德所收集上來的佚書之一。宋末元初著名學者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志》轉引宋代陳振孫的話說：“世傳秦火之后，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p>

據《隋書·經籍志一》記載，河間獻王劉德向朝廷所獻之書有：《士禮經》，合56篇，并記威儀之事。又得《司馬穰苴兵法》155篇，及《明堂陰陽》之記，并無敢于傳論之學者?！吨芄佟飞w周公所制官政之法，李氏得《周官》進獻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劉德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周官》6篇奏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學者所記131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而又得《明堂陰陽記》33篇、《孔子三朝記》7篇、《王史氏記》21篇、《樂記》23篇，凡五種，合214篇。

“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學者”之后的這214篇，后來經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85篇，謂之《大戴禮記》。而戴圣又刪大戴之書，為46篇，謂之《小戴禮記》。這就是流傳至今，在中國思想史上影響很大的《禮記》

在劉德獻書之時，漢朝廷所立的五經博士均講授“今文經學”。今文經學是按照當時實用政治的需要解說儒家經典，學術上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與今文經學相對的是古文經學，古文經籍是用先秦古文字書寫而成的典籍。古文經典書籍的來源主要有二：一是漢景十三王之一的魯國恭（共）王劉馀“孔壁藏書”，另一便是劉德所搜集之書。漢代學者訓詁解釋這些古文經籍，從而形成“古文經學”，此即《隋書·經籍志》所載：“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學者）參而考之，以成其學，謂之‘古學”。宋元間學者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說：“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p>

劉德對古籍的整理與獻書朝廷之舉動，于中國文化的傳承而言，確實是功莫大焉！

四、封建專制對劉德獻書的扼殺

劉德搜集整理儒學典籍的功績和他本人在漢武帝京師問策中表現出來的儒學造詣，按理說一定會受到朝臣們的尊敬，也理應得到號稱“獨尊儒術”的漢武帝的贊賞——在兩漢四百余年的時光，有幾位劉氏諸侯王能夠“修學好古”如河間獻王劉德那樣呢？然而，令劉德意想不到的是，漢武帝劉徹對河間獻王劉德先是有好感，每次都隆重地接書接待、召見，爾后見劉德因為德行與學問兼盛且聲著朝野，就產生了猜忌，并向他發出了嚴厲的警告。

據裴骃《史記集解》引《漢名臣奏》記載：漢武帝“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后，“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獻）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盵7]漢武帝的意思是：殷商湯王、周文王姬昌，都是由地方方圓七十里與百里的小國之王而奪取天下的古代賢王。漢武帝劉徹這樣告誡劉德，其用意當然十分明顯：你劉德要謹守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覬覦漢朝神器！

漢武帝之言對渴望漢朝儒學昌盛而衷心獻書的河間獻王劉德來說，無疑是當頭棒喝，精神上受到致命打擊。心灰意冷的劉德回到河間封國后，只好縱酒聽樂；在作秀于朝廷的同時，也麻痹了自己的精神、損害了自身的健康。四個月后，河間獻王劉德就命歸黃泉，享年不足五十。

劉德進京進獻典籍與雅樂為何反遭遇漢武帝冷落？這其實就是因為封建專制最關心的是“家天下”的政權穩固，它的一切政策，首先都是為政權穩固這個目的服務的。

漢宣帝劉詢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8]所謂“霸王道雜之”，實際上就是儒法并用?！皡浅邍畞y”后，朝廷加強了中央集權，規定諸侯國只收租稅、不管政事，即分土而不治民。所以，漢武帝的“好儒”，其實只是用儒學教民，因為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就是要老百姓規矩作人，不要犯上作亂，這當然是有利于封建統治的。

漢武帝的治國之術其實是三代王道與春秋霸道并用、儒家與法家兼施。劉德獻書，最初讓漢武帝對這位同父異母的弟弟十分器重，多次親自把盞欽命賜酒，并賜金帛獎賞，一時之間，劉德的賢名傳遍天下。

漢武帝劉徹有13個兄弟分封為王，漢武帝都須提防。劉德賢名遍天下后，在漢武帝看來，相比起來，劉德的“有雅材”、“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就成為對皇位最具有威脅力而需要提防的了。

劉德的親哥哥是自殺了的廢太子劉榮、母親是被打入冷宮的栗姬。劉徹得立太子、母親王美人被立為皇后，正是劉榮、栗姬的失敗后才獲得的。這使漢武帝劉徹對當時的“十三王”中的“夫唯大雅，卓爾不群”[9]，為漢朝宗室之英杰、諸侯藩王之楷模的劉德不能不有所戒備。所謂“夫唯大雅，卓爾不群”，這是《漢書》作者班固特別說的兩句話。其潛臺詞即：只有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才能自立自強，不跟著社會風氣走，從而建立一個獨立的人格。因此，當漢武帝發現自己的同父異母兄弟劉德有德有才、不同流俗、志向高遠時，就有意疏遠、壓抑，意在警告他，切莫為非作歹。

在劉德去世一千多年后，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在詩中詠道：

北行出河間，千歲想賢王。

胡麻生蓬中，詰曲終自傷。

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見戕。

乃知陰自修，彼不為傾商。

區區三世家，廟冊富文章。

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10]

劉德對古籍搜集、整理的積極性遭到摧殘；所獻書籍也被朝廷藏之秘府、暗處倉庫而未能發揮作用。例如，劉德把從民間征得的《周官》進獻朝廷后，連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沒見到就被藏入秘府，從此無人知曉。直到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獻，才重又發現此書，并加以著錄。劉歆十分推崇此書，特向王莽奏請獲準，使之列入學官，并更名為《周禮》。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鄭玄的崇高學術聲望，《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成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劉德獻書”及其不幸遭遇，乃是封建專制的制度使然。這不僅是劉德個人的悲哀，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悲哀。

注釋：

[1]《隋書·經籍志》。

[2][4]《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劉德》。

[3]（漢）劉歆：《七略》。

[5]《漢書·藝文志》。

[6][7]《史記·五宗世家》。

[8]《漢書·元帝紀》。

[9]《漢書·景十三王傳贊》。

[10]（宋）王安石：《北行過河間》。

作者：成都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