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存在于一個什么樣的世界里？

趙毅衡

1998年，當代生態符號學“正式”成立，因為在《符號系統研究》（Sign System Studies）刊物上同時刊登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新塔爾圖學派”的領軍人物、愛沙尼亞符號學者庫爾（Kalevi Kull）的“符號生態學”（Semiotic Ecology），另一篇是任教于德國卡塞爾大學的著名符號學家諾特（Winfried Noth）的“生態符號學”（Ecosemiotics），兩篇文章相輔相成，互相補充，宣告了這門學科的成立。

“符號生態學”與“生態符號學”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中文看起來的確不同：前者用符號學角度研究生態學，后者研究生態方面的符號學。但是在西文中，二者的區別并不清楚，我們試讀一下這兩篇文章就可以知道。為了簡便清楚，我們就用“生態符號學”這個名稱，實際上西文中Ecosemiotics這個名稱也漸漸正式化。生態符號學是關于有機體及其周圍環境之間的符號關系的研究，所謂“有機體”，就是所有的生物。按照這兩篇文章的詳細回顧，這樣一種“非人類中心”的符號學，已經有很長的發展歷史。但是生態符號學可以直接追溯到兩位開創性的人物，一位是愛沙尼亞-德國生物學家-哲學家烏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ull，1864-1944），這位德國貴族提出的“環境界”（Umwelt）理論，影響深遠，海德格爾、舍勒、卡西爾、梅洛-龐迪、?？?、德勒茲等哲學家都引用此概念。所謂“環境界”，就是一個有機物（例如一個阿米巴蟲）作為主體所生存于其中的主觀時空世界，這個世界靠符號意義構成。與之不同的是一個有機體居住于其中的客觀世界，或許可以稱之為“現世界”（Umgebung）。另一位是匈牙利-美國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1920-2001）創立的“生物符號學”（biosemiotics）。他們的理論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符號學的走向，尤其在“倫理符號學”（semioethics）中，而倫理符號學與生態符號學已經有合流的趨勢。這兩個學派，都是對一百多年來的符號學運動的突破。倫理符號學突破了主流符號學的形式論傾向，深入到道德、價值、責任等問題之中，而生態符號學突破了人類中心論，凡是“有靈之物”，都生活在符號意義構成的主觀世界之中，他們與“意義環境”的交流成全了他們的存在。

我個人認為，在中國，我們依然應當把人的主觀意識和文化精神，作為符號的意義世界的核心，因為我們需要建立人的主體。這并不是說我們必須落后西方一步，而是中國文化的發展，需要我們的主體精神進一步高揚。但是我們必須現在就看到，人類不是孤立地生存于這個世界上：我們周圍正在發生的許多事，包括讓人觸目驚心的生態危機，已經讓我們明白意義世界不等于人類世界。我們應當重新考慮：我們存在的邊界，我們主觀意識的“環境界”，其邊界究竟在哪里？本期“生態符號學研究”專欄刊登的幾篇譯文，都是“生態符號學”的經典文獻，希望引起國內學人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