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共選擇視角思考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

中圖分類號：F06216 文獻標識碼：A

摘要：十八大報告中再次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要求，要實現之必須要更加重視我國農村的建設，必須完善農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然而，在現行自上而下的單一供給體制中，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不足，農村公共事物的民眾參與積極性也不高。本文主要從公共選擇的角度分析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存在的問題，并嘗試性提出一些建議和方案。

關鍵詞：公共物品；公共選擇；多中心理論

一、公共物品理論及農村公共物品的特殊性

（一）公共物品理論

公共物品是與私人物品相對應的概念。薩繆爾森在1954年發表的經典論文《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中界定了公共物品的含義，即：每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赏ㄟ^其三大特性來把握公共物品的概念，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事實上，薩繆爾森定義的公共物品是純公共物品，而在現實生活中符合純公共物品定義和特征的少之又少，本文所分析的公共物品既包括純公共物品，也包括準公共物品。

（二）農村公共物品理論

在經典定義的基礎上，結合農村地域等特點，“農村公共物品”即：在農業、農村或農民生產生活中共同需要的，在農村地域范疇內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社會產品或服務。如基層政府行政服務、農村環境保護、農村義務教育、農村公共衛生等。

農村公共物品除一般公共物品本質特征外還具有以下三個特性：一是地域性，指包含了大量的為農業生產服務的生產性公共產品；二是差異性，這是由我國農村人口多，各地自然、經濟和文化條件差異較大等決定的；三是多層次性，特定范圍內的公共產品既體現了本區域內部的共同需要，又體現了與其它區域的共同需要。

二、政府主導下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

（一）公共物品提供方式

私人物品由于其需求可以通過價格（市場）機制顯示，其供給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實現，使私人部門有足夠的激勵來提供和生產私人物品，且更有效率。然而公共物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下，若其由私人部門提供會因公眾的“搭便車”行為而導致市場失靈，因此需由政府以財政為后盾實行公共部門提供。但公共物品的公共提供并不意味著也必定由公共部門生產。在生產環節允許民間企業介人，能降低成本、緩解政府財力不足、提高公共資金使用效率和增加公共產品供給。

（二）政府主導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兩種主要思路

目前我國在政府主導下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問題上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思路，即公共財政與公共選擇。前者的思想以傳統的政府為主體，后者以新興的公共選擇理論為指導。具體分析就是，公共財政路徑認為應加大公共財政的投入力度，并改革包括分稅制、轉移支付在內的基層財政體制。此觀點認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缺失和結構偏差起因于市場化過程中財政體制的設計不當，應將農村社會導向一種政府控制取向的制度均衡。由于制定及實施相關公共政策的主體是地方或基層政府，因此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解決思路。而公共選擇路徑認為主要應通過培育和發展農村自治組織來提供農村公共產品。認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缺失和結構偏差起因于計劃經濟消滅了內生型的民間合作組織，形成集體行動的制度“真空”。因此政府應該放松其在土地流轉、人口流動等方面的不當管制，把農村社會導向一種自治型取向的制度均衡。由于主張制定與執行集體決策的主體是自愿聯合的個人，故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解決思路。本文主要基于后一種思路，即從公共選擇理論角度探索完善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方案。

三、基于公共選擇理論分析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現狀

（一）“單中心 ”模式下財權、事權不匹配，嚴重導致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不足

“多中心理論”的開創者奧斯特羅姆認為在“單中心”模式下，最高決策者往往會力不從心，從而最高決策者要么超負荷工作，造成重大決策失誤，要么將事權大量下移，把負擔過度轉嫁給下屬。在我國，第二種情況比較突出，中央政府把財權放的過高過緊，而事權則放的過多過低，本來應由上級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卻交給下級政府提供。一旦地方政府財力缺失，就只能任其荒廢，造成供給缺位，損害農民利益。

（二）“自上而下”的決策與供給機制下農村公共物品配置結構不合理

“官僚經濟理論“的代表人物尼斯坎南認為，官僚和普通人一樣，都具有“經濟人”理性。為滿足自身的個人最大利益，政府官員總是千方百計的追求 “政績”、“利益”等，這就造成了很多農村公共品的提供不是根據農民的真正需求而是根據地方各級政府部門決策者為實現自身的最大利益需要，農村公共品配置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十分突出，且農民往往被排斥在公共項目決策、運作和監督之外，很難表達其對公共品的真正需求。

（三） 農民“理性無知”以及農村自治組織的不作為造成農村公共事物參與率低

唐斯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選民的“理性無知”原因有三：第一、選民認為自己的選擇無法影響民主決策的結果，投票獲益的可能性太??；第二、民主決策的結果未必代表自己的意愿，也難以保證官員會信守該決策的內容；第三、有關信息太過昂貴。而且在中國農村，長期的“官本位”思想和計劃經濟體制使農民的民主意識淡薄。其次，個別地區出現的村干部不按協商結果辦事的現象常有發生，農村自治組織形同虛設。

四、基于公共選擇視角探索完善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解決方案

（一）建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多中心”體制

公共經濟并不是一個排他性的政府壟斷經濟，當前要走出我國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困境，就必須建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多中心體制， 在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的同時允許消費者、提供者和生產單位在不同的綜合層次混合和搭配運作，實現農村公共物品在供給主體、資金安排及供給決策機制等方面的多中心運行。同時也要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稅收權限，上級政府要適度平衡鄉鎮機構的事權、財權， 真正實現一級事權，一級財權。

（二）建立農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良性決策機制

讓外生變量即農村外部的各種因素決定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并不能反映農民的真實需求和偏好，反而易造成有限的公共資源的浪費，或是導致農村公共產品的低效供給。然而由農民自己決定公共品生產的內容、順序和結構等同樣存在非理性的一面，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因此需將 “政府集中決策——民主表達需求意愿”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的決策機制相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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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徐婉（1990.6-），女，民族漢，江蘇徐州人，現就讀于西安財經學院財政學專業碩士學位，研究方向為財稅理論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