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高薪養廉計劃

劉十九

公元1723年，剛繼位的雍正決定用一種溫柔的辦法，遏制帝國官吏的腐敗墮落。

他采取的辦法是：以國家的名義給他們足夠的錢，使官員們不必貪污。他和支持這項改革的大員們相信，當官員們被“養廉銀”喂飽之后，就會消弭貪贓的欲望。

清初官員有多窮

力主實行“養廉銀”政策的，是山西巡撫諾岷和布政使高成齡。他們提出，將山西每年征收的50萬兩“耗羨銀”悉數上繳國庫，再從其中拿出30萬兩發給山西各級官員，作為辦公經費以及“養廉”之用。

所謂耗羨，是當時征收賦稅的潛規則。地方官以征收稅銀在計量、轉運途中會產生損耗為借口，向百姓額外加收一筆錢，稱之為“火耗”或者“耗羨”。征收多少，全無一定之規，往往多達正稅的四五成，有時甚至比正稅還多。這筆非法征收的錢自然多半落入各級官員的私囊。

但對當時的官員來說，這種做法似乎又有不得已之處。清初官員的薪俸極其微薄。按照《清會典事例》的記載，正、從一品的官員，譬如大學士、六部尚書，所得俸銀為每年180兩，米180斛；正、從二品，譬如各省總督、布政使和巡撫，所得俸銀為每年155兩，米155斛。到最低一級的從九品官員，每年薪水只有白銀31兩5錢2分，米1斛5斗2升。

在當時，一般百姓家中開銷，一個月差不多要二三兩白銀。但是各級官員的辦事、雇員經費，都要從自己的薪水里掏錢，還要迎來送往，這點錢塞牙縫尚且不足，遑論其他。所以，皇帝也就默認了這種普遍的非法行為。

康熙年間，曾有御史給皇帝算賬：“總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兩，巡撫一百三十兩，知州八十兩，知縣四十五兩。若以知縣論之，計每月支俸三兩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飽，兼喂馬匹，亦得費銀五六錢。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尚有二十余日將忍饑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勢必饑寒?！?/p>

雍正年間，總督每年的薪俸是155兩白銀，而養廉銀則高達2萬兩。

他說，知縣從百姓處斂財，督撫則向下屬收取賄賂，一開始都是因為不得已。但是天長日久，貪贓財物積累越多，官員自知已經罪大惡極，不如恣肆貪污?！跋鹿儋V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贓以庇下官之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于是越禁止貪污，貪污越嚴重。他勸皇帝說：“臣以為俸祿不增，貪風不息?！?/p>

但是康熙皇帝沒有同意這樣的改革方案。他認為給官員增加俸祿勢必要多收賦稅。官員私下征收耗羨情有可原，但是變成帝國的法律則萬萬不可。雍正皇帝則決定采取更加現實的做法，將征收的耗羨銀全部歸公，再給官員們發放養廉銀。他相信，當舉國上下的大小官員都能“從容不窘，則自然不貪”。

雍正皇帝的現實主義

于是，在雍正二年（1724），養廉銀的政策向全國推廣。很快，各級官吏的養廉銀標準被大體厘定出來。

根據各地方的收入和事務繁簡不同，養廉銀的數額也有相應的調整。但一般而言，總督的養廉銀約為2萬兩白銀，是法定薪俸的130倍；布政使為1萬兩左右，按察使為8000兩左右，州縣長官的養廉銀則在1000兩到2000兩不等。

本著獎勵廉潔、能干的原則，力主推行養廉銀政策的山西巡撫諾岷每年有養廉銀3萬兩，推行有功的河南巡撫田文鏡，每年所得養廉銀也有2.89萬兩之多。

這筆錢都是從收歸國庫的耗羨中開支。在雍正皇帝看來，既然耗羨作為非法之稅無法革除，不如承認現實。以前耗羨歸地方，所以官員大肆搜刮；現在耗羨歸國家所有，存留于地方府庫，地方上就失去了加征加派的動力，可以減少百姓的負擔。而撥耗羨“以養州縣”，官員們有了養廉銀，也不必為生活所迫，去遵從種種陋規甚至違法。對這一項改革，他不無自得地評價道：“上不誤公，下不累民，無偏多偏少之弊，無苛索橫征之擾，實通權達變之善策”。

雍正的改革確實發揮了作用?？滴跬砟?，各省財政都出現虧空。富庶的江蘇省欠庫銀居然多達881萬兩，是全省兩年半的田賦；中央的戶部存儲的白銀只有800萬兩。耗羨歸公之后，各地虧空逐漸補足，國庫的存銀則積累到6000多萬兩。至于吏治，也確實比康熙時大有好轉。魏源評價說：“（有此收效）全仗雍正十余載清厘整飭之功”。

雍正皇帝設立養廉銀，希望用豐厚的收入喂飽官員，而不必再貪污斂財。然而對貪官污吏的打擊松懈之后，養廉銀反倒使官僚們的貪欲水漲船高。

高薪還在，高壓沒了

雍正一朝吏治好轉不僅僅因為高薪養廉。在推行養廉銀政策的同時，雍正皇帝也在嚴厲整飭官場，一年查處的貪瀆官員就多達數百，以至于在雍正三年，浙閩總督滿保奏稱：“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至無人辦事”；湖南巡撫魏廷珍也曾奏稱“屬員參劾過半”，請皇帝手下留情，“容再查奏”。雍正對這些抱怨大為不滿，斥責他們說：“屬員之去留，惟視居官之優劣，豈論參劾之多寡？朕心總出于至公，爾督撫等，安得以庸鄙之見、偏私之心，妄為窺測乎？”

皇帝整飭吏治之嚴厲，地方大員都感到有點用力過猛。雍正皇帝在位時，可以用皇帝的權威去推動，但是到了他的繼任者手中，這樣嚴格而費力的治國之道，就不免被懶惰和懈怠所取代了。

對官員的監督松懈了，而鼓勵廉潔的養廉銀逐漸被官員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收入。官員收入的增加，反倒推高了官場賄賂的價碼。許多賄賂甚至成為官場的定例，譬如夏天給京官送禮，名為“冰敬”，冬天所贈為“炭敬”，過年送的叫“年敬”，而離京赴任則要送“別敬”。

道光二十七年(1847)，張集馨從道員升任按察使，進京覲見皇帝，然后按照規矩，向京城各級官員分送禮金。在一本名為《道咸宦海見聞錄》的筆記中，他記錄了這場官場禮節的花費：“別敬軍機大臣，每處四百金，賽鶴?。ㄙ惿邪ⅲ┎皇?；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辦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應酬。共用別敬一萬五千余兩?！比绱她嫶蟮囊还P開支，在張集馨的筆記中有數次，即便算上養廉銀，也遠遠不能應付，以至于他不得不多方舉債。

（摘自《壹讀》，有較大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