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暨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李多利 （蘭州大學文學院 730000）

1985年第5期《文學評論》刊發了由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三人撰寫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文，隨后《讀書》雜志連續六期刊載錢、黃、陳三人關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學術對話，以“三人談”的形式進一步闡述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岸兰o中國文學”在提出之際就受到了很大關注，從概念的內緣進行研究批評的學者不下少數。比較有代表的，如嚴家炎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所提到的總主題是“改造民族靈魂”表示不同意，他認為對人的價值重視、對人的解放的思考才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題；此外對以“悲涼”為基調的總體美感，嚴家炎認為此論斷雖然正確但并不具有特點。除此以外，樊駿、吳福輝、趙園、周介人等也在論文中談到對此論題的贊同和支持，陳思和更同時提出“新文學的整體觀”予以呼應?？偟膩碚f，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或褒或貶均圍繞在幾個相同的問題上，一是文學史的分期；二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題；三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美學基調；四是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提出后產生的影響和提出的動因出發，談論其合理性和所顯現的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為對此概念的外部研究.

一、獨立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順應的一個潮流就是呼吁文學研究的獨立。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和文藝政策的放寬使文學感受到空前自由的氣息，傷痕文學、尋根文學、朦朧詩的相繼出現使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80年代得到中興。文學研究領域已苦于文學的貧乏和批評話語的政治化多時，這時，伴隨著對以往文學發展路徑的檢討，急切需要建立文學自身的品格。

《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明確說道“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如何依論者所言使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呢？其一，就是論者一再闡明的“20世紀”的定義，論者認為“20世紀”并不是一個物理時間，而是一個“文學史時間”。文學史時間是論者有意尋求文學學科的獨立而引入的概念，它既不同于物理時間也不同于政治時間，而是體現文學自身發展、變化過程的時間。其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動因之一，就是三人在各自研究課題中發現了共同點即新時期文學和五四文學多有重復，因此意識到這文學現象中蘊藏著一種文學的“整體性”，而這種“整體性”是貫穿在近、現、當代的，這就打破了隨政治分期而衍生的文學史分期的壁壘，這個“整體性”是屬于文學的特征。其三，在橫向上將20世紀中國文學置于世界文學之中，是尋求一種對中國文學的自信也是在自覺向西方文學傳統靠攏，在開放吸收外來文化和保持民族文學特點之間企圖找到平衡，這也是屬于文學的，并且是新文學發生以來延續到現在的重要課題。

從80年代至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念已經被廣泛接受。從近年出版的較有影響的該時段研究著作來看，先有陳平原編著的《20世紀中國小說史》開山，隨即出現一大批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抬頭的著作，如欒梅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謝冕《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朱德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性精神》、李繼凱《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化創造》等；文學史的著作如嚴家炎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張泉靈、王又平編《20世紀的中國文學》等。無論作者是僅從時間意義上引用20世紀文學還是確切受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啟發和影響，都體現了這一概念在運用時的便利性和合理性，也引領了文學研究領域跨時段整體研究的趨勢。

錢理群在其著作《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中談到90年代以來文學研究學科發展的新面貌時總結了四個特點，包括研究領域空間的開拓、現代文學內部研究對象和范圍的新突破、對現代文學研究發展關系最為密切的一些文化要素的研究、和文學審美與形式的新倡導。不得不說這四個新趨勢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內在要求可謂不謀而合。打通近、現、當代的狹隘時間劃分格局，打破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相互割裂的文學研究局面的整體意識是要求重視研究領域的開拓和研究對象的豐富；重視文學現象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強調藝術形式的發展是把握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有機整體性的重要工作，這就必然使文學研究轉向文學形式與審美的方向。與其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真實的促進了這些發展，不如說是學科自身內部具體研究的不斷深入與宏觀研究的大膽假設相互激蕩構成這種暗合。一方面文學研究要求走向多元、文學研究視域要求更為廣闊；另一方面又亟待一個整體性的觀念來挾制這一時期的文學?！岸兰o中國文學”的提出實際上只是正好順應了這個需求與趨勢，因而更顯出這個概念的合理性與前瞻性?！岸兰o中國文學”的提出是文學和文學研究企圖脫離政治取得自身認同的獨立過程。

二、依附

錢理群在談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時提及一個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1983年關于五四文學領導權的論爭，“當時南京大學教授許志英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1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五四文學革命指導思想的再探討》，提出了一個問題：‘五四’文學革命的指導思想到底是什？”2引起學界一片沸騰隨后又迅速沉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經明確指出“五四”文學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錢理群對此的回應是：“我們是贊同許志英的觀點的，但都覺得許老師太老實，不應該這么直接去碰，所以我們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采取了另一種策略：把時間從五四提前，這樣就把這個問題消解了……為什么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動因就是一方面要回避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不同看法。當時許志英的文章及其論爭提醒了我們：現代文學這門學科還是在‘黨史’的籠罩之下。所以我們現在要突破它，就是要擺脫現代文學史作為黨史的一部分的屬性，擺脫政治對它的控制……使這個學科能夠從革命史的附屬中解脫出來?！?錢理群承認是這次論爭提醒了他們文學史以往陷入對政治革命史的依附太深，而所謂的將時間提前就是將新文學發生的時間提前，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去。

錢理群在論述中反復提到要消解“五四文學”領導權問題，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所做的技術處理就是將新文學的開端提前，這樣不僅避免了“五四文學”領導權問題也同時避免了新文學的開端哪個階級先發聲的問題?！拔逅奈膶W”革命領導權問題是否有意義呢？至少錢理群的答案是肯定的，從他對于許志英的贊同，從他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試圖回避這個問題來倡導學科的獨立都表明了這一點。他的回避在于這個問題在哪個層面具有意義很難說的清楚，從文學史的學科角度和政權合法性的歷史角度這都是一個文學與政治必爭的高地，錢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明白在這場論爭中倘若文學獲得勝利并不值得慶賀。因為文學與文學研究的獨立并不在于錙銖必較地與政治爭奪話語權，而是在于要從這種必須與政治化傾向（或者商業化傾向或者其他任何影響文學獨立的因素）劃清界限、勢不兩立的“文學獨立觀”中解放出來。

要使文學研究從政治泛政治化話語中獨立出來，就應該充分認識到中國文學與政治從來不是脫離的，可以說“近世以來的文學救亡思想與中國傳統儒家治國齊家平天下的思想，‘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思想，在根源上就已聯合。一旦社會發生動蕩，中國文學的這種根本習慣便自然抬頭。新文學與舊文學在這一點上具有同一性。社會的變動時機，從正面講，是要求文學承擔挽救危局的責任；從負面講，便是要求文學承擔造成危機的責任?！?中國新文學自發生以來，從來就不是獨立于政治、為藝術而藝術的，憂時傷國和振興國運一負一正兩種期待總是落在文學的領域上，反映政治訴求、承載政治理想與發展到極致時成為政治的附庸其實只是一線之隔，與政治的難分難舍是根植在20世紀中國文學性質之中的。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和新時期文學的分期就是這個性質的典范表達，20世紀中國文學“從文學革命流向革命文學，再到無產者文學，伴隨著無產者文學的解體又逐漸呈現出一個朝向民族主義的統一傾向”，每一步都有著鮮明的政治烙印，這也是中國文學自身的特點。

文學和文學研究的獨立關鍵在于文學創作者與文學研究者如何評判文學的價值。什么樣的文學和文學研究是上等的，在不同的時代訴求下是否有著統一的標準，這個標準又是否禁得住時間和讀者的考驗?！岸兰o中國文學”的提出確如論者所說有益于學科從革命史的附屬中獨立出來，也是促進學界開始自覺尋求學科的獨立發展并逐漸成為新時期文學研究發展的趨勢的一次嘗試。但其提出的立意還應得到進一步思索和探究，提出者在提出概念以后在推廣與運用之余應進一步探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所預期帶來的文學與文學研究的“獨立”是否收效，評判的標準是什么，“獨立”又是從何種意義上來談論的。

注釋：

1.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漫說文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9.

2.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史論[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188.

3.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史論[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189.

4.謝冕.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