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的家國情懷

陳益

顧炎武，明末清初偉大的愛國主義學者、思想家。憑借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經史子集無不涉獵的學識，成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學術宗師。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更影響了后世無數志士。

我站在顧炎武的塑像前。他目光炯然，髯須飄拂，簡樸的衣冠更襯出嚴峻神色。

四周十分靜謐，靜謐得足以讓人抑住心跳，排遣一切蕪雜的意念，感受他那漾漾溢溢穿越歷史風塵的書生意氣。

一個在明末清初飽經憂患的學者，為什么在3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讓我們久久凝望？

北游的緣由

明末，國事潰敗，民不聊生。顧炎武有感于國家多難，應舉試卻名落孫山，便選擇了一條學者之路，致力于經世致用之學。

誰知道，外患日甚，內患又起，家里更遇變故。他不得不將祖產800畝糧田典押給了昆山豪族葉方恒。他的族叔為侵吞顧炎武的家產，竟與葉方恒勾結；顧氏家奴陸恩，也投靠了葉方恒。他們私自將顧炎武囚禁，并威脅他自裁；后又派刺客跟蹤，在南京太平門外刺傷顧炎武，并指使歹徒洗劫他在南京的住所。

清順治十四年（1657），已經45歲的顧炎武孤身離開故鄉，開始北游，漂泊于山東、河北、山西、陜西等地?？滴醵荒辏?682）正月初四，這位馬背上的學者70歲。大病初愈，身體虛弱，執意外出訪友，在山西曲沃不慎失足，摔倒在馬下。初九丑刻溘然長逝，遺體由嗣子衍生運回故鄉，埋葬于千燈鎮顧氏祖塋。

歷來的史學家紛紛探究顧炎武北游的心路歷程，為此爭論不休。其實，他長達25年的文化苦旅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為了避禍，也為了結交各地豪杰，考察山川形勢，徐圖復明大計，更多的則是積累知識，探求學問，寫下一系列流傳后世的偉大著作——《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肇域志》，等等。

“行千里路，讀萬卷書”，是中國文化人普遍的理想，自小就接受庭訓，真正能做到的卻不多。顧炎武做到了。他是在一種半自覺半被迫的狀態下做到的。北游途中，他以一馬一騾承載書冊，邊走邊讀，從未倦怠。有時有朋友接待，有時借宿旅店，往往在某地住幾個月，就又走了。顛沛流離的艱辛不難想象。行走在平原荒野間時，未免寂寥，他騎在馬上大聲朗讀前人的詩詞，為自己壯行。在博覽群書、實地調查、“采銅于山”的同時，著述不輟，最終成為名滿天下的大學者。

顧炎武在給朋友的書信中一再說明，他所著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不是為今人所用，而是為將來的王者治國平天下所用。他試圖通過對經學、歷史、典章制度的研究，探索出切實可行的治國安邦的制度與措施。他堅信，“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盡管處境困頓，胸中的希望之火，始終沒有熄滅。

七十老翁何所求

66歲時，顧炎武遇到了一次當官的機會。

這一年，康熙作出了一個獨特的決策，準備一舉網羅盡“已仕未仕”的博學鴻儒。顧炎武毫無疑問地出現在清廷的視野之內。確實，對于讀書人，這是一個人生轉折中難得的機遇。人生能有幾個這樣的機遇呢？至少是辛辛苦苦鉆研、積累幾十年的學問得到了承認吧。

然而，顧炎武聞訊后，立即寫信給舉薦他的昆山同鄉葉方靄，表示不同意。他在信里說：“母親為了保全名節絕食而死，臨死前囑咐我不能臣事異代；就算天下人都做了清國的臣屬，我也不會踏上仕途的?！?/p>

至今在民間還流傳的一個故事說，有一天，康熙皇帝的老師、主持編寫《明史》的大學士熊賜履特意派了兩個人來到華陰，請顧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來人進門，呈上書信，對顧炎武說：“亭林先生，這可是千載難逢的盛事??！”

顧炎武看了信，冷冷地說：“感謝熊大人的盛情?？晌疫€是不能答應熊大人?！?/p>

“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如若不去，可要考慮后果呀！”

顧炎武臉色大變，怒氣沖沖地說：“二位如果非逼我去不可，請你們要么用刀殺了我，要么用繩子綁我去，你們看著辦吧！”

兩個人只得向他連連道歉，然后垂頭喪氣地回到北京。

事實上，那是康熙十年，顧炎武在北京，寄居在外甥徐乾學的家里。當時朝廷議修《明史》，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特意設宴款待，徐乾學陪顧炎武一起去了。杯觥交錯，酒酣耳熱之間，熊賜履很熱情地邀請顧炎武參與修史。誰知，顧炎武一點面子也不給，當場斷然拒絕：

“如果真有這種說法，那么我不是像介之推那樣逃亡，就是像屈原那樣殉身！”

熊賜履和徐乾學不由面面相覷，驚愕不已。

總之，顧炎武是無論如何都不想為清廷當官，乃至作出了“以死自誓”的決定?！捌呤衔毯嗡?？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

剛烈之辭，擲地有聲。

對于顧炎武來說，不為清廷做官，是他的人生底線。哪怕是死去，也不會超越這條底線。既然決心一死，還有什么可以畏懼的呢？

由于他的堅辭，他活得并不輕松。他的《亭林文集》和《亭林詩集》，因為有“偏謬詞句”而被列入《軍機處奏準抽毀書目》。甚至連他的代表作《日知錄》也在部分抽毀之列。一些條目被全部抽毀，有的條目則被刪得只剩下一句話。

與此同時，時常有官吏派人上門來找他，說是“聘請”，其實是監視，甚至是管制。

明清交替之際，文人士大夫們處于非常艱難的選擇中。政權變化了，明王朝變成了清王朝。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在政治變革的背后，還有一個巨大的變革，那就是文化的變革。顧炎武把政權變化稱作“易姓改號”，把文化變革稱作“仁義充塞”。假如“仁義”被堵住了，被壓抑了，就面臨著消亡的危險了。

那時候，有很多人流血犧牲，英勇殉國，有更多的人活了下來?；钪娜藗?，選擇了不同的活法。有的為了表示要和清王朝不共戴天，居然挖了一個地窖，躲在地下，家里人通過穴口送飲食給他，稱作“土室遺民”。也有人把自己的頭發剃掉，進寺廟當和尚去。還有人則逃到山里做了隱士。

顧炎武跟這些人不同。他不僅活著，還要活得光明磊落。不死，或者叫無死，也許比死了更重要?；钪?，是生存，還有延續。不僅是生命的延續，還有精神價值的延續。死了，一切都解脫了，活著卻要經磨歷劫，承受無窮的痛苦。但，為了堅守自己的理想，活著就要肩負著道德的責任和社會的責任，活出精神來。

人生的跋涉與文化的跋涉

在漫長的游歷中，顧炎武堅忍前行，從來沒有想過退縮半步。如果說最初是為了報仇雪恨，抗清復明，后來在行千里路、讀萬卷書的過程中，在窮盡天地之靈氣、探尋古今之流變的索求中，漸漸演變成為一種深刻的文化意義。

一個孤單的旅人，乘坐一匹瘦馬，或者肩荷行囊，艱辛地行進在北方的崇山峻嶺之間。無論風霜雨雪，酷暑嚴寒，無論日出日落，荒途野嶺，他的腳步始終不曾停止。他的所有文字中，沒有血跡，不見淚痕，連苦澀的嘆息都未留半點。后人開卷，只依稀看見一個前行的背影，在時光的長河里作文化的跋涉，永遠沒有歸宿，沒有止境。即使生命的消亡可以使腳步停止，精魂卻永遠會這樣行走下去……

中國的文化資源無比豐沛。先秦諸子、漢唐氣象、宋明風韻，五千年文脈涵養出泱泱中華。天開萬象、鬼斧神工、厚德載物，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創造的文化爭奇斗艷、萬紫千紅。顧炎武將人生的跋涉與文化的跋涉融匯在了一起。生命的歷程，正是一種文化的歷程。生命給文化以動力，文化又給生命以啟迪。

顧炎武認為，個體生命的終極歸屬，應該是崇高的文化價值，而不是效忠于某一個王朝或某一個權貴。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極端的做法，不做官，甚至不讀書——當然指的是為科舉之試所讀的書。中國歷來有讀書做官的傳統，一旦讀書，就不能不想到做官，一做了官，就不能不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所以他寧愿做“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他認為，忠、孝、節、義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任何時候，即使是身心分裂的情況下，也要強調一種心的堅守，文化的堅守。

他奉勸清朝統治者，要為遺民提供比較好的生存處境。讓一批遺民存在于政權之外，這是國家政治清明的一種象征。另一方面，他也勸導明朝的遺民以及遺民的后代，必須堅守自己遺民的立場。改朝換代之際，很多的文人士大夫變節了。原來在明朝當過官的，投降了清政府，改變了自己的政治角色。但顧炎武選擇了堅守。哪怕清政權的統治已成為無法改變的現實，仍可以堅守自己的文化價值，守住這條底線。

在漫長的文化苦旅中，顧炎武憂憤而犀利的目光越過了天崩地裂、動蕩紛爭的當今，在蒼茫的歷史時空中苦苦追尋，追尋“不可絕于天地間”的一線歷史之脈、文化之脈。這種卓爾不群的追尋，讓顧炎武的晚年孤峭、悲涼、沉重，卻也讓他的生命意義顯現出凝重、高潔、永恒的光彩，足可以“垂示后來者”。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在他的代表作《日知錄》中，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他認為，亡國和亡天下，屬于兩個并不相同的范疇。易姓改號，改朝換代，即亡國，這類事只需由君臣和肉食者們去關心；敗義傷教，無君無父，即封建倫理道德的淪喪，才是亡天下，這類事遠遠高于亡國，比亡國更加危險，所以必須動員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在野的士大夫們共同參與，一起來保天下。所謂的“亡天下”，不僅僅指明亡于清，所謂的“保天下”，也不是僅僅指試圖反清復明，主要是指對封建倫理道德淪喪的挽救。

朝代的更替，只是國家之變，或者只是皇帝的替換，而不是文化體系的改變。早在春秋之際，就出現了“尊王攘夷”的思想，直到明代末年，與顧炎武齊名的思想家王夫之仍強調“夷夏之防”。然而，中國本土民族主義的著眼點不在于種族，卻在于文化。異族的入侵毫不奇怪，只要他們能夠接受中華文化，行儒家之制，便可以坐主中國，并且一樣享有“正統”的地位。夷狄和華夏，有先進和落后之間的區別，但本來便同域共祖。

這，正是中國人強烈的“文化認同”。

中國人愿意把最高的忠誠感給予文化，而不是給予國家。

作為一個思想家和愛國主義學者，顧炎武在行千里路、讀萬卷書的生命歷程中，逐步摒棄了大漢族主義和民族狹隘主義。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個成員，在利害問題上看法各不相同，有時會有矛盾和斗爭，但根本的利益則是一致的。

清末維新運動領袖梁啟超將《日知錄》中的這段論述，歸納成了極其精煉的8個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p>

這句名言，反映了顧炎武“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大胸懷，體現了他試圖改革弊政，打擊封建地主階級中的腐朽力量的強烈愿望，猶如沉沉云帷中的一道閃電、一聲驚雷，不知鼓舞了多少有識之士、熱血青年，為挽救民族的危亡，拍案而起，沖鋒陷陣！

顧炎武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正是“經世致用”思想的最好體現?！皭蹏髁x”這一概念的外延擴大到“天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內涵得到了極大的豐富。

時光流逝了300多年。今天，我們僅僅憑借顧炎武留下的詩文著述，以及他的同時代人或后人的記載，來忖度這位思想家的內心世界，是無法詳盡的。史學家們以“高風亮節”、“一代大儒”等詞匯來概括，也仍然失之膚淺。作為一個有靈魂有血肉的人，顧炎武的內心世界也時時充滿憂憤、焦慮和哀傷，在探索真理、尋求學問的道路上，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上?，我們很輕易地把這個過程忽略了……

（責任編輯：王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