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津教案看曾國藩的外交觀

李林霞

【摘要】曾國藩是歷史學界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尤其在其對外交行為方面。本文根據天津教案發生后曾國藩受命辦理此案所采取的一系列委曲求全的措施，從而推導出曾國藩的外交觀是權衡輕重，顧全大局，委曲求和，徐圖自強。

【關鍵詞】曾國藩；天津教案；外交觀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4）05-273-01

晚清名臣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人物研究的一個重點和熱點。學術界對于曾國藩外交觀的研究，專作較少，尤其是天津教案，或論是非功過，或論賣國與否，對于曾國藩外交思想的專門性研究相對缺乏。鑒于此，本文以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為切入點論述了其外交思想。

一、歷史背景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事件，而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遮掩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的流言四起，導致民間反洋教情緒高漲。同年6月，津民殺害外國領事、傳教士、修女，燒毀教堂的的天津教案爆發。津民的反抗使列強感到恐慌并向清政府聯合照會，而清政府也不愿在備受外患困擾的情況下再發生戰爭，于是派直隸總督曾國藩赴天津查辦教案，囑予“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①堅持和議。

二、曾國藩的處理措施及原因

曾國藩在天津教案問題上奉行了清廷“和局”的方針，經過一番調查取證最后采取了幾種辦法：“力辯洋人挖眼剖心之誣”、派員興修焚毀之教堂、領館、釋放教民、查拿正兇、懲辦官員。據此可見曾國藩是封建清王朝忠誠的衛道士，確是“誠恐有礙于和局，故不憚委曲求全?！雹谶@里的“曲”應該包含兩層意思：事發之“曲”和辦案之“曲”。由此可見，曾國藩作為一名有識之士、朝廷重臣不可能不明事理，他確實肯定洋人有曲在先，津民殺人毀堂在后，是洋人的野蠻行徑導致群眾的積憤不平，才有教案發生。曾國藩對這一點的判斷是符合客觀事實的。至于其辦案之初的反常之舉，處理之時的艱苦決斷，正是他權衡輕重，顧全大局，曲意求和，徐圖自強的外交觀所致的委屈之法。

曾國藩接手津案并開始查辦，已經洞明教案之“曲在洋人”。然而，他沒有順應民意，備兵抗法，懲治洋人，而是袒護洋人以致深負眾望。其反常舉動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規避戰爭的發生。天津教案發生后，俄、日、英、法、美、德、比等國公使聯銜照會總署，要求懲辦天津教案兇犯，法國遠東艦隊以及英、美等國軍艦陳兵渤海灣向清政府施壓。就中國國力來說，曾國藩認為：“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雹郛敃r，放眼世界大舞臺上，各大國早已上演轟轟烈烈的資本主義發展劇目；而中國正處晚清時期，是封建帝制沒落的最后階段，它已不同于過去那樣倍受世界各族的矚目，不再位列大國強國之林。面對這樣的現實，中國斷不能貿然啟兵。

第二，從中國國情出發，曾國藩避戰求和的對外戰略是最可行的。他認為：“道光庚子以后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噬系菢O以來，外國盛強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此已事之成效?！雹芸梢?，“守定和議”是當時清王朝在對外戰略上求得無事，使民心安定的中心政策。就此，曾國藩一方面認定“兵端決不可自我而開，以為保民之道”；一方面面“時時設備，以為立國之本?！雹菀舱蛉绱?，中國才沒有與西方列強開釁，人民才沒有遭受戰爭之苦。

第三，對于西方列強曾國藩并不總是和議為先，而是審時度勢，順勢而行。他講求“馭夷”之術，即不與洋人過分親近而使其插手中國內政，而在原則問題上堅定地拒絕洋人，又不與洋人發生較為尖銳的沖突。曾國藩一生處理過三件較大的外事問題，天津教案是其中之一，還有借夷助剿和阿思本艦隊事件。曾國藩對后兩者的處理態度則是強硬的。

上述體現了曾國藩的“馭夷”之道。史實表明，曾國藩并非向來曲循求和，甚至妥協軟弱，而置國家、民族的命運于不顧并極力替洋人說話。而是敵強我弱的無情史實迫使曾國藩在緊要關頭必須做出明確的抉擇。所以，無需為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上的行為是否正確、是否賣國而大傷腦筋、非議不斷。在曲意“和戎”方面，曾國藩發揮其高超的“馭夷”手段除了為中國避免戰爭外，更為社會的發展贏得一個至少相對感到安定的環境。

三、結語

第一次的鴉片戰爭已足以讓全國人尤其是統治者振聾發聵的了，14年后西方列強又對中國發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兩輪戰爭帶來的外患，加之列強一系列對中國無理的要求成為統治者必須執行的法令，清政府的“棟梁”們和主人已然深感不安，甚至恐慌。所以就此認為，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憚委曲求全，惟自引咎，為避免可能爆發在即的戰爭而斡旋在其中的深刻涵義。曾國藩的外交觀決不能歸咎于妥協、投降、賣國，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歷史學界及社會應該給予他一個符合歷史實際的客觀的評價。

注釋：

①③④⑤曾國藩全集；奏稿十二[M].長沙：岳麓書社， 1994： 6967-6998.

②朱東安.再論天津教案的起因與性質——兼評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津門篇[J].近代史研究，1997（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