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年鑒學派對20世紀西方史學的影響

程健美

[摘 要]法國年鑒學派自20世紀初逐步產生、形成和發展起來。此學派一反19世紀的史學傳統，以嶄新的整體史觀和多學科的研究方法，給20世紀的西方史學以新鮮的空氣。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以其新穎的史學理論和不斷變革的研究方法，確立了其在西方史學乃至世界史學的崇高地位。同時，不可否認其自身也有著一定的缺陷。

[關鍵詞]年鑒學派；西方史學；影響

進入20世紀，現實環境和史學家的思想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F代化推動西方社會民主化，普通的群眾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強，政治人物和精英人物淡出人們的視線；世界大戰對歐洲的破壞，導致人們對人生哲學的改變和世界的重新認識，歷史學家們開始對影響和左右政治的更深層次的經濟和心理等諸多社會因素深入探討；伴隨著戰爭動蕩，資本主義工業出現全面經濟危機，社會科學家們開始關注于經濟研究；此外，隨著歐洲自然科學的發展，人文科學中出現唯科學主義和非理性人本主義兩大哲學思潮。處于變革與發展中心的法國，受新潮流沖擊，史學界涌起波瀾，促使歷史學家重審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和認識論。于是，法國年鑒學派應運而生。

1929《經濟社會史年鑒》創立，標志著年鑒派在西方史壇上獨樹一幟的開始，是新史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歷史科學領域乃至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

年鑒學派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1929年-1946年）以費弗爾、布洛克為代表，強調跨學科綜合研究。第二階段（1946年-1969年）以布羅代爾為代表，他的長時段理論，沖擊了傳統史學狹隘的政治史觀，進一步體現了年鑒學派整體的歷史學思想。第三階段（1969年-1985年）以勒高夫為代表，開始全面反思和總結年鑒派以往的歷史觀，對其進行重新審視，學術上更加多元化，組織上也更加松散。1985年進入年鑒派的第四階段，也稱作社會文化史階段，年鑒學派走向分化與多元化。

年鑒學派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成為西方史壇的主流學派之一，對20世紀的西方史學產生深遠影響，“比任何的史學流派都更勝一籌，成為今天全世界歷史學家進行科學性歷史研究的典范”（1）。下面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對其進行論述。

年鑒學派對20世紀西方史學的積極影響體現在：

首先，反思前人、開創進取的史學認識論擴大了史學的研究范圍。

第一，年鑒派史學家提出“總體史觀”，將研究的目光放于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歷史是“所有人的歷史，結構的歷史，而不僅僅是事件的歷史；是演進的、變革的、運動的歷史，而不是純敘述性的歷史，總之是一種總體史?！保?）打破了傳統上的英雄史觀和政治史，將視野放于經濟、地理、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各個層面，極大地擴寬了史學研究領域。使“一切與人有關的學科，如語言學、經濟學、法理學、藝術和神學等等，都是歷史的學科?！保?）

第二，“法國年鑒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把“地理”與“歷史”結合起來去重新闡釋歷史的方法，擔當了其革命性史學成就的先鋒?！保?）這種方法則是在“地理環境觀”的指導下進行的?！暗乩憝h境觀”克服了傳統史學的桎梏，研究視野擴大到一定地理環境下人類社會的各方面，并跨越民族與國家研究人類的不同文化。這些都擴大了史學的研究范圍。

其次，多種多樣的史學方法論，提高了史學闡釋和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

第一，年鑒學派史學家提倡對歷史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費弗爾與布洛赫曾說“在史學家之間……存在一種不相往來的閉塞狀態，他們都致力于自己的勞動……如果他們能關心一下鄰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啦?！保?）正是在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指導下，史學家將研究視野放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領域，突破了傳統史料的限制。經濟研究中簿記統計資料的運用，心態史研究中墓碑、建筑、服飾等非文字系列資料的運用，人口史研究中教區人口記錄的運用，（6）大大提高了史學研究的可信性和客觀性。

第二，年鑒派史學家廣泛采用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多種方法共助研究成果科學性的提高。第二代尤其是第三代年鑒學派史家們不斷創新的計量分析法，搜集并運用分析性的數據來說明所要研究的歷史現象，使歷史研究逐漸趨于數量化，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精確性。（7）20世紀70年代以來，年鑒學派第三代史學家在進行“心態史”的研究時開始注重圖像材料在研究中的運用。（8）正如英國史學家彼得·伯克所說：“圖像提供的證詞對史學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圖像必定會明確地涉及文本比較容易避開的問題?！保?）圖像開始在一些材料不足的領域內充當重要的旁證資料。多種資料形式的共同運用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學性。

雖然年鑒學派在20世紀西方史壇有著不可忽視的崇高地位，但在其理論體系中仍有著不足之處：

第一，對古代和現代史的研究涉及的不多。由于從1950年前后至1970年甚至更遲，計量史學興起。（10）年鑒派歷史學家開始運用計量方法研究歷史，而古代和中世紀早期的歷史資料遺留較少，計量法可運用的數據也相對很少，所以無法對古代和中世紀早期的歷史進行更多的研究。又由于當代的資料很龐雜難于篩選，且歷史學家容易受政治觀點的影響，所以年鑒學派史學家也會避開對現代史的研究。

第二，使用大量的分析性語言破壞了史學作品的可讀性。也是由于年鑒學派大量使用定量分析，使得史學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數據及分析性語言，進而使史學研究作品過于專業化和枯燥難讀。這樣的研究成果是不被廣大的普通群眾所讀懂的，因而無法吸引公眾。不過有關這點問題，年鑒學派中的許多人已經意識到過分使用計量手段的缺陷，從而主張讓計量方法為史學家的研究目標服務，減少為了計量而計量的成分。

不論年鑒學派有著怎樣的不足，經過年鑒學派歷代史學家的不懈努力，法國的歷史學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世界史學的發展。在史學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注釋：

（1）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趙世玲、趙世瑜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頁

（2）雅克·勒高夫：《新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

（3）伊格爾斯：《歷史研究國際手冊》，華夏出版社，1989年。

（4）丁啟清：《淺論法國年鑒學派的地理環境觀》，《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24卷，第1期。

（5）井上幸治：《年鑒派成立的基礎》，《國外社會科學》，1980年，第6期。

（6）何兆武、陳啟能：《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504頁。

（7）王宇博、唐炎寶：《法國年鑒學派評述》，《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

（8）李源：《圖像·證據·歷史——年鑒學派運用視覺材料考察》，《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4期。

（9）彼得·伯克：《圖像證史》，楊豫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2頁。

（10）[英]彼得·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劉永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