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末廣東商人政治活動的嘗試

[摘 要]20世紀初，廣東商人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他們通過成立廣州總商會、粵商自治會等實現了組織型態上的重要轉變，希冀振興和保護商業。但商業的順暢與否，常與政治的發展密切相關。因而，廣東商人發動了許多保護國內產業的政治活動，比如抵制外貨運動、參與一些國內政治事務等等，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政治參與意識的成長。

[關鍵詞]廣東商人；保護商業；政治活動；參與意識

回顧歷史，中國商人的地位往往因政府“重農抑商”的政策而淪為“四民之末”，與政治的聯系漸行漸遠。然而到20世紀初，商人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具體到廣東，廣東商人在對外貿易經驗和雄厚的外僑資本等有利條件下，憑藉著商人組織的轉型，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商人勢力。但是，面對清末以來混亂的政局，廣東商人能否依靠商會在社會發聲？能否通過參與政治活動發揮其影響力，從而有利于商業的發展？這即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抵制外貨運動

《奏定商會簡明章程二十六條》中第七條有言：“商會總理、協理，有保商、振商之責”。[1]清末廣州總商會成立后，大抵也按這兩個原則來發揮職責。商會保商的功能，首先表現在對外貨的抵制運動上。

1.抵制美貨運動

1904年，中美所簽訂的《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期滿，美國不但對中國人民要求廢約的呼聲置之不理，反而強迫清政府簽訂更為苛刻的新約。以上海商務總會為首的商人于1905年5月10日發起了抵制美貨運動。由于廣東是旅美華僑的故鄉，民族意識強烈，自然響應這一運動，認為美國排華“就全局言之，則損害國家之尊榮，玷辱國民之人格”；“就我粵言之，則妨礙旅人之生計，侵害商民之利權”[2]。不過，由于廣州總商會此時尚未正式成立，早期的抵制美貨運動則由七十二行、八善堂共同發起，議定“八善堂公舉辦事人二員，七十二行每行公舉調查美貨二員，惟各行恐未及周知，故隨議公啟一通，遍送各行”[3]。廣州總商會成立之后，隨即也加入這場運動當中。

為抵制美貨，廣東商人屢次舉辦會議，決定抵制與美簽約，甚至組織“拒約會”，一再提倡禁用美貨，并設立機關報《拒約報》，“報中言論多取切實而可資于外交學者”，且“于政界有絕大之關系”[4]。雖然此一運動在清政府的鎮壓下逐漸平息，但廣東商人在這場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體現的政治參與意識，頗值得重視。

2.抵制日貨運動

抵制美貨運動平息后沒多久，便發生了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1908年2月5日，日本輪船“二辰丸”私運軍火，在廣州九州洋面被廣東炮艦截獲，并將日本國旗卸下。2月14日，日方向外務部“抗議”，外務部答應釋放被扣輪船，但仍要扣存軍械，至于卸下日旗一事則表示道歉。對此答復，日方表示拒絕接受并于3月13日提出五項要求，包括道歉、賠款、懲官、釋船以及收買被扣軍火。15日，外務部在壓力之下接受日方要求。不久，旅滬粵人集會，提倡抵制日貨。3月19日，廣東各地群起響應，粵商自治會集眾數萬人，定是日為國恥紀念日，調查進口日貨，斷絕對日貿易，之后上海、廣西、香港等地相繼發生抵制日貨運動。[5]這次抵制日貨運動，雖然經日方多次抗議與清政府方面的干預，但仍歷時甚久，直到隔年才漸漸平息。

上述兩次抵制外貨運動，頗能代表清末以來廣東商人對政治事件的態度與行動。當然，除了對外抵制貨物，對于國內的一些政治事務，廣東商人也是躍躍欲試的。

二、粵商自治會的政治活動

粵商自治會成立于1907年，是廣東地區較具代表性的立憲組織。該會是辛亥革命爆發前廣東資本家的一個政治性組織，積極參與了清末立憲運動，其中一些骨干人物也在辛亥廣東獨立時發揮了作用。[6]粵商自治會在清末所涉及的幾項政治事務，大致可以分為中外交涉和振興商業兩個方面。

1.中外交涉方面

粵商自治會的成立肇因于兩廣人民反對英國干涉西江捕權一事，由當時銀號商人陳惠普等人發起，要求兩廣總督與外務部拒絕英國的要求，建議“即日成立自治會，冠以粵商名號”。而且，粵商自治會的成員大多為廣東有名的商人?？梢哉f，它是早期廣東商人參與政治的主要組織。

所謂西江捕權的爭議問題，乃因西江為廣東省境內重要的一條商運河流，不但有中國商人往來運貨，外國商人也不少。但西江上盜賊頗多，外人借口保護商業起見，要求清政府把西江緝捕權交由英方節制。為此，商人通過粵商自治會表示意見，認為此舉有礙國權，要求清政府“據理力爭，照會洋使，促洋兵撤退，以全邦交”[7]。此舉可視為該會參與中外事務的先聲。另外，1908年，英國太古洋行佛山輪船的葡籍仆役將中國乘客踢斃，但葡領事袒護該仆役，并大言恫嚇。此事造成國內輿論與國外僑界的關心，要求洋行方面賠償，粵商自治會亦參與其中。次年，中國與澳門當局對于邊界問題有所爭議，粵商自治會便舉行大會，商議澳門勘界事務，對于清政府退讓的表現，表示不滿與抗議。[8]

2.保護商業方面

粵商自治會也不忘保護商業、維護商人利益的職責。1909年7月，沙基第八營巡防義勇隊攔截商船、毆打船員，沙基商人投書至粵商自治會請求協助。該會召開大會，決定詳查案情、呈請政府查辦。另外，當身兼賭商與咨議局議員身份的蔡念謨欲利用職務之便承包鹽稅時，廣東都督與粵商自治會面對輿論指責時從中維護。輿論因此指稱該會目睹官商勾結而不據理力爭，是劣紳豪商的代言人。[8]即便如此，仍可以看出該會對于商業（或者說特定商人）的保護與包庇。

另外，商會的保商行為還表現在對清政府的抗爭上，最為明顯的就是清末保路運動。清政府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后，準許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鐵路，設立鐵路公司。由于鐵路公司由商會會員組成，鐵路興建的資金也由商會籌募。因此，廣州總商會號召商人踴躍認股，成立了商辦的“廣東粵漢鐵路有限總公司”。但是，清廷不久又與列強簽訂出賣路權的借款合同，引起川、粵、鄂、湘四省人民的反抗，以四川為主的保路運動遂起。廣東商民也起而響應，“廣東保路會”即于香港成立，粵商自治會的陳惠普為其骨干，發表了許多激烈的言論抨擊清廷，清政府為此下令設法密拿陳氏。[6]1911年6月15日，粵商開始拒用官發紙幣，紛紛持紙幣兌換現銀，造成通貨膨脹，迫使廣州當局不得不向外國銀行訂借現款，周轉市面。[5]不過，當政府開始向粵商自治會施壓，要求維持紙幣時，各商人團體又開始宣稱不再拒用紙幣。從這里也可看出，粵商自治會的立場并非十分堅定。雖然保路運動最后因政府鎮壓而止息，但廣東商民參與的保路運動，卻間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

綜上所述，廣東商人在自身組織程度上大為增強，成立了商會這樣具有明顯近代特征的新式社會團體，而且萌發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進而要求在政治上有所作為。1908年，廣州商人關百康就在《粵商自治會函件初編》序言中說：“迨文明進步，出產豐富，器用繁多，萬國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浸浸乎握一國之財政權，而農工之有大銷場，政界之有大舉動，遂悉惟商人是賴。此時雖欲不尊重之也，不可得矣。是以觀其國商人地位之尊卑，既可以知其國文野之程度，其有中外之異，今昔之殊哉！”[9]故而，憑藉著商會和地方自治社團的力量，廣東商人不僅在清末以來的許多抵制外貨運動上，而且對于立憲運動、保路運動等國內的政治事務上，都“顯示了新興的工商資產者在近世舞臺上躍躍欲試的姿態”[10]。

參考文獻：

[1]奏定商會簡明章程二十六條[C]//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973.

[2]敬告會議對付美約之諸君[C]//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610.

[3]粵省籌拒美禁華工新約續志[N].申報，1905-6-8.

[4]黎民鐸.拒約報出世感言[C]//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694.

[5]廣州市文史研究館.廣州百年大事記（上）（內部發行）[M].1984：116-117，128.

[6]邱捷.辛亥革命時期的粵商自治會[J].近代史研究，1982（3）：183，196.

[7]李默.1907年兩廣人民反對英帝國主義攫奪西江緝捕權的斗爭[C].廣東歷史資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59（2）：34.

[8]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M].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376-377.

[9]關百康.粵商自治會函件初編·序，廣州中山圖書館藏，1908.

[10]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50.

作者簡介：王磊（1983-），男（漢），河南安陽人，歷史學碩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