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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漢簡所見邊塞防御組織中“部”的研究現狀及分析

2014-11-24 18:29齊銀生賈富強
黑龍江史志 2014年13期
關鍵詞:漢簡簡牘

齊銀生+賈富強

關于漢代邊塞防御組織的研究,隨著簡牘出土,一直在不斷推進。而邊塞中候部的研究,雖然有大量文章直接或間接的涉及,大體歸納,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部的考證

在部的考證上已經有許多成果出現,王國維與羅振玉的《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中主要論述小學術數方技書、屯戍叢殘、簡牘遺文。在《屯戍叢殘考釋?烽燧類》中作者對敦煌郡所轄都尉的各部進行了考證,但是作者只進行了梳理,我們只能看到輪廓。勞干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4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印本)里面對居延邊塞上烽燧的設置做了詳細的考證,但在運作和管理上卻論述不足。陳夢家在《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御組織》(《考古學報》1964年01期)中主要側重居延邊塞的設置情況和與其相對應的防御組織。在本文中,作者對部和部中的職官做了詳細的梳理,但沒有展開論述。陳直的《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對邊塞的各種制度都進行了探討,但在烽燧的具體設置上卻沒有明顯的考證。劉光華的《西漢西北邊塞》(載于《簡牘學研究》第四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重點論述了西北漢塞的修筑、組織管理系統以及與其相關的制度。在組織管理系統中作者介紹了都尉府、候官、部和燧的設置情況,但未系統的展開論述。宋會群、李振宏的《漢代居延甲渠候官部燧考》(《史學月刊》1993年第3期,)是在陳夢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證甲渠候官的候部和烽燧設置情況。作者認為陳先生在甲渠候官某些部燧地點、名稱以及變遷的考證上不準確,所以對陳先生的考證做了修補和更正。初仕賓在《甲渠塞部燧建置考略(提要)》(載于1991年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中主要討論了甲渠候官所轄部燧的范圍。作者認為甲渠候官所轄伊肯河河北、河南二塞,并且每一候長的治所在所轄烽燧的最南一燧,而且候史也有其特定的治所。但在如何管理上卻沒有交代。吳礽驤的《河西漢塞》(《文物》1990年第2期)主要討論了河西漢塞的設置和構成。其中簡單的論述了候部的設置。特日格樂的《漢簡所見之居延候望系統》(內蒙古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重點論述了居延候望布局和運作方式。但是部是如何運作的并沒有交代清楚。永田英正的《居延漢簡烽燧考——特以甲渠候官為中心》(《東方學報》(京都)1964年第36冊)、《試論居延所見的候官——以破城子出土的“詣官”簿為中心》(《史林》1973年第56卷第15號)和《從簡牘看漢代邊軍的統治制度》(載于《講座·敦煌》第3期,大東出版社,1980年)都對部進行了敘述。第一篇主要論述了甲渠候官烽燧的設置情況和分布。在文中作者整理了甲渠候官的簡牘材料,把烽燧分為“實名”和“番號”兩個,其中作者指出“番號”燧集中在甲渠候官轄區內,與屯田和兵站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具體到部上,并沒有說明其具體作用。第二篇作者重點論述了候官與都尉府和候部、烽燧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候官基本上是介于都尉府和前線部、燧之間承上啟下的機構。但是候官如何對部進行管理卻沒有說明。第三篇作者重點從地灣出土的8枚簡牘考證了漢朝對邊郡的統治及統治結構。其中提到部為邊塞郵書傳遞中的一個中間機構,但未展開論述。米田賢次郎(余太山譯)的《秦漢帝國的軍事組織》(載于《簡牘研究譯叢》第二輯,1993年)全面地窺探了秦漢軍事組織的實態。其中講到部作為邊塞的基層機構起防御作用。市川任三的《漢代居延甲渠戰線的開展》(載于《高田真治博士古稀紀念文集》,1963年)主要討論甲渠候官下部、燧的統屬和配置關系。作者認為在甲渠部、燧的二重戰線上,番號燧包含著直接戰斗的意義,而且顯然是有關候望、巡視和武器的。實名燧絕大多數是番號燧中沒有的文書送達記錄,但是部的具體管理以及運行上,作者并未論述。吉村昌之(楊振紅譯)的《居延甲渠塞的部燧設置》(載于《簡帛研究2001》,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重點考查了甲渠塞各部燧的設置及位置。作者認為甲渠塞東西共計十部,西部以厚望為主要職責,東部以郵書傳遞為主要職責,除此之外各部還設有倉和驛。但是在具體的管理上卻沒有說明。

以上諸篇雖然在部的研究上具有很大的推動,對部的具體位置和名稱以及隸屬于那個候官和都尉府都做了交代,但在具體的管理、運行上都未展開論述,或者只有零星的說明。

二、候部的管理與職官研究

在部的管理上,有以下文章。永田英正的《“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考》(載于《簡帛研究》第一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主要考證了“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的性質,并討論了候史的職責。作者認為候史不單單是部的書記,同時也擔負著輔佐候長的任務,但對部的官吏的管理沒有展開說明。李振宏的《從居延漢簡看漢代的戍卒管理制度》(《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重點論述戍卒的管理。其中作者重點突出了候官在戍卒管理中的作用,但對部和燧的作用卻未深入。劉軍的《漢簡人事管理研究之一——行塞舉與離署申報》(載于《簡牘學研究》第一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主要討論了行塞舉和離署申報兩方面的戍卒行政情況。其中作者提到候長、候史得行塞在基層最多,但論述太單一。朱慈恩的《漢代邊防職官循行之制考論》(《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7年第5期)主要討論了邊塞循行的具體官吏和循行官吏的具體任務,其中探討了部內官吏的循行情況,但討論太寬,不夠詳細。余從榮的《秦漢邊防兵的兵員構成和領導體制》主要討論了邊軍構成種類和相關的領導情況。其中在烽燧系統中,作者只對從太守、都尉到候長、燧長的領導機制做了簡略的說明,但未具體討論。

在部的職官研究上,于振波的《居延漢簡中的燧長和候長》(《史學集刊》2000年第2期)主要論論述了居延漢簡中燧長和候長的設置、來源以及經濟情況。作者認為燧長和候長在爵位上都屬于民爵,年齡在三十至五十歲之間。居延都尉府的人員多來自居延、間田等張掖北部諸縣;肩水都尉府的多來自觻得、昭武、屋蘭、氐池等張掖南部諸縣。候長的收入要高于燧長,并且候長的權力比燧長的要大。但候長在具體對部的管理上并未展開論述。在其《簡牘與秦漢社會》(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一書中作者主要討論了燧長和候長的構成、經濟狀況和地位,但在候長在部中的管理地位沒有說明。高榮、張榮芳的《漢簡所見的“候史”》(《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重點討論了候史的設置、隸屬以及職能。作者認為候史與候長不是一般的主官與屬吏關系,候史可以作為候長的副貳來處理候部的事情。候史并不一定與候長一處,但候長總覽候部,候史責主理一燧到數燧的事務,當候長空缺或者休假時,候史可以代理候長處理候部的事務。但是在具體分工后,候史如何管理部以及候史的其他方面卻未明確指出和提及。劉軍的《甲渠塞臨木部候長考——兼論候長的職責》(載于《簡帛研究》第一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主要考查了臨木部候長的更迭以及候長相關的職責。作者認為候長必須每月上報該部日跡,而且候長不但要有指揮作戰的能力,還要對相關的郵書傳遞負責。但是候長的其他職責卻未提及。徐元邦、曹延尊的《居延出土的“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檄》主要討論了改檄文的內容以及廣德的隸屬情況,但沒有突出候史的職能。孟志成的《漢簡所見候長和燧長的待遇》(《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02年第1期)重點從候長和燧長的身份和收支兩個方面討論了他們的生活狀況。作者認為候長和燧長都未超出民爵的范圍,并且俸祿很低,與內郡小吏的生活情況形成強烈的反差。但候長和燧長的其他方面作者卻未涉及。孟志成的《候長、燧長的人用和獎懲》(載于《簡牘學研究》第三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重點論述了候長、燧長的選拔和獎懲情況。作者認為候長、燧長的選拔與傳世文獻中官吏的選拔要寬泛,但在具體的執行上并未提及。

總體而言,在部的管理和職能上大家都沒有準確和完整的研究,有的太過零碎,有的涉及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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