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關前倉儲制度探析

賀飛

[摘 要]中國古代歷朝統治者都很重視本國的倉儲建設，而糧食儲備又是倉儲建設中最為重要的內容。本文僅就清入關前糧食的貯存方式、統治者對倉儲建設的管理以及倉儲對于備荒、救荒的作用做以探析，以求更加明晰地了解倉儲制度在清入關前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作用。

[關鍵詞]努爾哈赤；皇太極；倉儲制度

清入關前的倉儲制度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單一到完善的過程。明代女真人在建立自己的國家政權之前，沒有建立“糧庫之制”，女真人多在自家掘地窖、建糧倉貯藏糧食[1]。努爾哈赤建立女真族政權——后金以后，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并開始設倉積谷，使得后金糧食的貯存方式也由地下窖藏逐漸發展為以建在地上的糧庫為主?；侍珮O繼位后，后金的倉儲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倉儲的備荒、救荒功能亦得以發揮，形成了清入關前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所獨有的倉儲制度。

一、糧食貯存方式

清入關前糧食的貯存方式分為地下窖藏與地上糧庫兩種形式。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朝鮮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所在的佛阿拉城，看到“奴酋等各處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酋長掌治耕獲，因置其部，而臨時取用，不于城中積置云”。[2]這種隨用隨取，不于城中積置糧餉的方式說明建州女真當時在佛阿拉城尚未建立統一的糧庫。申忠一描述當時建州女真貯藏農作物的方式為“秋收后不即輸入，埋置于田頭，至冰凍后，以所乙外輸入?！盵3]這種在田頭埋藏糧食的方式大概就是女真族掘窖藏糧的早期形式。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建立后金政權，女真族的農業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天命四年（1619年），被拘留在赫圖阿拉城的朝鮮人李民寏在其《建州見聞錄》中對后金農業發展情況作以描述：“土地肥饒、禾谷甚茂、旱田諸種無不有之”[4]，對于糧食的貯存方式則記有：“秋后掘窖以藏，漸次出食，故日暖便有腐臭”[5]。雖然遷都到赫圖阿拉城的建州女真的儲糧技術仍然沒有太大進步，但是農業的發展使后金的儲糧漸多，否則也不會積壓到“腐臭”的地步。

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遷都遼陽，命人收割田禾，并且“將糧打凈曬干，乘涼時記明斗斛數目，于夜間窖之”[6]?？梢?，此時的后金政權仍然保持著本民族窖藏糧食的老習慣，不會把秋收后打下來的糧食直接放進倉庫而是乘涼埋藏。[7]至于建州女真為什么一直以來熱衷于以窖藏的方式貯藏糧食，史料中并未有明確記載，但據《滿文老檔》中努爾哈赤“恐有不蓋糧窖口者，務諭眾人，妥為掩蓋”，[8]的記載來看，大概是因為努爾哈赤統治時期連年征戰的女真人怕建在地上的糧庫目標太明顯，容易被敵人摧毀，而把糧食埋藏在地下，這樣便不容易被發現。從窖藏位置上看，大多是在就近田地處掘窖藏糧，從而節省了運糧的成本。

相較于由來已久窖藏糧食的習慣，建州女真人地上糧庫的建設與發展則要相對緩慢得多。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努爾哈赤遷都赫圖阿拉。據史料記載，赫圖阿拉城內“東門外則有倉廒一區，共計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間，乃是貯谷之所?！盵9]然而此時的倉廒區并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糧庫?！稘M文老檔》中關于努爾哈赤修建糧庫的明確記載共有三次，集中在他稱汗的前幾年，第一次是在明萬歷四十一年（1601年），為了免征國人糧賦，努爾哈赤命各牛錄出男丁和耕牛在荒地上耕田，使得“糧儲轉為豐足，于是建造糧庫，此前從無糧庫”，[10]第二次記載是在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諸貝勒、大臣建議努爾哈赤征明，努爾哈赤不允，認為“我等尚無糧庫，……宜先收我國人，固我疆土，整修邊關，墾種農田，建倉庫以積糧?！盵11]《滿文老檔》的此處記載值得商榷，既然在明萬歷四十一年努爾哈赤已經提到開始建造糧庫，為什么兩年之后努爾哈赤仍稱：“我等尚無糧庫呢”？而《清實錄》中關于同時期的記載則是：“我國儲積未充……重農積谷，為先務耳?！盵12]因此，可能是因為建州女真的農業發展較為緩慢，并未出現大量的余量可供存儲，使得建州女真糧庫的建設進度較為緩慢。第三次記載仍是在明萬歷四十三年，努爾哈赤命牛錄出丁牛充公役，墾荒屯田，“自是，糧谷豐登，修建糧庫?！盵13]至此，努爾哈赤直到自己稱汗的前一年，建州女真總算有了自己真正意義上的糧庫。

因為戰爭的需要，努爾哈赤在從天命四年（1619年）至天命七年（1622年），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先后遷都到界藩山城、薩爾滸、遼陽。連年的災荒造成了遷都遼陽之后的后金社會動蕩、糧食匱乏、人民居無定所的困難局面[14]，使得努爾哈赤根本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在每個都城都建立起完善的倉儲制度。直至天命十年（1625年），面對內憂外患的努爾哈赤再次力排眾議，遷都沈陽。自此，清入關前的都城才算固定下來?？上У氖桥瑺柟噙w都沈陽不久便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去世，留下剛剛開始修建的都城?；侍珮O繼位后，一面繼續與明戰爭，一面著手對盛京城進行修繕。至崇德二年（1637年）盛京城修繕竣工時，“堆子房、檔房、肉樓、熬蜜房、倉廒、粉子房等先后同期告竣?！盵15]從中可以看出皇太極時期盛京城內的倉儲建設已經以地上為主，且形成了以糧倉為主，肉樓、熬蜜房等副食品存儲并存的倉儲體系。

二、倉儲管理

關于清入關前倉儲的管理可以分為對倉糧的管理和對倉官的管理。后金遷都遼陽之后，與明朝復雜的戰爭形勢使得努爾哈赤格外重視對倉糧的保管。天命七年（1622年），努爾哈赤告誡棟鄂額駙：“當妥為晾曬右屯衛之糧谷，倉頂用席遮蓋，檐際留有縫隙，以使糧谷通風，不得靡費糧谷，務盡心妥善管理之?！盵16]天命八年（1623年），努爾哈赤為防止春天糧食腐爛，努爾哈赤命人前往廣寧，令其“將倉糧搬入為筑城而丈量之城內房屋。限正月內從速搬運完畢，過正月即逢天熱，糧若受損，則罪其所往之大臣?！盵17]

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后金修建糧庫之時努爾哈赤曾“復設官十六員、筆帖式八員，會計出入”[18]，可見后金的倉官是伴隨著糧庫的修建而產生的。天命七年（1622年），努爾哈赤遷都遼陽新城（東京），促使后金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與此同時努爾哈赤也將視線更多地放在了后金的經濟建設上，對于倉儲的日常管理十分重視。平日里除了設立專人看管倉庫，叮囑對倉庫要“妥加看守”外，對于看管倉糧工作不力的倉官，努爾哈赤亦給予嚴懲。天命八年（1623年），掌管海州糧倉的西賴巴克什將倉鑰匙放在家里，被家奴竊得鑰匙既而盜去倉糧，為了對其他倉官以示警戒，努爾哈赤下令：“將該奴仆鞭七十三，刺耳鼻。其主子鞭七十三，罰銀九兩，以贖刺耳鼻之刑”[19]。

皇太極繼位之初，后金汗國已經頗具規模。在后金的內政建設中，除了吸收、仿行明王朝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外，被皇太極爭取過來的漢官獻計獻策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其中較具代表的，就是聽從漢官寧完我的建議，仿效明朝建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于天聰六年設立的戶部為后金倉儲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制度上的前提。崇德元年（1636年），隨著倉儲庫存物品的日益多樣化，皇太極下令：“將各庫分稱‘銀庫、財庫、糧庫”[20]，并且將“管糧庫生員分為四等”[21]，使得倉庫管理內容的種類與劃分進一步完善。

崇德三年（1638年），因戶部承政韓大勛侵盜倉庫財物，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張存仁上奏：“戶部掌司錢谷、職任匪輕，今見戶部無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之數，則收放多未詳明，又無年終考核之例、則侵冒難以清理。因而奸人起盜竊之心，同官無稽察之責……伏乞皇上嚴敕戶部，速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文簿，年終再令公明官員稽察，庶倉庫無侵克之弊矣?！盵22]新制度的制定，可以有效地監督倉庫管理人員的工作，防止其侵盜倉庫財務，完善了倉庫管理與運行的各項制度。

三、倉儲與備荒、救荒

倉儲制度被認為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備荒措施。[23]鄧云特的《中國救荒史》一書中關于備荒的“積極之預防論”一章中也把倉儲列為重要的一項[24]。雖然“學者們大都認為清代集我國古代荒政之大成，并將其發展到較高的水準上”。[25]即便如此，此時尚不能將清入關前的倉儲賑濟制度與入關后所達到的水平相提并論。清入關前的倉儲賑濟可以說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父子在與天災及明朝戰爭的夾縫中不斷摸索、不斷完善的一種嘗試，尚未形成像入關后那樣完善的倉儲備荒、賑濟制度體系。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忽視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為倉儲賑濟制度所做出的嘗試與努力。

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努爾哈赤“委大臣十六名、巴克什八人，以掌記錄庫糧，收發賑濟事宜”。[26]可見，后金的倉儲自建成起就被賦予了儲糧備荒的功能。自明朝始設的預備倉也是倉儲備荒中較為重要的一種。天聰六年（1632年），書房秀才楊方興曾提議在八固山公立一預備倉，并用“納糧贖罪”的方式籌集糧食，“留貯倉中，以防水旱”。[27]天聰七年（1633年），戶部官員扈應元再次上奏，請求皇太極允許有能力的人家墾荒耕種，后金國可以照地納稅，“不幾年，就積萬余糧矣。憑其來人支用，軍需支用，以備荒年支用?！盵28]連續兩年出現關于預備倉糧的上疏，說明戶部成立后的兩年間后金的預備倉制度并未建立完善，糧儲不足仍然是困擾后金的大問題。即便如此，災荒發生時，用僅有的庫存賑濟災民也是最為直接有效的方式，清入關前的倉儲救荒有以下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直接開倉散賑，分為賑發糧食與散銀兩種形式。天聰元年（1627年），后金遭遇災荒，“時國中大饑，其一金斗糧價銀八兩，民中有食人肉者”，皇太極下令“動用庫銀，散帳饑民”[29]。倉儲賑濟不僅有助于幫助后金渡過災荒的威脅，還有助于后金汗國的壯大。清入關前，蒙古地區饑荒也很嚴重，許多蒙古部族紛紛來投奔后金，努爾哈赤為推行聯蒙政策，對來投者實行“恩養”政策。[30]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特命沈陽游擊劉有寬“取沈陽倉老米，發給投來之蒙古人，每口月給兩斗?！盵31]皇太極繼續推行了努爾哈赤拉攏蒙古貴族的政策，于天聰八年（1634年）“遣戶部承政英俄爾岱、啟心郎布丹、吏部啟心郎索尼，率每旗三人，赍冊報于留守貝勒，令預備糧儲以待?！盵32]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收編、記錄來投人口已經成為戶部的日常工作之一。此外，饑荒發生時，“糧儲招降”也成為皇太極外交策略之一，在與明的戰爭中，將多數蒙古部落化為羽翼，亦可以充實后金的武裝力量。

第二種是有償借貸。天聰六年（1632年），面對后金“待哺者甚多，司農稱匱，倉無積粟”的窘境，總兵佟養性上奏，建議皇太極讓有能力的平民廣為開墾農田，“無力者，牛具、粟種、官為之貸，歲田所入，什一取償。將見一年耕，有三年之積，三年耕，有九年之蓄?！盵33]

災荒發生時，倉儲糧食還有一個重要作用，那就是通過糴糶的方式來抑制因饑荒上漲的糧價。然而對于當時后金倉廩不足的情況下，單靠官倉投放市場的糧食是難以平抑日漸上漲的糧價的。因此，皇太極將目光放在了皇親貴族、富家大戶囤積的糧食上。崇德元年（1636年），為了應對水旱災害之后上漲的糧食價格，皇太極命戶部傳諭：“米谷所以備食，市糶所以流通，有糧之家，輒自收藏，必待市價騰貴，方肯出糶，此何意耶？今當各計爾等家口足用外，有余者即往市糶賣，勿得仍前壅積，致有谷貴之虞，先令八家各出糧一百石，詣市發賣，以充民食?！盵34]諭旨中的“八家”是指后金的八大旗主貴族，通過強制手段讓他們交出屯糧糶賣，既能解決糧荒導致的糧價上漲的窘境，又能趁機削弱八旗旗主貴族的勢力，對于皇太極來說是一舉兩得的智舉。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極再次拿八家出糧糶賣的例子斥責皇親國戚以及富戶囤居積奇，命戶部傳諭：“今后固倫公主、和碩公主和碩格格及官民富饒者，凡有藏谷俱著發賣?！盵35]至此，存糧之貴族遇兇荒之時或散賑或糶賣成為慣例。

經過皇太極苦心經略，滿清的經濟實力日益增強，對抗災荒的能力亦有所提高。崇德六年（1641年），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理事官馬國柱、雷興等條奏：“今歲禾谷未收，秋霜早隕，……恐米糧未能豐足，價值日漸騰貴，市糶日漸稀少，伏乞皇上預為籌畫，或借資外藩、或節省犒賚、或賑發倉廩、或減價平糶、或暫緩工程?！盵36]這份上疏全面地概括了清入關前備荒、救荒政策的大體內容。值得注意的是，上疏中提到的是“賑發倉廩”，而不是像之前那樣靠強制皇親貴族糶賣糧食來平抑糧價，看來此時清的糧食儲存較之前要為充足，倉儲救荒正式成為制度。至此，清入關前的倉儲制度從無到有，從單一到全面完善，也可以看出建州女真向封建化又邁進了一步。

四、小結

清入關前的倉儲制度較明朝以及入關后的清朝來說，是粗糙的，甚至是簡陋的。但是從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十三副遺甲起兵”到1644年清兵入關，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父子能在這短短的六十一年的時間里帶領原本處在原始社會后期的女真人迅速發展起來，除了八旗兵將驍勇善戰、所向披靡之外，清入關前的兩位統治者對于農業與倉儲的重視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面對頻繁的天災威脅及連年的戰亂，建州女真平時建倉積糧，災時賑發倉廩、收編蒙古災民，步步為營，最終得以在災荒中崛起并發展壯大，最終從偏安東北一隅到最后揮師入關，并建立了統治中國二百多年的滿清政權。

注釋：

[1]鮑明.《滿族文化模式：滿族社會組織和觀念體系研究》[M].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頁。

[2]（朝鮮）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M].《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43頁。

[3]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第443頁。

[4]《建州聞見錄校釋》[M].（清初史料叢刊第八、九種），遼寧大學歷史系，1978年版，第43頁。

[5]《建州聞見錄校釋》，第43頁。

[6]《滿文老檔》[G].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18頁。

[7]袁閭.《清代前史·上卷》[M].沈陽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頁。

[8]《滿文老檔》，第280頁。

[9]（明）程開佑.《籌遼碩畫》[G].卷首《東夷努爾哈赤考》。

[10]《滿文老檔》，第19頁。

[11]《滿文老檔》，第32頁。

[12]《清太祖實錄》卷4，乙卯年六月丙子。

[13]《滿文老檔》，第37頁。

[14]梁彥彬、白洪希.《努爾哈赤遷都沈陽新探》[J].《滿族研究》，2000年第4期。

[15]鐵玉飲、王佩環.《關于沈陽故宮早期建筑的考察》[C].《沈陽故宮博物院論文集》，沈陽故宮博物院編，1984年版，第5頁。

[16]《滿文老檔》，第319頁。

[17]《滿文老檔》，第398頁。

[18]《清太祖實錄》卷4，乙卯年六月丙子。

[19]《滿文老檔》，第467頁。

[20]《滿文老檔》，第1496頁。

[21]《滿文老檔》，第1520頁。

[22]《清太宗實錄》，卷41，崇德三年四月丁未。

[23]崔赟.《明代的備荒倉儲》[J].《北方論叢》，2004年第5期。

[24]鄧云特.《中國救荒史》[M].上海書店出版，1984年版。

[25]邵永忠.《二十世紀以來荒政史研究綜述》[J].《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3期。

[26]《滿文老檔》，第37頁。

[27]《天聰朝臣工奏議》[G].清初史料叢刊第四種，遼寧大學歷史系，1980年版，第38頁。

[28]《天聰朝臣工奏議》，第76頁。

[29]《滿文老檔》，第858頁。

[30]王景澤.《明末東北自然災害與女真族的崛起》[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31]《滿文老檔》，第282頁。

[32]《清太宗實錄》，卷20，天聰八年八月乙巳。

[33]《天聰朝臣工奏議》，第8頁。

[34]《清太宗實錄》，卷31，崇德元年十月庚子。

[35]《清太宗實錄》，卷34，崇德二年二月癸巳。

[36]《清太宗實錄》，卷58，崇德六年十一月戊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