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信與廣東民軍

[摘 要]武昌起義后，朱執信領導的廣東民軍在廣東光復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民軍進入廣州城后的安置工作也是在朱執信的領導下進行的，在這一特殊時期，朱執信也與廣東的民軍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朱執信又面臨解散民軍的艱難抉擇。民軍的大部分裁撤，在穩定政局方面有一定作用，但也給此后的時局帶來了負面影響。

[關鍵詞]朱執信； 辛亥革命； 廣東民軍

朱執信（1885—1920），中國資產階級早期著名的理論家和活動家。在辛亥革命前后，朱執信作為革命派的重要代表成員，積極活動于廣東省內各個重點縣市，發動并改造由會黨、綠林為主要成員組成的民軍，使其在辛亥年廣東省的和平獨立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發動民軍光復廣東

民軍，是有清以來中國社會特有的一種民間秘密組織力量，李朗如、陸滿在《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民軍》（原稿）一文中的第一節記述了民軍的成分：“絕大多數是農民，尤其是以被地主壓迫、被剝奪了土地的貧雇農占多數。也有部分小手工業工人，或一些從海外回來的工人?！送?，還有一些是從清軍中起義轉變過來的?！保?）民國元老胡漢民這樣說過：“民軍分子，以赤貧農民與其失業流為土匪為基本隊，更裹挾鄉團及防營之遣散者以成其眾?！保?）趙立人、周興樑等學者經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流氓無產者、土匪是民軍的主干，而民軍首領多為綠林好漢。（3）據此初步推斷，民軍主要是由會黨綠林首領牽頭、由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組成的民間秘密組織。

清朝末年，這些民間組織的反清力量遍布全國，嚴重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秩序，尤其以廣東地區為最。兩廣總督岑春煊曾上折稱“廣東之盜，散則為小匪，聚者為大股，一星之火，倏可燎原，各屬不必皆有肇亂之事，而隨在皆有可以肇亂之人……以言粵營牟勇之難且苦，炯非他省防營所可同日而語?！保?）

這些散布在民間的所謂“廣東之盜”，正是辛亥年間民軍的主要成員。對于革命依靠的力量，朱執信很早就做出了這樣的預言：“今后革命，固不純持會黨，顧其力亦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細民”（5）。朱執信還指出，這些“細民”自清入關以來，許多人都參加了以“反清復明”為目標的會黨，以待時機。朱執信、胡毅生等革命黨人正是看到了這些“細民”的革命熱情，朱執信曾“自刻一圖章，用來作招撫綠林中人和組織民軍的專用暗號”（6）。并對這支民間反清力量進行有組織的宣傳和整頓，隨著組織性和紀律性的加強，民軍的戰斗力逐漸增強，他們先后參加了饒平黃岡、惠州七女湖、防城、欽州馬篤山、鎮南關、云南河口等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都以失敗而告終，但均不同程度地給清王朝以重創。

朱執信積極參與了這些武裝起義的謀劃和組織工作，對此，同仁給以充分的肯定，他們認為，廣東的會黨和民軍，“大半由朱執信、胡毅生約期發動，余者均爭發難”，“至辛亥光復之際，執信聯絡此類之民軍，計在十萬人以上”。（7）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后，全國的革命形勢發生了逆轉，遭受屢次失敗的廣東革命黨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時在香港的朱執信與胡漢民認真分析了廣東的形勢，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抓住時機促成廣東獨立，以聲援武昌起義，擴大革命影響。朱執信的任務是與胡毅生等人潛入廣州附近各地，發動民軍進逼省城，給廣州政權施加軍事壓力。

省城廣州的光復，有力的推動了全省各地民軍的起義和駐軍的反正，加速了各地的光復進程。胡漢民曾給以相當公允的評價：“當時的獨立，全由先生（朱執信）運動駕馭，然后方得成功?！保?）

二、順應形勢整頓民軍

早在獨立前夕，粵督張鳴岐就展開了破壞活動，“時發龍濟光雙倍軍餉”，潛逃時，他又操縱部下將庫存銀兩席卷一空，并留下狠話“革命黨即得廣東，亦不能守三日也”（9）。當時的困難，正如軍政府第一任財政部長李煜堂所憶：“回思反正之初，吏役逃亡，席卷飽矣；管銀虛設，庫空洗矣；……柕柚已空，稅厘無著，加以民軍抵省，累萬盈千，餉需逼迫，急于星火”（10）由此，新成立的軍政府接手的廣州政權是一個“括全城官庫，僅得萬元”（11）的爛攤子。新政府在如此困難的形勢下，還面臨解決軍餉的嚴峻挑戰，據時任廣東省都督的胡漢民稱“新軍及旗營等部，立需餉二十余萬”（12）

另一棘手問題就是大量涌進廣州城的番號繁多的民軍。其中規模較大的有陳炯明所部循軍，約萬余人、王和順所部惠軍，約三千余人、黃明堂所部明字順軍，約兩千余人，其次有陸領所部領字營、李福林所部福字營、陸蘭清所部藍字營、黎炳球所部黎字營、石錦泉所部石字營，等等。約五六十股，共十萬余人（一說十四萬人）（13）。

辛亥革命以來，朱執信對廣東省的這支民間組織的武裝力量—民軍，投入了大量心血，也與多數民軍及其首領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對于有人提出的解散民軍的意見，最初朱執信是持反對態度的。他說“兵是不可廢的”“怕他來從匪中來，去向匪中去”（14）他認為民軍的成員大多數是比較好的，但是民軍“之各自為政，終非善策，乃從劃一整治，統一教育入手，使其由綠營放縱生活，納入嚴肅整齊之中”（15）他認為只要對民軍加強訓練，提高素質，這支部隊是能夠在以后的革命活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的。

為了把民軍培養成正規的革命武裝力量，朱執信把民軍“定編制分為若干個統領部，視人數多寡，每統領部編成三營或四、五營”（16）以期從組織上改造民軍。為了將民軍真正融入革命陣營，朱執信還積極吸收民軍優秀分子加入同盟會，此舉一方面有利于革命陣營內部的團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把他們置于革命政黨的領導之下。

為提高軍隊素質，朱執信還派出許多受過軍事教育的革命黨人到民軍中任教員。當時跟隨朱執信從事民軍工作的李章達回憶說“他根本不相信當時由巡防營、陸軍等轉變過來的那些隊伍，他為著要把起自民間的民軍健全起來，于是派出了若干有革命思想的陸軍學生到各民軍中擔任教練員，我就是其中之一?！保?7）在出師北伐的問題上，朱執信提出了組織以民軍為基礎的北伐軍的建議，此舉一方面能起到解決部分民軍問題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對北伐軍隊數量的有力補充，因此得到了胡漢民等人的采納。后來胡漢民說到“其后北伐之成行，以執信之贊助為最多?！保?8）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朱執信還協助胡漢民成立了軍團協會和民團督辦處，以解決民軍各項實際問題，這些機構的設置暫時起到了穩定軍心的作用；為克服民軍惡習，軍政府多次頒布軍令軍紀，對于一些危害社會治安并對軍政府頒布的的律令置若罔聞的民軍給以嚴懲重罰，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使進城初期的民軍基本上處于新生政權的控制之下，據軍政府都督胡漢民稱“余與競存常摒去衛士，徒步而行；執信、毅生等，則始終無衛隨之人。斯時之秩序，篕以革命之空氣為之維持。民軍之至不謹者，亦無公然違令作惡之事……”（19）此語或許過于夸大了當時的社會風氣，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反映經過整頓后的民軍絕大多數在進城初期軍紀還算是差強人意。

三、民軍難治忍痛裁撤

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民軍的大量存在逐漸成為嚴重威脅廣州政權發展的毒瘤。

從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5月31日，以民軍為主的各軍用費占軍政府總開支的45%，為其他軍費總和的約5倍。（20）“民國成立，大局敉平，多留一營之軍，多糜一分之餉……為大局計，自應呈請全營遣散解甲歸農?！保?1）從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考慮，裁減數量龐大的民軍已成當務之急。

此外，前述進城初期的民軍之所以能基本上保持“無公然違令作惡之事”，民軍大多是由失業的流氓無產者在生活無著的情況下被迫起義，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為了解決個人生計而投身革命的，民軍首領起義的目的更是開拓地盤、廣辟財源，極少有人為著“民主共和”的目標參加革命。當新成立的軍政府無法滿足他們“撈一把”的要求時，他們制造聚眾鬧事、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暴力事件就在所難免了。

據《時報》報道，當時廣州城內，“無論何軍，皆可以逮捕國民，借搜查軍火為名，入室搶劫，……千百成群，懷挾槍彈，一言不合，轟聲即起?！保?2）鄒魯也提及反正之初，“民軍擁集，劫掠頻聞”（23）。省城頻繁發生的打砸搶暴力事件，嚴重干擾了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他們開始對時局抱有不滿，九善堂代表市民要求軍政府“妥為安置民軍”（24）對于當時的革命政府來說“省內民軍，能守權限，明大義者雖不乏人，而多半出自綠林，任性肆為，不受節制。激之恐生亂，聽之則病民，遂釀成尾大不掉之險象，此大都督之實權所以不能行使者也。（25）”在這種情況下，裁撤民軍勢在必行。

廣東軍政府對民軍的解散工作是在1912年春陳炯明督粵后真正開始的。經過對時局的認真分析和對民軍現狀的仔細研究，以朱執信為代表的廣東省政府做出了以下決定：對于聽命的有功之臣，予以保留，如李福林所部的六營福字軍（一說該部民軍是在朱執信與陳炯明的多次交涉之下極力保存下來的）（26）；對于自愿引退，解甲歸田的，“發給功牌執照，以酬勞瘁”，如鄭昭杰的昭字軍（27）；對于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給人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的，強制解散，對其首領實行槍決，如石錦泉的石字軍（28）；對于公開與革命政權對抗的，堅決鎮壓，如王和順的惠軍、關仁甫的仁軍、楊萬夫的協字營（29）。

民軍的處理問題異常繁雜，為了做到公平公正，需要付出艱辛的調查取證工作，在朱執信的直接負責下，民軍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妥善解決。半年多時間內，共裁撤民軍9萬多人，至1912年底，僅剩下約4萬人。（30）由于朱執信在民軍問題上處理得當，也贏得了后來同人的好評，胡漢民曾在朱執信殉國紀念周刊上說到“辛亥在廣州時，他所指揮的民軍，有十幾萬之多，后來都由他親自解散了，而十幾萬人中，沒有聽說有怨恨他的。這就不是單靠聰明勇敢所能做到了?！保?1）

當然，由于民軍成分復雜，廣東革命政權在缺乏財政、政治和軍事準備的情況下，不到一年就基本解決了這一棘手問題，因此其產生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民軍的解散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是陳炯明、朱執信，但其下屬的執行者如各級軍政長官及各縣縣長等人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難免會有諸多不當之處，如“1912年3-5月間，警察廳長陳景華槍決了100多人，有的死刑犯只是‘連日開賭‘搶耳環等罪名（32）”。如此草菅人命案件的發生，必然會使民心動搖，從而不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此外，一些民軍回鄉后無業可就，又得不到陳炯明政府的妥善安置，又重新流為土匪，據時人回憶，當時“遍地皆匪，各屬治安都無法維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帶更為猖獗?！保?3）由于年代久遠，此說難免夾雜有當事人的主觀感受，但也從某一方面反映了民軍被解散后的社會現狀。

注釋：

（1）《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省新華書店發行1962年版第169頁

（2）胡漢民自傳[A]，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Z]。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頁

（3）參看上面所示趙立人、周興樑文

（4）《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中華書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455頁

（5）《朱執信集》第64頁

（6）楊文：朱執信先生事跡述遺[A]。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專輯（下冊）[C]。廣東人民出版社1962

（7）張金超、林家有：《文武兼備的革命家—朱執信》，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頁

（8）胡漢民：《朱執信先生的人格與學問》，見《朱執信先生殉國十三周年紀念?？?/p>

（9）《胡漢民自傳》，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第51頁

（10）《廣東財政收支報告總冊》，參引自周聿峨，陳紅民著：《胡漢民評傳》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78頁

（11）《胡漢民自傳》，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第51頁

（12）《胡漢民自傳》，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第51頁

（13）《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省新華書店發行1962年版第173頁

（14）《兵底改造與其心理》，《朱執信集》第835頁

（15）黃夢熊等《朱執信傳略》[A]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C]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188頁

（16）龔志鎏。民軍進入廣州后的沖突[A]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專輯（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版

（17）李章達：《六十自述》，《廣東文史資料》第十輯，廣東人民出版社第2頁

（18）《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三輯第48頁參引自余炎光：《朱執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頁

（19）《胡漢民自傳》，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第57頁

（20）參閱趙立人：《辛亥光復前后的廣東民軍》，《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21）《申報》，1912年6月6日

（22）《時報》，1912年1月5日

（23）廣州《國民日報》，1912年7月18日

（24）《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第257頁

（25）參閱邱捷：《民軍問題與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社會》，《學術研究》2009年第3期

（26）段云章、倪俊明：《陳炯明》，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59頁

（27）《大總統令廣東都督酌給昭字全軍將士功牌執照文》，載《臨時政府公報》第49號，1912年3月27日

（28）段云章、沈曉敏編著：《孫文與陳炯明史事年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85頁

（29）參閱趙立人：《辛亥光復前后的廣東民軍》，《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30）林家有、張金超著：《文武兼備的革命家—朱執信》，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版第70頁.

（31）胡漢民：《朱執信先生的整個人格是怎樣》，《朱執信先生殉國十二周年紀念》

（32）特派委員調查陳警廳濫殺報告書[A]。廣東臨時省會議錄[Z]廣州：清風橋文茂印書局承印，1912

（33）李朗如、陸滿：《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民軍》，《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省新華書店發行1962第164頁

作者簡介：孟蘊單位：廣東培正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