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體制時對農業發展的影響

黃悅翎+丁振強

[摘 要]計劃體制是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一種制度選擇。在缺乏市場調節的情況下，計劃體制必然形成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制度和缺乏自主性的微觀經營機制。計劃體制不僅嚴重壓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阻礙了農業和農村發展，并導致國民經濟結構失衡。在貿易自由化條件下，農業和農村發展必須依靠市場體制的不斷完善，這是一種必然趨勢。

[關鍵詞]市場化機制；集體耕作制；計劃配置機制

一、計劃體制的確立及其特征

（一）計劃體制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后所確立的計劃體制，并非來自于馬克思主義的原始構思，而是中國共產黨人基于國情的一種“獨立自主”的選擇，一方面，它脫胎于1940年后在陜甘寧邊區形成的“延安模式”，這種具有本土特色的資源配置機制有效保障了戰時供給，可謂“居功至偉”；另一方面，建國初期政權未穩，延續這種戰時體制是必要的，從制度實施成本角度看也是最經濟的。因此，計劃體制在中國的確立，有著特殊的政治和社會背景，符合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原理。

（二）計劃體制的功能與特征

為了應對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中國的“封堵策略”以及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獨立自主，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新中國建國伊始就確立了“趕超戰略”。然而，在一個發展水平低、資源和資本極度缺乏的國家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首先意味著要利用一種“非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或行政命令，有效集中資源并向重工業傾斜，這就要壓縮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其次，計劃體制通過“統收統購”等政策機制，人為壓低原材料、能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水平，形成“價格倒掛”；再次，為了實現資源的計劃配置目標，國家成立了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這就必然犧牲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利益。由此，為了貫徹“趕超戰略”，國家確立了由宏觀政策體系、資源配置和微觀經營機制構成的“三位一體”的計劃體制，而這三個子體系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三）計劃體制決定了農業生產資源配置方式

從制度構成要素上看，集體耕作制體現了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特征：產權的多級控制性、產權的不可交易性以及產權支配的內部隨意性。其中，產權的不可交易性對農業生產資源配置的影響最大：首先，人民公社之間不允許土地產權的交易，農地不能在橫向組織間買賣、租賃、贈予，它只能在縱向組織間由行政命令進行調配；其次，勞動的自由流動更為困難。嚴格的城鄉隔離制度（戶籍制度）、用工制度、禁止其他非集體和公有制的經濟組織存在制度阻止了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勞動者本人或者它所屬的經濟組織——人民公社均幾乎沒有勞動的轉讓權和處置權；再次，作為生產必須的生產資料，如種子、化肥、農機具、耕畜、農藥等都屬于國家統購統銷的物資，每年根據種植計劃進行指定采購，幾乎不能流動或者說很難自由買賣。

二、計劃機制的弊端及其對農業發展的影響

考量一個經濟制度的優劣，主要從信息傳遞和處理能力、激勵機制和實施效應三個方面入手。從制度績效看，計劃體制在短期內發揮了其優勢，但其借助于“大一統”的產權安排和政治運動來發展經濟的做法，不但沒有促進農業的迅速發展，也未能減少交易費用，反而在實施過程中增加了制度成本和風險，最終不得不接受盲目急進所醞釀的惡果。

（一）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市場機制通過價格信息來反映供求關系，并通過價格信息來調節生產和流通，從而實現供求之間的基本平衡。在價格機制發揮作用的過程中，除非特殊情況，政府一般無需介入。在計劃體制下，價格機制不再發揮作用，信息的傳遞和處理主要依靠中央機構。當信息流呈幾何級數遞增，最終超出政府信息處理能力的極限后，就必然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場供求難以平衡。因此，在供求信息處理上，計劃體制無疑是一種“計算機烏托邦”。

為了按計劃配置稀缺資源和監督計劃執行，產生了縱向管理系統和地方行政管理體系的交叉，各部門和各地區之間的投入產出聯系便為爭投資、爭物資的關系所替代。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機構難以獲取準確信息，因此其制定的計劃往往變成一種“事后調整”。同時，由于價格機制失去作用，供求往往難以平衡，中央政府只能利用各種直接、間接補貼（預算軟約束）乃至行政指令等手段來進行事后調整，因此所有經濟部門都在非均衡價格水平上進行生產。但是，農業、能源、交通等基礎部門為重工業提供原材料、能源等生產要素，受價格波及效應較強，因而往往處在不利計算價格狀態下。

（二）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衡

在計劃體制下，農產品價格陷阱的損失主要由農業和農民承擔，而得益者則是工業和城市居民。舒爾茨批評到，為了完成工業化積累，國家任意壓低農產品價格，甚至強制農民交出農產品，其結果必然是“極大地損害了有效地進行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經濟刺激?！币环矫?，從1953年起國家對農產品實行強制性“統購統銷”，在其后30多年里，農產品市場調節機制基本喪失，致使工農業產品比價長期失衡。（1）在“統購統銷”政策體系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低且收購比重大，如1978年高峰時期糧食收購比例高達94.4%，農業承受的壓力和損失可見一斑。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有意抬高工業產品價格，使農產品相對價格或相對價格指數下降，以此向工業轉移農業剩余，由此產生“農產品價格陷阱”。從表2可知，我國工農業產品比價自1951年開始明顯失衡，兩者交換價格差（即“剪刀差”）為92.1%，而后逐漸縮小。

據測算，從1952年以來，我國通過農業稅和“剪刀差”等途徑向工業提供了1.3萬億元巨額積累。這種農業剩余的轉移在建國初期是必要的，但長期不變地實施這樣的價格策略，除嚴重挫傷農民的積極性外，也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

（三）阻礙農村生產力發展

集體耕作制借助于“大一統”的產權安排和政治運動來發展農村經濟的做法，不但未能減少交易費用，反而在實施過程中增加了制度成本和風險?？苾葼栔赋?，集體耕作制是一種“短缺”的經濟發展方式，由于取消了市場經濟機制，價格、貨幣和利潤的作用相當微弱，農地資源配置主要依靠指令性計劃機制，表現為高度集中化、垂直等級管理和非價格信號，而這種機制所造就的必然是“短缺經濟”。

在激勵機制上，計劃體制是極其低效的：其一，僅僅依靠國家意志和政治圖景，沒有任何經濟依據就剝奪農民的土地產權和生產資料，其負面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其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安排使傳統農戶經營的優勢完全喪失，由于無法實現勞動的充分計量和合理報酬，也就無法避免社員普遍性的消極怠工，造成了勞動力的極大浪費；其三，在壓低農產品價格的同時，持續高比例的定額收購計劃使絕大部分農業剩余被國家占有，農民和人民公社管理者的生產積極性均受到嚴重壓制。從農業產值增長看，除了1952年至1957年之間農業總要素生產有小幅上升以外，1983年以前的集體耕作制生產率明顯低于1952年個體農業生產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階級斗爭”等意識形態做法來提高生產效率，結果造成“愈窮愈斗、愈斗愈窮”的惡性循環，制度摩擦成本不斷增大。

三、農村改革的市場化取向

在貿易自由化條件下，農業發展、農民增收都必須依靠農村市場體制的不斷完善，這是一種必然趨勢?！叭虻褪杖雵仪О偃f小農及其雇傭勞動者的未來命運，取決于能否改善它們進入良好的市場的可能性?！?0年代末以來的農村改革，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其精髓就在于市場化取向，改革正是沿著沖破人民公社和統購統銷這兩個妨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體制因素，使農村逐步從傳統計劃體制束縛下擺脫出來這一內在邏輯向前推進的。

依據科斯的理論，當交易費用不為零時，資源配置方式（制度安排）與資源配置狀況是否最優緊密相關。在一定條件下，總有一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費用是最低的，于是便有了資源配置方式選擇的根據?？傊?，離開對交易費用大小的判斷，無法說明各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優劣問題。建立計劃經濟制度暗含了這樣三個前提假設：（1）零交易費用假設；（2）利他人假設；（3）人類理性天賦差異假設。顯然，這三個假設是無法成立的，其虛偽性已被證明。實際上，計劃體制有著先天的致命缺陷，當其所依存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消失或弱化之后，其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978年之后，國內外經濟學界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否定計劃經濟的觀點和思路，而實行市場機制的論點逐漸得到了高層的重視和認可。

現代經濟學認為，市場和政府在資源配置中是一種相互替代的關系，鑒于市場配置資源效率高而成本低，當市場機制能夠正常運轉時，政府就沒有必要介入或替代；只有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或市場調節在產權結構明晰、合理的狀態下仍無法使其運行成本低于計劃調節的運行成本時，后者才有出現的必要。因此，農村改革的創新在微觀經營機制上的產權調整及資源的非農化配置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的邏輯勢必要求政府在農村經濟管理體制上進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始終是不斷減少政府計劃份額，增加市場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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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直至2004年，中國才實現農產品100%市場化，標志著計劃體制在中國農業的終結。

作者簡介：黃悅翎（1989-），女，碩士研究生；丁振強（1975-），男，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