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提出過程考索

趙羽

[摘 要]二十世紀初，中西文化的交融沖突對胡適開辟新的學術研究途徑起了啟發觸動作用。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實際上是中國固有之學術研究方法在西學東漸背景下的再發展。本文主要對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治學方法的具體提出過程進行了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關鍵詞]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胡適一生談治學，自始至終言必稱方法，并且胡適幾十年來，又總喜歡把科學方法說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把“科學法則”看作是學術研究，乃至解決社會人生問題的靈丹妙藥，而其所謂“科學法則”說起來實際上又非常簡單，不外乎十個字，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蛟S也正因其高度簡化，所以易于傳播和為人所接受，最終形成了廣泛的影響，直到現在，我們一提到科學方法，往往還會想起胡適。

對于讓胡適名揚四海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科學方法的提出過程，人們很難在文獻中找到非常明確的記載，也就不容易把胡適該思想的萌芽和發展梳理出極為清晰的線索。胡適曾說：“我的治學方法是從什么地方、哪一本書，和哪一位老師學到的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實在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我的治學方法似乎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出來的?！盵1]胡適此表述，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其治學思想方法固然是長期思考，精神積累的結果，然而把這個方法明確提出并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又有其具體的契機和過程。唐德剛《胡適雜憶》寫道：“據胡先生告訴我，他那個終身提倡的所謂‘治學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偶爾發現的。一讀之下，至為心折；再讀則豁然而悟，以至融會貫通而終身誦之?！盵2]如果據此論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只是胡適偶然靈感迸發的結果，未免過于輕率。胡適后來在《胡適口述自傳》一書中回憶，他早在1915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以前就已經對杜威的著作《思維術》發生興趣，并深受其影響。胡適后來曾感嘆：“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于杜威的影響?！盵1]杜威《思維術》一書認為，有系統的思想通常要通過五個階段，其中第五個階段是思想的最后階段，思想的人在這一階段進行求證：“把他選擇的假設，證明出來那是他對他的疑慮和困惑最滿意的解決?！庇纱丝梢?，“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個表述，很可能直接引自1910年出版的杜威《思維術》（How We Think）一書。對唐德剛先生的那種“偶爾發現”的提法，研究者是不應該盲從的。另外，就1919年前后胡適的言論進行考察分析，還可以看出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并不是對杜威言論的簡單照搬，而是有其具體提出過程的。

一、1919年，胡適對杜威實驗主義思維方法的進一步簡化

1919年是胡適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或許可以被稱為胡適的學術方法年。胡適在同年發表的《實驗主義》、《少年中國之精神》、《論國故學》及長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幾篇文章幾乎成了胡適終生提倡的“科學方法”的根基，此后胡適大多數關于治學方法的言論和文章都是在此基礎上的引申和發揮?！肚宕鷮W者的治學方法》原名《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最初發表于1919年11月《北京大學月刊》，后來收入《胡適文存》時又改題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根據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19年3月上旬胡適在教育部會場演講《實驗主義》，曾把杜威的思想方法總結為五步說：疑難的境地，指出疑難所在，假設解決方法，決定何者有效，證明。同年6月下旬，胡適在少年中國學會講《中國之少年精神》， 提出“少年中國的邏輯”，所謂邏輯“即是思想、辯論、辦事的方法?！焙m在演講中強調：“‘少年中國，不可不有一種新方法；這種新方法，應該是科學的方法；科學方法，不是我在這短促時間里所能詳細討論的?！焙m最終在此次演講中將科學方法的要點簡單總結為三個觀念：“第一注重事實；第二注重假設；第三注重證實?！敝链?，胡適可能已經意識到，在當時中國的思想文化環境和學術條件下，要想把繁瑣的實驗主義系統深入地介紹給國人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胡適的演講把杜威并不簡單的思想方法簡化為事實歸納、提出假設、試驗求證三個環節，并且冠之以“科學方法”的名稱，作為“少年中國的邏輯”來宣傳。

二、1919年前后，胡適對口號、標語思想宣傳作用的重視

同樣是在1919年，胡適也明顯注意到了政治口號或學術口號巨大的宣傳力量及其廣泛的影響作用。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1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文章專門講到：“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后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里。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苯詠?，在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有識之士對思想文化的社會作用極為重視，社會政治主張和思想學術問題的探討常常以口號的形式提出來，藉以擴大宣傳，喚起民眾，影響人心。在國門洞開，西方的思想文化伴隨其堅船利炮一并涌入中國的情況下，國人對于西方的先進文明，一方面急于了解認識，另一方面又難免對西方學術的系統復雜有望洋興嘆之感。在一時難以消化的情形之下，往往只能采用化簡以便于實用的辦法來對待西學。張之洞《勸學篇？游學第二》曾說：“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痹诤m之前，晚清思想界對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態度，就曾被張之洞在《勸學篇？設學第三》中概括為“中（舊）學為體，西（新）學為用”的口號，成為洋務運動的號召。胡適本人是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對“德先生和賽先生”、“文學革命”等口號的宣傳號召作用應該深有體會。五四前后，很多“主義”進入中國，在普通民眾當中，這些“主義”最初只是作為各種政治理想的代名詞存在著，伴隨著口號式的宣傳而逐漸深入人心。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激揚的革命風暴正在醞釀之中。在五四時期救亡和啟蒙壓倒一切的社會思想文化環境中，軟弱的政治性格注定胡適只能成為一個反對革命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章最后說：“‘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弊尯m真正感覺危險的不是“主義”的口號，而是“根本解決”的暴力革命；胡適所反對的也絕不是空談主義，而恰恰是主義本身。胡適一方面反對將“主義”作為革命宣傳口號，另一方面又經常將“主義”作為自己政治宣傳和學術主張的口號來加以使用。胡適雖然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中明明知道“主義”的“弱點和危險”，主張“少談些‘主義”，但是胡適自己其實并沒少談了“主義”。宣傳“實驗主義”自不必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篇文章本身所探討的就是“主義”問題。胡適發表過的談論“主義”的文章還有《易卜生主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好政府主義》、《王荊公的有為主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中又曾經提出文學改良的“八不主義”。此外，根據朱維錚先生《何謂“人文精神”？》一文考證，胡適還“可能就是‘人文主義的中文譯名的作俑者?！焙m雖然也明明知道“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里面”，但是晚年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時卻又談到：“我曾經有許多時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個公式、一個口號、一個標語、把方法扼要地說出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現方式?！焙m非常重視口號的思想宣傳作用，雖然也很清楚把科學方法扼要地化簡為口號或標語殊有不妥，但仍然沒有放棄嘗試。胡適在《我的歧路》這篇文章中說：“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但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焙m要宣傳推廣的是實驗主義的思維方法，而這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卻也是一個盡可能不打著“主義”的旗號的“主義”。

三、1921年，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正式提出

時至1919年8月，胡適撰成《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即《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其中第六章有這樣的論述：“漢學家的長處就在他們有假設通則的能力。 因為有假設的能力，又能處處求證據來證實假設的是非，所以漢學家的訓詁有科學的價值?！焙m在這里強調清代漢學家的訓詁方法之所以有科學價值，就是因為其具有“假設”和“證實”的特點，胡適科學方法的要素此時已漸漸濃縮和集中為“假設”和“證實”。

1921年7月11日，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胡適又將杜威思想方法的五步說改為三步說：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特征的假設，并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和理想都須用實行來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至此，杜威的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在胡適的引進過程中已經大非本來面目了。最終，胡適在1921年11月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這篇長文補寫總結性的第八章的時候，終于弄出了一套“對于中國社會簡直是對癥下藥”的科學方法。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說：“胡適思想中有一種非常明確的化約論的傾向，他把一切學術思想以至整個文化都化約為方法?！倍磐端季S術》中所提到的思維方法五個階段被胡適刪繁就簡地改造后，只留下了其中最后一個階段，實用主義哲學并不簡單的思想理論就這樣在中國以口號的形式被提出來。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經過一番實驗主義思維術的洗禮最終被表述為：“（1）大膽假設，（2）小心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足，不能使人信仰?！薄按竽懙募僭O，小心的求證”從此在中國學術界獨樹一幟，同時這一通俗表述也成為上個世紀中國最響亮的學術口號。

到了1922年6月16日，胡適又撰寫《我的歧路》一文（最初發表在《努力周報》第7期，后來收入《胡適文存》2集），文中提出“實驗主義只是一個方法”，這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就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胡適的這個表述實際上是對其1919年6月所提出的“少年中國的邏輯”（“第一注重事實；第二注重假設；第三注重證實?！保┑脑俅位仡?。

四、關于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源起的另一種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關于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治學方法的源起還有一種說法，周一良先生認為胡適先生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之說來自梁啟超的清儒六條。周一良先生在其論文《日本推理小說與清朝考據之學——一種文化比較》當中曾經提到：“梁啟超把清儒治學方法概括為六個步驟：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虛己，第三曰立說，第四曰搜證，第五曰斷案，第六曰推論。這六個步驟確能代表清儒方法。胡適先生的有名的八個大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實際也是梁氏六個步驟的進一步濃縮概括，精神是一致的?！盵3]周一良先生很有可能是基于梁、胡二人著作出現的時間先后，從而作出上述判斷的。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完成于1920年10月，自下筆屬文至脫稿僅用15日，稿成后即以《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為題連載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改造》雜志第3卷第3～5號。胡適雖然早在1919年就寫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前六章，而此長文的最后一章直到1921年11月方才完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正是在此章中被明確提出。如果就此認為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是受梁啟超的清儒六條影響而提出來的，這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事情實際上頗為復雜。

關于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與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之間的思想淵源，徐雁平《<清代學術概論>考論》已經進行過比較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贅述，僅簡要介紹徐先生的主要觀點。[4]根據徐雁平先生的考證分析，“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極有可能受到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影響?！毙煅闫秸J為梁啟超雖然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已注意到歸納法，然未提出假設之說，而到《清代學術概論》假設之說則明確提出?！薄皻w納、假設、求證等治學方法正是胡適從老師杜威那里得來的法寶，并屢屢宣講，以大背景而言，梁啟超是不能置身于此時代思潮之外；從小的方面講，落實到《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梁啟超在第十七節中總結的四步說，也能看到胡適論文的影子?！彪m然胡適1921年才完成《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第八章，但他在1919年所寫的第六章中，已經將科學方法的核心特點總結為“假設”和“證實”，梁啟超在1920年《清代學術概論》中所提出的清儒六條，反而是受了胡適的影響。徐雁平還提出，在《清代學術概論》“增添的專講戴門后學第十二節中，則更能看出胡適一文前七章的影響，尤其是六步說的后兩步（斷案、推論）的標出，更是明顯的證據?！?/p>

五、結語

對于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大致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認識：一方面，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科學方法其實是中國化的實驗主義，并沒有跳出清代樸學的老圈子。梁啟超說胡適“亦用清儒的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清代學術概論》），這實際上是把胡適看作西學背景下乾嘉學派的尾聲；而另一方面，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將清代學者治學方法“在理論上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使之具有近代學術的面目?！庇嘤r《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在談起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時曾說：“胡適的學術基地自始即在中國的考證學，實驗主義和科學方法對他的成學而言都只有緣助的作用，不是決定的因素?！薄斑h在他接觸杜威之前，新典范的種子已經在他心中萌芽了?！碧频聞傄苍治稣f：“胡氏治學對我國傳統治學精神的承繼，可說深入骨髓；西學對他的影響，有時反而是很表面的?！盵1]胡適自己則說：“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保ā吨袊軐W史大綱》上卷）胡適認為：“事實上，治學方法東西雙方原是一致的?！盵1]胡適嘗試著把實用主義的思維方法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進行溝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正是其將杜威的實驗主義的思維方法與清代樸學嫁接后的產物。

通過分析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求證”的具體提出過程，我們多多少少可以從中發現中國傳統學術研究方法現代化的線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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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丁曉山.海外學者對“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不同意見[N].中華讀書報，2001-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