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烏托邦思想對激進主義的影響

[摘 要]中國古代的勞動人民遭受著壓迫、剝削，內心深處渴望著一種自由、平等，有飯吃，有衣穿的幸福生活，這種思想體現在各類民歌、各種典籍、小說中。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烏托邦思想是異常豐富的，這就為激進主義的產生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鴉片戰爭后，中國就開始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前赴后繼的仁人志士在追求這兩大目標的過程中，表現出了過激的傾向，要求在短時間內實現絕對的平均、公平，打破了先前的均衡，給社會帶來了災難，一些事實深刻地表明，激進主義的產生深受中國傳統社會中烏托邦思想的影響。

[關鍵詞]烏托邦；激進主義；影響

“烏托邦”是外來詞，十六世紀英國的托馬斯·莫爾著《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其書簡稱《烏托邦》，按希臘文解釋，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思，一個意思是“福地樂土”，另一意思是“烏有之鄉”。從中就可看出，烏托邦本身具有的矛盾，即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追求時是“福地樂土”的崇高，但結果卻是“烏有之鄉”的徒然。正如莫爾所說的，烏托邦社會是“我所憧憬的，但并不期待它隨后就能實現”[1]他并不號召人們采取政治行動去按照他煞費苦心設計出的理想社會改造社會，但在中國歷史上，卻不斷有人把它作為一個可實現的理想社會的模型，進行政治運動，結果造成了一個個悲劇的發生。

一、中國古代的烏托邦思想

中國古代烏托邦萌生于“周易”時代，在春秋戰國秦漢之際形成一種思潮。在階級社會，人們遭受奴役、戰爭、剝削帶來的痛苦，渴望沒有剝削、壓迫的自由與平等的“樂土”。中國的階級社會長達幾千年，烏托邦思想可謂是異常豐富，據吳雁南先生的說法，在中國古代史上出現了四次烏托邦高潮。

依據目前的資料，最早的烏托邦思想反應在《詩經》中的《碩鼠》篇中，《碩鼠》是春秋魏國的一首民歌，詩中的“樂土”、“樂國”、“樂郊”，反應了勞動人民憧憬幸福生活的烏托邦思想。

《禮記》作為儒家的經典，其中一篇《禮運》也提出了“大同”一詞，“大同”可說是“烏托邦”的代稱?！抖Y運》一文中描繪了“天下為公”的情景：當天下安定的時候，天下為人們所共有，人們就把德才兼備的人選出來為大家辦事，這時人人都講究誠信，追求和睦，人們都尊老愛幼，使年老的人能安度晚年，使兒童能健康快樂的成長，使年老喪妻、喪夫的老人，幼年喪父的兒童，年老沒有孩子的父母，以及殘疾人都可得到供養。人們都把財物收藏起來供大家享用，而不是隨便地仍在地上；人們都會盡心盡力為集體勞作，這樣就沒有人搞陰謀，沒有盜賊，沒有戰亂，人們可以夜不閉戶，達到了一種和諧狀態。這種祥和的生活狀態就是人們所向往的烏托邦社會。

道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老子、莊子，都遠離權力中心，在社會的角落里思考著通向幸福的途徑。老子追求著“小國寡民”的社會，莊子對社會組織更為冷漠，追求著人類個體、族群與自然萬物的融洽關系。他認為：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本性，他們遵從自然法則，自給自足，吃飯、穿衣都通過自己種田、織布來獲得；他們順乎自然，沒有偏心，說一就是一。在有高尚道德的社會里，人們可以安逸地行走，專心地看東西。那個時候，山里沒有路，河上沒有船舶、橋梁，萬事萬物都生長在一塊兒，沒有沖突，沒有戰爭，各類禽獸可以結伴而行，各類草木可以隨意生長。所以人類可與飛禽走獸一塊兒玩樂，可去瞧看樹干上的鳥巢。在有崇高道德的社會里，人類與自然萬物都生活在一塊兒，沒有所謂的君子、小人，人類和世間萬物都沒有知識，人類保持天然的德行，本性樸素，無欲無求。

中國道教的早期經典《太平經》也反應了勞動人民追求烏托邦的愿望，它反復強調：“物者，中和之有?！盵2]“中和有財，樂以養人”[3]“天地乃生凡財物可以養人者?！盵4]認為，天地間的一切財物，都是由“無地和氣”所產生，屬于公共的東西，應為大家所共享，不應為少數人所獨占、為少數人據為私有，這都透露出烏托邦思想的光芒。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向人們描繪了一幅“世外桃源”的圖景，無君無臣、無壓迫、無剝削、共同勞動、人人安居樂業的社會。

《水滸》描寫了一百零八個好漢劫富濟貧，“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抬上山?！边@種“替天行道”的做法，實際是在追求一種沒有剝削，沒有壓迫，財產公有，人人勞動，權利均等，互愛互助的社會。

兩宋時的“等貴殘，均貧富”的口號；明清之際涌現出的各種主張如：“愛無差等”、“天下為主，君為客”、“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等，這都是烏托邦思想在當時的生動反映。

豐富延綿的烏托邦思想，可謂是古代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歷史文化中透露的烏托邦思想大體上表達了人們對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向往，要求建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王國。若僅僅把烏托邦作為一種理想，一種歷史的動力，則可以促進歷史的發展，正如韋伯指出的：“人們必須一再為不可能的東西而奮斗，否則他就不可能達到可能的東西了?！盵5]但若把它當作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社會，不斷地進行社會改造，則會造成悲劇。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上演的一出出悲劇證明了烏托邦是不能實現的。

二、激進主義

所謂激進主義，余英時認為，激進就是對現狀的不滿意，就是要改變、打破現狀。姜義華的觀點是，認為“致力于將中國從古代文明引向現代文明”，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規范與結構等方面改造傳統，并建立新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規范與結構，并使之與現代文明相適應[6]。在現代化進程中，激進主義是一個不斷出現的現象。

（一）激進主義的產生與發展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面臨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雙重任務。

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制定了《天朝田畝制度》，倡導“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企圖建立一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保暖”的理想社會。沒有超出傳統農民戰爭“等貴賤、均貧富”的思想，更是儒家傳統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的反映。采取暴力手段廢除了商品交換，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歷史的反動，結果注定是失敗。這場運動不僅沒有挽救民族危機，反而破壞了江南的經濟，造成了更大的災難。任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激進主義革命主張，都會導致社會的混亂、民族和國家的災難。

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梁領導了戊戌維新運動，號稱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雖說是“改良”，實際是“激進”?？涤袨樵谒拇碜鳌洞笸瑫分刑岢隽顺錆M極度空想色彩的“人理至公”的“太平世之道”，提出了消除人民苦難的方法即“九去”，就是要消滅國家、等級、家庭與私有制，要同化人種，解放婦女，取消各級的行政區劃，在全球設立大同公政府，提倡眾生平等，達到極樂，去除苦痛。他曾先后六次給光緒皇帝上書，其政治改革方案、措施一次比一次激烈。改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面，措施過急、過快，觸及了清王朝統治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提出了“設議院”的主張，遠遠超出了當時人民的認識范圍，國人幾乎還搞不清“議院”的具體內涵。司員士民的上書大多脫離了實際，只是把上書，支持維新作為晉升，謀取政治資本的手段[7]。改革需要循序漸進，統籌規劃，這種疾風暴雨式的運動只能歸于失敗。

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提出了“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作為其社會革命的口號，要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消滅私有，平均財富，人人勞動，沒有剝削和壓迫，成了革命黨人的目標。以暴力方式推翻了清王朝，打破了中國的均衡局面，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但革命的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竊取，這場革命并沒使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其倉促發動的起義打斷了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二）激進主義的后續

新中國的建立標志著民族獨立目標的實現，由于烏托邦思想的根源深厚，在國家重建的過程中，對激進主義的影響，非但沒消失，反而有增無減。

儒家的大同思想，影響深遠，其目標是建立一個天下為公、人人有高尚道德的社會。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國人，內心有著各種激進的烏托邦思想，有著追求完美理想社會的強烈沖動。

三、結語

廣大人民群眾對平均主義有著深深的依戀。中國長期存在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商品經濟極不發達，人們的經濟意識偏于保守，沒有經歷過現代經濟中無情的競爭。對現代市場經濟，當人們還未看到其進步一面時卻早已發現了其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問題，20世紀初孫中山等人就指出了西方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弊病，因此，人們對市場經濟一直存有偏見與恐懼，在競爭和公平中首先選擇了公平。

人們對烏托邦社會的追求和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一個社會得以發展、進步的精神動力。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從太平天國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激進主義可謂是一浪高過一浪，但在當時，不僅不能夠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因措施過激，造成了社會的動蕩。當今正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就需要我們以史為鑒，解放思想，以科學發展為指導，采取符合中國實際的穩妥措施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

文獻摘要：

[1]Sir Thomas More，Utopia，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49，p.83.

[2]《太平經合?！?，王明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46頁.

[3]《太平經合?！?，王明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48頁.

[4]《太平經合?！?，王明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43頁.

[5]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236.

[6]姜義華：《漱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紀》（香港）1992年4月號.

[7]茅海建：《戊戌變法史實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19-342頁.

作者簡介：劉娟（1987-），女，河南省孟州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12級中國近現代史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近現代社會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