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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丹與青海民國社會

2014-11-24 06:39吳玉潔
黑龍江史志 2014年13期
關鍵詞:青海

吳玉潔

[摘 要]黎丹是青海民國史上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曾為割據青海的軍閥馬麒“智囊團”首腦。出任過西寧道尹、省政府秘書等要職。黎丹在官居青海的數十年中,為經營、開發青海做出了貢獻,對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邊陲社會安定做出了努力,尤其在倡導青海地方文化教育、推動漢藏文化交流、促進民族團結等方面業績卓著。

[關鍵詞]黎丹;青海;民國社會;馬麒

黎丹(1873年—1938年),字雨民,號無我,湖南湘潭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一官宦之家。(1)其祖父黎培敬官至云貴總督,父親黎錦纓官至太常寺卿。黎丹繼承家學,青年時代時,在經史文學方面已有較深造詣。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參加湖南鄉試,中副貢生,選任甘肅寧州知州。去州職后,又任湖南總督譚延闿的秘書等職。辛亥革命后,為割據青海的軍閥馬麒所賞識,聘為“智囊團”首腦。在其力薦下,1918年黎丹被北洋政府任命為西寧道尹。1930年1月,馬麒正式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委任黎丹為委員兼秘書長。1933年,經九世班禪和邵力子等人的推薦,黎丹遴選為國民黨監察院委員。

黎丹一生憂國愛民,深謀遠慮,運籌帷幄,清廉自持,聲譽卓著。而且博學多才,精通藏學,堪稱民國史上活躍于西部政壇的奇才。作為一任地方官吏,作為西寧鎮總兵馬麒的“智囊團”首腦,其在青海的近20年中,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禁毒、民族團結、反對西藏分裂等諸多方面都做出過卓越貢獻,是一位對青海民國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

一、妥善解決玉樹界爭

1914年,甘川間玉樹界爭問題發生后,黎丹鼎力協助馬麒爭回玉樹,并力主建議呈準中央,勘查玉樹界務。不久馬麒建議得到北洋政府的批準,并且派勘界專家周希武等前往川隴邊界勘界??苯缛藛T進入玉樹后,認真考以史籍,繪制界圖,澄清“隆慶”即“昂(囊)謙”的諧音,是一個地名的兩種不同書寫,糾正了北洋政府的失察繆妄,即將“隆慶劃四川”,“昂(囊)謙劃甘肅”的荒唐決定,勘查結果做出了仍將囊謙二十五族劃歸甘肅管轄的客觀實際的判決。這使多年的川隴邊界糾紛得到解決,青海南部省界的緊張局面趨于緩和,避免了因玉樹的界爭而有可能引發的一系列惡戰。1917年,在玉樹設置理事行政建置,并在西寧至玉樹的道路間設置臺站,加強了玉樹與西寧間的交通聯系,這有利于玉樹地區的經營發展。1915年和1921年黎丹又先后建議馬麒在西寧道屬各縣禁種罌粟(鴉片),這項措施的提出與實施,擴大了寧海農業區糧食作物的種植,使原本種植罌粟的上好良田全部改種麥類,客觀上對青海社會進步和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二、拒英維護主權

民國建立伊始,內憂外患,局勢動蕩,英帝國主義乘機發難,勾結西藏地方政府中的親英勢力,加快了分裂我國領土西藏的陰謀。1913年秋,由英國一手策劃的“西姆拉會議”提出將中國藏區劃分為“內藏”、“外藏”,“外藏”(包括青海玉樹地區)完全脫離中國,“內藏”由中國和西藏共管的議案。因國人的一致反對,北洋政府沒有批準此案,并向英提出嚴重抗議。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無暇東顧,此案未能施行。

1919年,北洋政府內部紛爭不斷,英國再次老調重彈,欲強求通過所謂的西姆拉議案。北洋政府就“西姆拉會議”上英帝國主義單方策劃的“內藏”、“外藏”之事,發出通電與西藏毗鄰的甘、川、滇、青等地征求意見。黎丹立即向馬麒建議應堅決反對,并親自起草電文,發出了由馬麒署名的著名“艷電”,通電全國。電文駁斥了英帝國主義所提方案在地理位置上的嚴重錯誤,揭露了其企圖分裂中國領土的陰謀:“……西藏本中國屬土,年來與川邊構怨,譬猶兄弟鬩墻,自應由兄弟解決,萬不能任他人從傍干預。吾國茍有一息生氣,所有劃界會議,應從根本否定。此約一簽,終古難復,大好河山,一筆斷送。凡屬五族,誰不解體????事關國勢存亡,此而無言,將是他族謂中國無人,麒實憤之!是以披肝露膽,瀝血以告”。(2)電文據理力爭,詞言義正,不僅揭露了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也批評了北洋政府的無能,因而“艷電”發表后得到云南、四川、新疆等省以及民間團體的響應,激起了社會輿論的極大關注,迫于國內外壓力,北洋政府拒絕英方的劃界方案,挫敗了英帝國主義與和西藏親英的分裂勢力的陰謀,由此維護了國家主權?!捌G電”充分展示了黎丹的雄才膽識和愛國之心。

《西姆拉條約》被拒后,英帝國主義又煽動、支持西藏親英勢力再次向川、康方面進兵。鑒于西藏離心傾向的嚴重性,為保持玉樹邊境的相對穩定,黎丹又給馬麒出謀,上書甘肅都督張廣建和北洋政府,建議遣使入藏,和平談判,以徹底解決英帝國主義策劃的“西藏”問題。在黎丹的積極推動下,促成朱繡、李仲連、紅教嗽嘛古浪倉等一行人作為內地的特派專員,輕車簡從由青海赴藏,爭取十三世達賴內向。1919年11月,朱繡一行到達拉薩,與十三世達賴、九世班禪等多次會談,并與西藏上層人士廣泛交結溝通,反復闡明西藏為中國領土,數百年來,中央與西藏關系密不可分,曉以大義,誠心感人,最終與十三世達賴等上層人士取得一致,達賴表示:“余親英非出本心,只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來藏,余甚感激,惟望大總統從速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傾心內向,同謀五族福祉”。(3)此后,達賴即派代表駐北京,與中央保持了聯系,這使青藏間的動蕩局勢漸趨平緩。馬麒坐鎮青海以后,西藏問題始終是一大憂患,而由黎丹獻計,遣使入藏,是民國初期西北邊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對西藏上層爭取的一大成功,黎丹在西藏問題上所作出的努力,對當時維系和防止西藏脫離中國,穩定青海社會,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三、籌劃青海建省

西藏風波平息后,青海地區經濟、治安形勢漸趨好轉,使青海地區相比于中原軍閥混戰的場景,在政治上出現了一段相對穩定時期。1921年以后,在黎丹的精心策劃下,馬麒順理成章地將青海建省提上政治日程,前后數次向北京中央政府提出經營青海意見,請求青海建省或改為特別行政區。1927年,國民軍馮玉祥部勢力深入西北,連剪隴上六鎮地方軍閥,使馬麒勢力受到極大威脅。由于黎丹力主鎮靜,出謀周旋,最終使馬麒化險為夷,取得了國民軍的信任。國民軍勢力進入西北后,最終促成了青海在1929年正式建省,在第一任主席孫連仲離青后,馬麒成為省政府代理主席。1930年,馬麒正式升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以黎丹任“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的要職。青海地區建省,客觀地講有利于開發青海,推動青海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給青海社會發展帶來了積極的變化,而且也起到了鞏固青海國防、穩定西北政局的全局性作用。而這些又都與黎丹精心策劃、練達深謀密不可分。

四、倡導文化教育

黎丹在青之際,正是中國思想界發生劇烈分化之時,青海地區開發較晚,經濟文化相對落后。面對極端落后的青海文化教育狀況,作為一任地方官吏,黎丹一反當地以往不重視文化教育的積習,倡導現代文化教育,并身體力行,使青海的文化教育有了一個新起點。

1.振興地方文化

黎丹選拔、重用知識人才。對于本地文化人士,黎丹對他們或屈身訪詢,或往來交游,引薦擢用,待之以禮,一時地方學人皆有知遇之感。黎丹好文學,工詩文,每當公余閑暇時,便邀請本地文人賦詩論文,相互切磋,使重視文化的風氣日益濃厚。1919年,黎丹為曾任北洋政府總統的徐世昌的“晚晴簃”(徐世昌編輯的清詩總集)征集地方文稿,曾搜集湟中前輩及諸學人著作,先后征集到張滇齋的《鴻雪草堂詩集》、李輝庵的《雙榆草堂詩》、《雙榆草堂詩鈔》、基香齋的《敬業草堂史論》、《敬業草堂嚼蠟吟》、李煥章的《借陰軒詩草》、來敬輿的《雙魚草堂詩集》等一些著作。黎丹組織人力??z集,匯集舊稿,有的親自題款作序,并轉呈當道,這使青海地方原有的著作、文稿得以出世,并廣為傳抄印行,擴大了它們的影響,使之流傳于世。對流散于民間的地方文獻,黎丹也以官方名義征集刊印。這些著作和文獻對研究青海社情、地方文學有一定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是民國青海文化遺產之一。舊時青海文化落后,傳世之文鳳毛麟角,黎丹以官方名義出面征集刊印地方文物,時人曾稱為“不朽之盛事”。

黎丹到青海不久,一批新派人物也接踵相約而至。對這批學者、名流,黎丹十分看重,不僅引為幕僚,讓他們參與地方政治,而且贊助他們研究西北問題,討論治邊方略。盡管這些人各自的政治背景不同,但在黎丹的推動下,他們籌邊之議一時甚盛,使落后的青海地區也掀起了重視文化的新風,文化團體也日見勃興。到青海建省后,除各種文學社團外,青海學術團體亦相繼產生。其中,以促進本民族向上者,有“回教教育促進會”、“蒙藏文化促進會”;以探索整個西北為中心者,有“西北問題研究社”;以溝通漢藏文化為中心者,有“藏文研究社”;以推動民眾教育為中心者,有“青海教育會”等等。學術著作也十分繁盛,其中重要作品有林競的《西北叢編》;朱繡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記》、《拉薩見聞錄》、《海藏紀行》、《寧海紀行》;周希武的《玉樹土司調查記》;徐爬的《乙未軍事志》、《青海近百年大事記》、《一松山房雜文》等。此外,黎丹還與周希武等人倡議興辦了博物館、巡回文庫、講演所、圖書館等,將畢生收藏圖書4萬余冊,全部捐贈給西寧孔道會在文廟成立的圖書館(今青海省圖書館前身)。(4)其中有許多海內孤本,對現今從事文史研究者幫助甚大。

2.重視民族教育

除提倡地方文化外,黎丹也十分重視民族教育。

青海民族教育始于清末,教學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用漢語教學,這很難引起少數民族的共鳴,加上少數民族平民子弟沒有入學受教育的權利,故收效甚微。針對民族教育狀況,1915年,黎丹在為馬麒起草呈送民國總統袁世凱的青海經營之策中寫道:“言文宜互為交換也?!F擬建設蒙番學堂一所,令蒙番頭目遣子弟及部民聰穎者與商僧之通文理者入校肆習漢文;再選內地聰穎子弟已通漢文者雜入其中學蒙番文字語言,相互灌入……以練邊才”,(5)提出民族教育要為增進民族間相互了解,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及進步,維護祖國領土完整服務的教育理念。

當時,西寧僅有一所蒙番半日小學,舊時所辦義學、書院多因政事時治時亂而廢教日久。在回藏民族中,僅有寺廟教育。見此落后情形,黎丹不勝感慨,立志改變落后的教育狀態,遂掀起了開辦新教育的熱潮。在他親自主持下,先后開辦了切合青海實際的民族師范學校,女子學校等,解囊捐資籌辦了“寧海職業學?!?、“無我學?!?、“私立醫學訓科學?!钡?。(6)其中于1917年在原蒙番小學校的基礎上創辦的寧海蒙番學校,是第一所在蒙藏民族中實行新式教育的學校,該校1919年改為寧海蒙番師范學校。1927年,在黎丹的建議下,國民政府改原寧海蒙番師范學校為青?;I邊學校,歸甘邊寧海鎮守使署直接管理,并聘請內地知名學者任教。1929年青海建省后,籌邊學校改為青海省第一中學,設蒙藏班,不久又改設為蒙藏師范學校。黎丹選派民族教育優秀師資到玉樹、柴達木、環湖蒙古族、藏族地區及海東農業區籌辦民族教育。1923年后,在青海各地共設立蒙藏小學20余處,學生達到800余人,(7)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開創了民族教育新局面。

辦學期間,黎丹還注重學校教育教學內容的轉變,使教學內容從四書五經向自然、人文科學轉變。在他創辦的寧海蒙番師范學校中,不僅講授自編蒙藏語文、國文、國語,還另設英語、生物、礦物、史地、鄉土等科目。其后增設邊事、墾殖、測繪、畜牧、農業等科目,講授青藏歷史、地理、民族、宗教及青藏、川藏交涉等問題,在他主辦的各民族學校里,堅持以漢藏蒙三種語言教學,深受各少數民族上層及學員的贊同。為彌補藏族現代教育教材的匾乏,他組織社會各方面、各民族的精英,以商務印書館舊制中小學國文課本和算術課本為藍本,翻譯成藏文,以安多藏語編印《通用藏語會話》,制定藏文教學課本。并親自采納多位藏語言專家的建議,用藏文撰寫了《實用藏文文法》作為教材。黎丹還通過私人關系,保送一批優秀學生,入南京中央大學學習,以培養民族教育高層次人才。通過他的努力,內地的優秀教育人才也被聘請到青海任教,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思潮開始在青海學生中得以傳播,推動了青海這樣邊遠地區社會文明的進步。黎丹為發展青海的民族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五、溝通藏漢文化

黎丹認為民族教育的目的之一是溝通民族文化,促進民族間的了解,加強民族團結。為此,他身體力行,畢生奮斗。

1.矢志學習藏文

民國初年,英帝國主義公開策劃西藏獨立,企圖變西藏為其殖民地。對此黎丹堅決反對,積極支持馬麒通電反對西藏獨立的陰謀,且在“玉樹之爭”等重大問題上獻計獻策。同時,在工作中,黎丹遇到了兩大難題:一是本身不懂蒙藏族語文,許多問題須靠翻譯人員才能溝通,難以盡善盡美;二是興辦蒙藏民族教育,缺乏通曉漢藏蒙文的人才,學校教學及教科書的編寫困難重重,蒙文課本尚可從北京等地求得,藏文課本則屬空白,求告無門,雖可從宗教經論挖掘,但不適應時代要求?,F實問題,使黎丹深深感到本身不掌握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無從作好民族工作。是時他已年近五旬,仍毅然矢志學習藏文,他給自己取一個藏文法名“達麥多杰”(意為無我金剛),表達了他獻身藏族教育的決心。黎丹拜著名藏族學者古浪倉、洛桑多吉等為師,廢寢忘食,孜孜不倦,很快學會并精通了藏語文,翻譯和撰寫了大量的藏文文稿。如首譯并出版了宗喀巴大師著的《寶道開門》、《因緣頌》和清代居·彌旁達瓦著的《王道論》等。

2.創辦青海藏文研究社

1920年,黎丹以“學習藏族文字,溝通漢藏文化”為宗旨,組織創辦了青海藏文研究社(曾名西寧藏文研究社),親自擔任社長,研究社所需經費均由他個人的薪水提供,社員不繳納任何學費,教師皆為義務制,沒有任何報酬。研究社所需的漢藏文資料,全部使用他私人所藏的漢藏文圖書。他把籌邊學校中藏文成績較好的一部分學生吸收為社員,予以深造。當時參加學習的社員勤奮攻讀,學習之風甚濃。同時,聘請藏區知名人士如拉布倉、羅桑華丹、久美旦卻堅贊、嘉義等高僧大德為顧問,隨時虛心請教;還聘請藏族著名學者古浪倉、羅桑更登、智華達吉等為研究社藏文教師,親自帶領社員向這些教師學習;又憑借個人資歷威望,先后保送一批藏文基礎好的學生赴尖扎南宗寺、化隆德札寺、同仁隆務寺、大通廣惠寺、湟中塔爾寺、貴德米納塔寺,拜著名活佛為師,住寺深造。學業有成后又派往基層創辦蒙藏民族教育。這些人在解放前對青海各中等學校的藏文教學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研究社培養出的許多人才在解放后更加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現代卓有成就的藏漢翻譯家和民族語言學家楊質夫先生,參加翻譯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3.主持編修《漢藏大字典》

為便于學習和研究藏文,黎丹組織了一大批藏漢語言文字專家,開始著手主持編修《漢藏大字典》。根據黎丹的設計,這部大辭典是按照藏文正字學的排列順序編排的,每條詞目下面都有漢文釋義和藏漢文例句。內容十分廣泛,舉凡史地、文哲、醫藥、語言、歷算、藝術、經濟、工藝、宗教、政治以及古藏文、自然、生物等方面的詞匯,均一一收入并加詳解,卷秩浩繁,此書廣泛征求國內精通英、藏、梵、漢文學者專家意見,吸收國內外最新辭典編纂技術成果,1927年《漢藏大字典》基本告成,為盡快出版這一研究成果,黎丹離職赴南京,專事修訂與出版聯系。由于國民黨政府當時并不重視少數民族文化教育,這部重要著作未能付印。直到1933年,由楊質夫從原稿中選編了一部分改為《漢藏小字典》在西寧印行,黎丹以“為什么要學習藏文”為題給《藏漢小辭典》寫了序文,闡述學習民族語文對民族工作、民族教育、民族團結、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同時刊印的還有藏漢文合璧的《分解名義大集》(也稱《翻譯名義集》)。這兩部著作在國內當時都是最早的漢藏文工具書,對溝通漢藏文化,推動當時國內的藏文研究起過重要作用。全國解放后,黎丹主持編印的《漢藏小字典》還列入國家對尼伯爾、印度等國的出口圖書,翻印出版,進行國際交流。

4.巡禮西藏

1933年,經第九世班禪和邵力子等的支持,黎丹當選為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由于黎丹多年來致力于藏文化研究和傳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他在處理青藏關系中所做出的重大貢獻,1934年國民政府便命他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青海藏文化研究社社長的名義組建“西藏巡禮團”,并任命他為團長,赴西藏進行政治、文化巡禮活動。黎丹對這次負有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的重大使命,欣然領受并積極籌備。同年秋,黎丹以年過半百之軀,策馬西行,經千辛萬苦,于1934年9月與其隨員楊質夫等抵達拉薩。巡視團成員廣泛了解了西藏的實際情況,足跡遍布全藏,并先后參與了十三世達賴追封致祭等重大政治活動;與西藏上層及著名學者、高僧進行了廣泛而富有成效的政治、文化交流對話;與親帝國主義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做了堅決的斗爭,取得了豐碩成果。在藏期間,黎丹請著名學者補充審定《藏漢大辭典》,與哲邦寺大格西喜饒嘉措結為法友,研討藏文經典,喜饒嘉措親授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等佛學教程。黎丹敬慕大師淵博的學識,1937年黎丹陪同喜饒嘉措離開西藏,經印度轉赴南京。經他的鼎力活動,促使國民黨中央政府禮聘喜饒嘉措在國立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和清華大學等五所大學舉辦講座。講座首次把藏族傳統的經典文化帶到了內地的學術殿堂,是漢藏文化交流的新開拓、新起點,史無前例。

黎丹回到南京后,根據他在西藏三年的調查所得,向蒙藏委員會提出了《邊政建設計劃》,主張軍政兼施,對加強漢藏團結、鞏固西南邊陲有著重要的意義。黎丹為溝通漢藏文化交流,弘揚藏族文化,增進民族團結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

六、譯著頗豐

黎丹一生清廉自持,聲譽卓著,擅長文學,尤精通藏文,譯著頗豐。在漢文方面著有《御海烈士傳》、《靈州雜吟》、《珊瑚硯齋詩集》4卷、《前拉布浪謠》等。所翻譯的藏文著作以漢藏文形式出版的很多,有《藏語會話》、《藏文文法》、《猴鳥的故事》、《禪師與鼠》、《薩迦格言》、《文成公主》等,其中《猴鳥的故事》深受讀者歡迎,曾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兩次出版發行。黎丹翻譯刊出的還有宗喀巴大師著《寶道開門》和《緣起頌》,這兩部書譯成漢文后又石印印行,作為蒙番師范學校的語文教材。另外黎丹還翻譯出版了清代居·彌旁達瓦著的《王道論》。

黎丹還精于書法,是一位書法家?!肚嗪J≈尽肺幕囆g志記載:黎丹、湖南省湘潭縣人,擅長漢隸、楷、草書體。他博覽群書,筆耕不輟,所涉及書體廣泛,以唐代顏真卿、柳公權為基調,自唐上溯魏晉、二王法帖、魏碑諸帖、漢代碑版,下傾清代卓有成績的翁同龢、劉墉、張裕釗等大書法家。對《張廉卿論學手札》用功最勤,尤其對張裕釗的《千字文》苦功最甚。黎丹在青海工作的歲月里,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他還為多處清真寺寫過牌匾。為了妥善解決黃教名剎塔爾寺與鄰近鄉村民族間的糾紛,黎丹曾為青海塔爾寺書寫過《塔爾寺四至碑文》,鐫刻在石碑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毀壞。

七、結束語

1938年,黎丹因患心臟衰弱癥,在湘潭家鄉,醫治無效,于同年去世,終年65歲。黎丹去世的消息傳到青海后,西寧各界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以表哀思。

黎丹作為馬麒智囊團的首腦人物,居官青海十余年出任過甘肅西寧道尹、省府秘書等要職。黎丹為官期間,懷愛民之心,傾全力于青海地區開發建設,對維護國土完整和邊陲社會安定作出了努力,特別是在興辦民族教育、溝通漢藏文化、研究邊疆史地、促進民族團結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終使其成為青海民國史上一位名垂青史的人物。

縱觀黎丹的一生,身為華夏內陸魚米之鄉的官三代,又受過良好教育,卻不羨功名,不戀繁華,獻身于少數民族邊陲,為民族團結事業殫精畢力,這種精神太值得當代的執政者借鑒學習了。

注釋:

(1)趙宗福:《青海歷史人物傳》,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0頁。

(2)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2頁。

(3)師綸:《西北馬家軍閥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9頁。

(4)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0頁。

(5)程頤工:《黎丹與青海民國民族教育》,《中國藏學》,2004年,第2期110頁。

(6)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頁。

(7)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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