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瓦幾亞條約》對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李建平

[摘 要]《里瓦幾亞條約》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清政府與俄國簽訂的一個不平等條約，但清政府一改以往簽約之情形：拒絕承認該條約，對簽約全權大臣崇厚定“斬監候”，改派曾紀澤出使俄國改定條約。清政府在內憂外患、積貧積弱，國勢日蹙的形勢下，仍然做出了上述決定，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對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關鍵詞]里瓦幾亞條約；清政府；外交考量

1840年英國發動了對中國的鴉片戰爭，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大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強加于中國，從此中國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19世紀60年代后，伴隨世界資本主義向壟斷帝國主義的過渡，俄國與英國在我國新疆展開激烈爭奪。1864年，俄國通過《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等條約割占我國西部44萬平方公里領土之后，又力圖染指新疆、侵占帕米爾地區，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清政府又與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但清政府一改前約之情形：拒絕承認該條約，對簽約全權大臣崇厚定“斬監候”，改派曾紀澤出使俄國改訂條約。清政府在內憂外患、積貧積弱，國勢日蹙的形勢下，仍然做出了改訂決定，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對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一

1864年新疆回民發動了反清起義，中亞浩罕汗國的軍官阿古柏趁新疆動亂，帶兵侵入了新疆南部。新疆的動亂和阿古柏入侵，給俄、英爭奪新疆提供了契機，俄國為阻止英國勢力北上，英國為防止俄國勢力南下插手印度，都主動支持阿古柏，通過爭相控制阿古柏政權來遏制對方。1871年7月俄國悍然武力強占中國伊犁，詭稱“代為收復，權宜派兵駐守”[1][P2]1874年2月英國同阿古柏簽訂通商條約，英國正式承認阿古柏政權，阿古柏同意英國在其占領區享有通商、駐使、租地等特權。這樣，俄、英將其侵略勢力伸入新疆。

正當俄英勾結阿古柏企圖分裂我國新疆領土而使西北“塞防”吃緊的時候，中國東南“海防”由于日本武力侵略臺灣也同時告急。

1874年，清政府統治階級內部引發了“海防”與“塞防”孰輕孰重的爭議。爭議各方都主張要加強邊防，但在如何加強防務上有根本分歧。爭議的焦點：實質是要收復新疆還是放棄新疆。以陜甘總督左宗棠、湖南巡撫王文韶為代表的一方力主收復新疆，提出收復新疆與加強海防并重的主張。左宗棠指出：“時事之宜籌，謨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2][P188-191]而執掌實權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正在籌建北洋水師，從維護本集團的利益出發，借口財餉困窘，力主放棄新疆：“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心腹之大患愈棘”。[3][P19]對于李鴻章放棄新疆的嚴重后果，左宗棠則言正詞嚴地指出：“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勘虞，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恐亦未能晏然?！盵4][P188-191]左宗棠進一步指出放棄塞防的嚴重危害：“關隴新平，不及時歸還國家舊所沒地，而割棄使別為國，此坐自遺患?！岬刈s，邊要盡失，防邊兵不可滅，靡餉自若。無益海防而挫國威，且長亂?！盵5][P2571]

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清政府最后接受了左宗棠等人的主張，決定先平定阿古柏，再解決伊犁問題，在這場爭論中，“塞防”派占了上風。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仍任陜甘總督兼督辦新疆軍務，隨即著手收復新疆。

二

1878年初，阿古柏統治南疆的“哲德沙爾”政權覆滅后，清政府命“署盛京將軍崇厚為出使俄國欽差大臣”[6][P139-140]赴俄談判。左宗棠堅決主張清政府應乘軍事勝利之余威，繼續進軍，從速收回伊犁。當年底，崇厚抵達彼得堡。但談判初始，沙俄就已經為崇厚等人布下了圈套，他們以“代收代守伊犁”[7][P486-487]為借口，要求中國賠償損失，并提出重新劃定邊界等無理要求，并暗示崇厚，如要全部收回伊犁，必須要做出“積極讓步”才能獲得。而崇厚則認為只要自己能收回伊犁，就算此行不辱使命。因此，崇厚于次年（1879年）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里瓦幾亞擅自與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爾斯簽訂了《里瓦幾亞條約》，使中國喪失了伊犁城以外的大片領土，并使我國主權蒙受巨大恥辱。

條約約文送回清朝國內后，當時“朝野嘩然，于是修撰王仁堪、洗馬張之洞等交章論劾?！盵8][P2937]張之洞上奏說：“若盡如新約，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又萬里之實際?！盵9][P34]老將左宗棠聽到條約簽訂的消息后，更是憤怒不已地說：“自俄踞伊犁，蠶食不已，新疆乃有日蹙百里之勢?！盵10][P2572]李鴻藻堅決反對該條約的簽訂。在朝廷，他慷慨陳詞，據理力爭，發動清流派彈劾李鴻章用人不當，奏請皇上治崇厚擅訂之罪，改派使節出使俄國修改條約。為保衛領土完整，保護民族利益，清名流張之洞、于蔭霖、黃體芳、張佩綸聯名上奏朝廷，列述崇厚的賣國行徑，要求嚴懲崇厚。在全國一片聲討的輿論中，清政府迫于朝野的壓力，只好宣布拒絕承認條約。清政府以崇厚奉命出使，“并不聽候諭旨，擅自啟程回京情節甚重，……著先行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盵11][P563]

在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清政府也認為崇厚“所議條約章程等件，有違訓越權之處?！庇谑乔逭耙坏纫阌潞畲罄硭律偾湓o澤充出使俄國大臣?！薄扒巴鶎h事件再行商辦，以期妥協而重邦交?！盵12][P575-576]經過艱苦的談判，后來在列強的調停下，曾紀澤與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和俄駐華公使布策于1872年2月24日在俄國圣彼得堡簽訂了《中俄伊犁改訂條約》，又稱《圣彼得堡條約》，終于爭回了《里瓦幾亞條約》失去的伊犁南境的大片領土以及諸多軍事要塞和關口，更正了許多有關分界及通商條款，保住了上萬平方公里的祖國領土。

三

帝國主義列強環伺中國周圍，虎視眈眈，面對俄國的咄咄逼人之勢，張之洞發出感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于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13][P35]在這種情況之下，退讓是沒有出路的，張之洞力主當務之急“要以急修武備為主”，“無備則不能戰，無備則并不能講?！辈⑻岢隽?；“備之法，曰練兵。曰籌餉。曰用人?！盵14][P36]積極主張以戰應戰，以戰促談，以戰講和，從而收回領土、利權和主權。

在這場民族危機中，能夠力挽狂瀾的當屬左宗棠。面對俄國侵略勢力對新疆構成的嚴重局勢，左宗棠積極向清政府籌議出關方略，敦促清廷力排眾議，制定用兵新疆以保衛領土主權的決策。左宗棠提出了收復新疆的用兵方略：“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城克復，我武威揚，……即不遽索伊犁”[15][P1-3]隨后在清廷內部發生了“海防”與“塞防”之爭，最后左宗棠的觀點得到清廷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文祥的支持，清廷采納了左宗棠的意見，于1875年，以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兼任陜甘總督的身份督辦新疆軍務，這就為左宗棠實現其戰略構想鋪平了道路。

為了收復失地，清廷決定派左宗棠平叛阿古柏，收復失地。幾經激戰，清軍收復了烏魯木齊等大部分失地。1877年5月阿古柏死，由其子繼位，但未幾，即被逐入俄境，至此新疆已定，軍事行動大體告一段落。清廷在關于對新疆是“戰”還是“棄”的抉擇中，最后選擇了戰，并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為清政府派員改約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也為處于頹勢、走下坡路的清王朝挽回了顏面，一度遏制了列強任意宰割清王朝的被動局面。

四

1879年12月，崇厚在沒有獲得清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擅作主張簽訂了《里瓦幾亞條約》。其主要內容是：俄國許將伊犁交還中國，其七條所載伊犁西邊及帖（特）克斯川一帶地方，歸俄國管理；代收代守伊犁兵費暨補恤俄人之款；分界之處有三，一伊犁界，一喀什噶爾界，一塔爾巴哈臺界；添設領事；總論通商；陸路通商行走之路等，[16][P518-519]這是個不折不扣的喪權辱國條約。張之洞痛陳該條約“不可許者十”：一、陸路通商，到達內地，邊防形同虛設；二、允許到伯都訥航行，即與東三省全境任其游行無異；三、俄商概免納稅，華商日困猶未也。四、中國屏藩全在內外蒙古，若蒙古臺站供其役使，勢必煽我藩屬為彼先導；五、俄人準建卡倫三十有六，有事而兵來則御不勝御；六、允許俄商每人帶一槍，假如千百為群，闖然徑入，是兵是商誰能辨之？七、俄人商稅種種，取巧如各國，希冀均沾洋關稅課，必致歲絀數百萬。八、同治三年，新疆已經議定之界，又欲內侵，斷我南通八城之路。九、允俄人在新疆各處設領事官，是西域全疆盡歸控制；設各國援例，將十八省腹地，遍布洋官；十、名還伊犁，而三面山嶺內卡倫以外盤踞如故，據高臨下，險要失矣。并指出俄國侵我領土、主權、利權貪婪之心“俄人索之可謂至貪至橫”[17][P33]如允此約，伊犁三面處于俄國包圍之勢，就如一座孤城，無險可守；再加之從特克斯河流域直入南疆，新疆危矣！左宗棠發出了：“是故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將無晏眠之日”[18][P14-15]的警告。

清政府也看到了該條約的嚴重危害，“固以索還伊犁為重，而界務商務，關系國家大局者”；第七款所稱中國接受伊犁后，“霍爾果斯河即伊犁山南之帖（特）克斯河歸俄國?！钡诎丝钏Q塔城界址擬稍改，是照同治三年議定之界，“又于西境南境，劃去地段不少。從此伊犁勢成孤立，控守彌難。況山南劃去之地，內有通南八城要路兩條，關系回疆全局，尤非淺鮮?！钡谑钣谂f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外，增嘉峪關、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亦欲酌設領事。第十四款并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安惶乜诎哆^多，并與華商生計有妨礙。允行則實受其害”。[19][P486-487]

該條約是俄國趁清政府內亂無暇西顧之際，采用強盜慣用的伎倆，以武力為后盾，強迫清政府簽訂的又一個割地、賠款、通商、設立領事等喪失領土、主權和利權的喪權辱國的條約。清政府看清了該條約的巨大危害，最終做出了拒絕承認《里瓦幾亞條約》，改派曾紀澤前往俄國重新談判，另立新約。

綜上所述，在清王朝江河日下，屢遭西方列強欺凌、國內動亂不已的情形之下，清政府在面對強大、狡詐、貪得無厭的俄國仍然做出了重懲“全權欽差大臣”、拒絕承認《里瓦幾亞條約》、改派曾紀澤重新進行外交談判的抉擇，這些抉擇都是在非常艱難的形勢下做出的，是對清政府外交的考量，而且取得了較大的成績，避免了清政府更多領土和權益的喪失，這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近代中國“弱國外交”較為成功的一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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