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進程中外來人口融入程度：以海淀區為例

楊帆，柳巧云，甘霖

(1.北京大學 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871； 2.北京大學 林肯研究院城市發展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城鎮化進程中外來人口融入程度：以海淀區為例

楊帆1，2，柳巧云1，甘霖1

(1.北京大學 城市與環境學院，北京 100871； 2.北京大學 林肯研究院城市發展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為了探討統計數據背后我國真實的城鎮化質量，本研究從實地調研出發，探究城市外來人口的融入程度。采用問卷調查數據，從物質融入、社會融入、心理融入3個方面評價海淀區外來人口的融入程度，構建線性回歸模型分析外來人口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來京時間、家鄉地離北京距離、家鄉地社會經濟狀況等對融入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海淀區外來人口融入程度較低，真實城鎮化率僅有68%左右，且呈現出“社會融入”高于“心理融入”,“心理融入”高于“物質融入”的狀態?；趤砭r間的外來人口融入程度分析表明:來京3~5 a之后，物質和社會融入會有較大的改善，此后便基本維持穩定，而心理融入方面則一直表現為穩定狀態。影響外來人口融入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家鄉地與北京的地理距離、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來京時間，且從心理到社會到物質其影響因素的主觀可控性逐漸增強。

關鍵詞：城鎮化質量；外來人口；海淀區；線性模型；物質融入；社會融入；心理融入

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3.1390.u.20151123.1130.002.html

近年來，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上升，截至2014年末，城鎮化水平已達54.77%。根據北京市統計局人口調查數據，截至2014年末北京市外來人口818.7萬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38.1%。城鎮的外來人口是一個龐大而特殊的群體，這部分外來人口為北京的高城鎮化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卻不一定完全融入了城市。

對城鎮化質量的關注，主要有以下方面：研究城鎮化質量的重要性[1-3]、城鎮化質量的評價標準[4]；提高城鎮化質量的著手點，包括提高農民素質[5-6]、避免兩極分化[7]、修改城鄉人口劃分標準[8]、構建特色經濟產業鏈[9-10]等。目前對于城鎮化質量的研究大多仍僅處于理論探討和呼吁建議階段，缺少實證性的研究。城鎮化本質上是人從鄉村人轉變為城鎮人的過程，流動人口是處于介于城市人與鄉村人之間的“半城鎮化狀態”， 并使得城鎮化數量指標不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8-12]。

目前，國外的相關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國外移民與本地居民之間的關系。關于影響外來人口融入的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移民的經濟融入程度與隨時間增長的人力資本水平關系[13-15]，以及調動稀缺資源能力的社會資本[16-19]。國內現有研究中大多著眼于關系網絡的建立。這部分學者認為阻礙著流動人口對城市的認同與歸屬的社會網絡來源于血緣、地緣、業緣[20-21]，并構成“強關系”紐帶[22]。對流動人口融入分析拆分方式包括：經濟適應、社會適應、心理適應[23]；經濟整合、文化接納、行為適應、身份認同[24]；居住與生活、健康與安全、就業與收入、滿意度與信心[25〗[26]；從北京外來務工人口消費行為及策略選擇角度進行研究[27]。對綜合融入情況的分析則多見于小區域范圍內的調查[28]。

目前對于我國城鎮化質量方面較少，多數仍在闡述關注城鎮化質量的重要性以及相關政策建議。在現有關于外來人口融入情況的研究中，多數是從社會學角度加以研究，以此為切入點來探討我國城鎮化質量方面仍是空白，本研究則從此視角出發進行探討。

1數據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海淀區為研究對象，采用分層抽樣方法進行抽樣。海淀區下轄22個街道和7個鄉鎮。采用海淀區統計年鑒的人口統計資料，將每一地區的外來人口與當地人口數相比，并將比值按照由小到大排序。

按順序將其分為小于0.5、0.5~1.0和大于1.0三個層次，分別在每層中隨機抽樣，抽樣結果為第1個層次：清華園街道和青龍橋街道；第2個層次：上地街道；第3個層次：東升鄉。

進一步根據在京外來人口的職業分布狀況進行抽樣。根據尹德挺的研究，北京市外來人口的職業分布主要集中在購銷、生活服務、工程施工、餐飲服務等幾個職業[29]，據相關分布比例在上述抽出的片區中再次分層抽樣，以確定調查對象。

1.2　問卷基本情況

全部有效問卷中，男性和女性分別占總數的59%和41%；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分別占總數83%和17%；受訪者主要集中在20~30歲和30~40歲間，二者分別占總數的39%和27%；總體教育水平較低，初中和高中水平的分別占總數的49%和38%。

此外，針對受訪者的籍貫進行統計發現，外來人口來源最多的主要是河北、河南、山東、湖北等臨近北京的中原省區，具體分布如圖1所示。針對外來人口來京時間的統計顯示，不同個體的差異很大，其中最短半年(根據外來人口的定義，外來人口指居住在本地而戶口不在本地，且離開原戶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最長達到26年，最多集中于3年內。在此基礎上共發放問卷421份，其中有效問卷376份，包括青龍橋街道94份，東升鄉91份，清華園街道93份，上地街道98份。

圖1　調查對象籍貫分布Fig.1　Research subjects′ home town distribution

1.3　研究方法

1)海淀區外來人口融入程度評價。在評價融入程度時，構建評價因素因子體系如表1。

表1　外來人口融入度評價體系Table 1　Local integration degree evaluation system of >external population

基于以上因素因子體系，對每位調查對象的問卷選項進行打分，記為aij(其中i為問卷編號，j為問題編號)，代入標準化公式:

得出受調查者i各項因素因子的得分Aij。最終通過加和：

得出受調查者i分別在物質、社會、心理融入方面的得分以及綜合融入得分(其中m、n代表各類融入所對應因子的序號數)。

此外，在計算真實城鎮化率時涉及到外來人口融入百分比，采用公式：

式中：Hi為融入程度的潛在最高值，通過綜合10位北京人的調查結果得到，Li為潛在最低值，通過將問卷每道題的選擇設定為最低融入程度的選項得到。

2)海淀區外來人口融入程度影響因素分析。在分析影響外來人口融入程度的影響因素時，主要運用Stata軟件進行計量分析，通過建立簡單線性模型，分析外來人口的綜合融入程度以及物質、社會、心理各項融入程度與其個人特征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來京時間等之間的關系。

2海淀區外來人口融入程度

2.1　總體融入情況

總體來看，海淀區外來人口融入水平平均值約53%。據統計，2009年北京市城鎮化水平為85%。若按本次調研成果推算，北京2009年的真實城鎮化水平只有68%左右。但鑒于本次調研中按照職業分層抽樣，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從業人數較少但職業層次較高那部分外來人口，導致數據有所低估，該數據可能在75%左右。由此可見，按照目前的統計口徑，北京市的城鎮化水平有所高估。

從圖2(a)中可以看出，外來人口社會融入和心理融入兩方面水平較高，均在50%以上，物質融入上則相對滯后，僅為42%。

2.2　不同特征人群融入情況

從不同人群的融入情況來看:1)男性融入情況好于女性，從整體來看，男性的平均融入情況在平均值之上，而女性在平均值之下(如圖2(b))。在物質和社會兩方面，男性均相對于女性表現出明顯的優勢，而在心理融入方面，男性在平均值之下。2)學歷越高，融入程度越高(如圖3(a))。從物質、社會和心理三方面來看，除了在社會融入方面各級教育程度外來人口的表現差異不大之外，在物質融入和心理融入兩方面差異都較大。3)新生代外來人口(30歲以下)表現出更高的融入水平，30歲以上的外來人口則表現出隨年齡增長融入程度下降的趨勢(如圖3(b))。就心理融入程度而言，新生代外來人口與老一代外來人口的融入程度差異不大。

(a)總體

(b)性別區分圖2　海淀區外來人口的物質、社會、心理融入情況Fig.2　Physical, social, mental integration of external population in Haidian District

(a)教育程度

(b)年齡圖3　外來人口融入程度對比Fig.3　Integration degree of external population comparison

2.3　融入路徑呈現為“先上升、后平穩”的模式

在外來人口初到北京的1年內，其物質、社會、心理融入程度都不是很高，其中物質方面最低，僅有34%，而社會和心理方面稍高，但也僅略高于50%。在隨后的3~5 a內，物質融入和社會融入程度經歷了一個明顯的上升過程，而心理融入程度始終保持原狀，最終形成社會融入最高、心理融入次之、物質融入最低的格局，并一直保持，不再隨來京時間的增長而變化。如表2所示。

表2　外來人口融入情況隨來京時間的變化Table 2　External population integration changes of different time length　　%

2.4　工作周期與融入路徑特征

上述情況的出現與外來人口來京的主要目的及活動——找工作有關。在此之前，已有相當部分學者對外來人口在當地的工作狀況進行過研究，部分研究者認為，外來人口的工作過程呈現出職業流動頻繁的特點，且此種職業流動表現出“平移性”的特點[30-31]，即雖然外來人口跳槽頻繁，但基本屬于同層次工作間的轉移。

基于此次研究，認為上述說法有所欠缺。從研究結果來看，外來人口在京的工作狀況并非從來京伊始便表現出“平移”的特征，而是在經歷了一段“磨合期”之后，才進入“平移期”。據此，本文提出外來人口在京的工作轉換模式如圖4所示。

圖4　外來人口工作轉換模式Fig.4　External population′s job changing mode

從圖4中可看出，外來人口的工作歷程經過2階段：階段1為過渡期，在此階段，外來人口找工作的主要限制因素為其對北京情況的不熟悉以及自身工作經驗的不足，此時找到的工作往往并不是與其自身能力最匹配的，在此之后，隨著在京時間的增長，上述主要限制因素逐漸被克服，使得外來人口有更好的條件去尋找更好的工作，此時一旦出現了上升的空間，外來人口便會放棄現有工作，而去從事新的工作。在這個不斷循環的過程中，外來人口的物質得到了積累，社會關系網絡也逐漸建立。階段2為平移期，在階段1逐漸循環到外來人口當前所從事的工作基本是其所能夠找到的最好工作時，其自身的素質高低及相關的制度便成為其找工作中的最關鍵限制條件，在此階段，外來人口換工作的動力主要為是否能夠承受當前工作強度以及是否滿意當前的報酬機制等，若不滿意則會發生換工作的情況，但此階段的換工作一般僅是同等水平工作間的平移，在工作技能及相關待遇方面并沒有太多差別。因此，外來人口的物質條件和社會關系便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并長期維持。

關于本研究中在京外來人口在心理融入方面表現出的長期平穩態勢，認為心理融入本應是存在上升的可能的，但可能由于此上升過程需要一個比較高的門檻值，即可能當外來人口的物質和社會融入達到一定高的水平之后，心理融入方面才會有顯著的改善，因此在本研究中未被觀察到。

3外來人口融入時間路徑

3.1　影響因素的選擇

本部分研究關注對于外來人口融入程度的影響因素。在個人屬性方面，根據前文分析可知，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來京時間的外來人口在綜合融入程度以及物質、社會、心理各項融入程度方面均會有差異，因此上述個人特征應作為潛在的影響因素。

在環境屬性方面，主要考慮外來人口流出地的地理空間環境及社會經濟環境兩方面。地理空間環境即流出地與北京在地理空間位置上的關系，越接近北京的地區，其外來人口不僅在對京可達性上占有優勢，從而有更為頻繁的交流機會，且在生活方式、文化觀念上也更易具有認同感。此方面影響因素的最優選擇當為各地與北京間的交通距離，但由于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本研究選取空間直線距離這一變量。在社會經濟環境方面，家鄉當地的經濟條件、社會觀念及文化氛圍均會對外流人口的生活方式及文化認同感帶來很大影響。經濟條件相對較好、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當地人因有了物質方面的支撐，其消費觀念及生活習慣與作為國際城市的北京差距相對較小，來自這些地方的外來人口到北京之后應相對有著更強的適應能力，有更好地融入北京的可能性。

因此，本研究選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來京時間作為代表個人屬性的自變量因子，地理距離、經濟差距、城市化差距、所在區域為代表環境屬性的自變量因子。

3.2　回歸結果分析

將物質、社會、心理融入度分別對以上8個自變量做穩健回歸，回歸過程中發現經濟差距、城市化差距及所在區域3項因素不僅回歸結果不顯著，且大大降低了模型的擬合效果，因此在最終的模型選取中將其剔除。模型改善后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外來人口融入程度的影響因素分析Table 3　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external population integration degree

3.2.1地理距離、性別、年齡、教育、來京時間對融入程度的影響

由回歸結果可得出結論如下：1)外來人口物質融入程度的顯著影響因子包括年齡、教育程度和來京時間，其中年齡是負向影響因子，教育程度與來京時間是正向影響因子，即年輕人更容易在物質方面融入北京，且學歷越高、來京越久，物質融入情況越理想。2)外來人口社會融入的顯著影響因子是地理距離和來京時間，二者均為正向影響因子?？梢?，外來人口在京時間越長越容易建立在京社會關系，同時家鄉離北京遠的群體比家鄉臨近北京的群體社會融入水平高，很可能由于與家鄉聯系的方便和頻繁，會導致主要社會關系相對集中于家鄉地。3)外來人口心理融入的顯著影響因子是地理距離、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家鄉離京近的群體比家鄉離京遠的群體心理融入水平高；男性比女性心理融入水平高；年輕人比年紀大的人心理融入水平高；教育水平越高，心理融入水平越高。

3.2.2心理、社會、物質融入的主觀可控性分析

進一步根據5個顯著影響因子的屬性，可以分為3類：1)個人不變屬性，即先天得到的個人屬性，如性別和籍貫，具有先決性和不變性；2)個人可變屬性，即后天得到的個人屬性，如年齡和教育水平，二者都是可變的，如年齡可以被動地自然增長，教育水平可以主動地人為提高(對大部分外來人口而言提高的成本相當高)；3)客觀可變屬性，為可變的非個人屬性，如留在北京的時間，可以通過能動的選擇與決策來控制和改變。

3類影響因子的可變性與可控性不同：個人不變屬性既不可變也不可控，個人可變屬性可變但相對不可控，客觀可變屬性可變且可控。故改變的難易程度是：個人不變屬性<個人可變屬性<客觀可變屬性。

心理融入主要受個人不變屬性和個人可變屬性影響，最具個體個別性，改變的可能性最??；社會融入主要受個人不變屬性和客觀可變屬性影響，有一定的個體先決基礎，但是可以隨著在京時間的增加而優化；物質融入主要受個人可變屬性和客觀可變屬性影響，改變的可能性最大。

4結論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幾點結論：1)在京外來人口較低的融入程度使得統計部門關于城鎮化率的統計被高估，融入程度具體呈現出“社會融入”高于“心理融入”,“心理融入”高于“物質融入”的狀態。2)外來人口社會融入程度隨來京時間增長表現出“先上升、后平穩”的規律，物質和社會融入方面尤為明顯，這可能與外來人口工作轉換的“過渡期”與“平移期”相關。3)影響融入程度的因素包括外來人口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來京時間等個人屬性及家鄉地與北京的地理距離等環境屬性，且從心理融入到社會融入再到物質融入，其影響因素的主觀可控性逐漸增強。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目前對于城鎮化質量低下的解決應注重從人口城鎮化的角度入手，且著重關注人口實質性的城鎮化，而非單純數字指標上的城鎮化。在提高外來人口融入程度從而改善人口實質城鎮化情況時，應注重從兩頭抓起，即流出地相關部門和流入地相關部門。在流出地，相關部門應著重關注流出人口自身素質的提高，且要注意針對不同群體有不同的著重點。如對年齡較長者應注重工作之余的技術培訓和能力更新，對年齡較輕者應注重基礎教育的完善及教育程度的提高；對女性要更注重經濟技能及社會交往能力的提高，對男性則要提供其未來可能面對的較大壓力的疏導。在流入地，相關部門則應著重于外來人口接納政策的完善，深入了解當地外來人口的狀態，分析其在當前階段更好地融入當地所面臨的最大阻力，針對性地提供幫助及相關解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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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grant population degree of integration during

urbanization in Beijing: taking Haidia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YANG Fan1,2, LIU Qiaoyun1, GAN Lin1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al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used a field survey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Using survey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th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built an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material, social, and mental integration. Using a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sex, age, education, time living in Beij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home town and Beijing, and the home town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n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igrant population's integration level in Haidian District is low, the actual urbanization level is only 68%. Social integration is higher than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is higher than material integration. Using the time living in Beijing,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aterial and social aspects improved a lot after 3~5 years, and stayed stable thereaft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ntal aspect remained the same. The primary factors influencing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clude the distance between hometown and Beijing, age, sex, education, time living in Beijing, and the growing sense of integration, from mental, through social, up to material aspects.

Keywords：urbanization quality; external population; Haidian district; linear model; material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mental integration

通信作者：楊帆,E-mail:yangfan081010@126.com.

作者簡介：楊帆(1988-)，女，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7-26.網絡出版日期：2015-11-23.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7043(2015)12-1647-06

doi:10.11990/jheu.201507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