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紡織工業的區域關聯與空間溢出效應

朱 勤，于斌斌

(1.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浙江杭州 310018;2.浙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浙江杭州 310018)

自1994年以來，中國紡織產品出口一直位居世界首位，棉紗、棉布、呢絨、絲織品、化纖和服裝的產量均居世界第一，并且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服裝消費國之一。但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紡織工業增速及全行業效益下滑趨勢顯著，出口壓力陡增，產業鏈前端的棉紡、化纖等行業虧損嚴重。這使中國紡織工業飽受爭議，曾一度被稱為夕陽產業、風險產業、過剩產業和減順差產業。持此觀點的學者大都僅注意到了中國紡織工業在數量和速度指標上的變化，而忽略了紡織工業的區域關聯效應，尤其是對民生、就業、出口、城鎮化等方面的重要支撐作用［1］。目前，中國紡織工業涉及紡織企業45萬余家(規模以上企業4.64萬家和規模以下企業40多萬家)和紡織工人2000多萬人(其中70%是農民工)，關乎棉花、種桑、養蠶、養牛、養羊等1億農戶的生計問題［2］，紡織產品出口一旦受挫，中國整體的工業發展和就業問題將會受到嚴重威脅。這也是2009年國務院出臺《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對紡織工業進行重新定位的原因所在。

近年來，紡織工業發展出現了基于紡織又超越紡織的新趨勢:天然元素融入紡織原料，功能性纖維、新型環保材料、新型紡織面料等陸續問世，市場潛力巨大;產業用紡織品的許多新技術、新材料不斷涌現，并廣泛應用于建筑工程、生命科學、航空航天、醫療行業、節能環保、清潔能源等行業，發展前景廣闊;紡織產業鏈從PTA、化纖、織布、印染、家紡、服裝、紡機等制造型產業向創意設計、品牌經營、科技創新、中介服務、現代物流、會展經濟、電子商務等服務型產業不斷延伸、創新和重構。這些發展趨勢不僅進一步提高了紡織工業的勞動生產率，而且增強了紡織工業的技術溢出效應和區域關聯效應。

本文將重點關注: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紡織工業究竟構建了怎樣的區域關聯性，空間溢出效應有多大，發展趨勢又如何。這些問題對正確認識中國紡織工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如何推動其轉型升級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1 中國紡織工業區域關聯的特征事實

1.1 與新興產業深度融合

從行業分類看，紡織工業包括化纖、棉紡、毛紡、麻紡、絲綢、印染、針織、服裝、家用紡織品、產業用紡織品、紡織機械等11個子產業。從價值鏈角度看，紡織工業的開放性價值系統，不但是紡織工業整體及特定子產業從制造、研發、涉及、采購、物流、會展、營銷到品牌服務等所有價值鏈環節構成的經濟系統［3］，還包括紡織工業各產業鏈環節或子產業與其他產業通過產業鏈嫁接和技術鏈創新而重新構建的價值復雜系統。與傳統的紡織工業概念相比，它已經突破了行業界限與價值隔離，將所有為紡織工業發展作出貢獻或接受其影響的環節均視為紡織工業的價值環節，因此，紡織工業是一個關聯產業的綜合概念，這也為紡織工業與新興產業的融合發展奠定了理論與實踐基礎。圖1示出生產鏈中紡織工業和新興產業的生產邊界?？梢钥闯?，紡織工業與新興產業的融合方式有2種:一是紡織材料通過技術創新作為新材料應用到新興產業中;二是紡織工業中間產品或終端產品通過技術創新后融入到新興產業的生產過程中。鑒于此，中國紡織工業在產業鏈不斷拓展的同時，各個環節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催生出很多新興產業，使紡織工業的產業邊界不斷擴容。而且，很多新興產業逐漸成長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尤其是在新材料(如多功能型紡織纖維)、節能環保(如環保型印染助劑)、高端裝備制造業(如智能化紡織機械)等產業領域，從而增強了中國紡織工業區域關聯效應。

圖1 產業鏈中紡織工業和新興產業的生產邊界Fig.1 Production frontier of textile industry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in industrial chain

1.2 紡織工業的內移特征

產業轉移被認為是紡織工業空間布局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有效途徑?？v觀世界紡織工業的3次國際轉移，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低廉是推動紡織工業轉移的主要驅動力［4－5］。對于東部沿海地區而言，紡織工業門類齊全、產業鏈完整，但在研發設計和營銷網絡等高附加值環節依然薄弱，并且伴隨著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而陷入“內移”還是“外遷”的兩難境地，導致產業轉移尚處于“試水”階段。通過對2012年中國紡織工業投資環境與越南、印度、泰國等部分東南亞國家的橫向比較發現［6］:一方面，雖然中國的整體國際競爭力水平超過其他東南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差距并不明顯，即產業轉移并不存在顯著的“梯度差”或“區域勢差”;另一方面，中國在基礎條件(如基礎設施、宏觀環境、健康教育)、效率評價(如市場規模)、創新能力(如R＆D技術創新)等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國內投資環境相對成熟，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比較［6］見表1。這反映了中國紡織工業“內移”比“外遷”更具實踐性。

表1 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全球競爭力指數(GCI)的比較Tab.1 Comparison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between china and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紡織工業空間布局由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內移”成為調整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方式。自中國工業與信息部2009年出臺《關于推進紡織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以來，中央政府和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針對紡織工業的轉移與承接編制出臺了很多發展規劃和優惠政策，其中安徽的《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和甘肅的《蘭州新區總體規劃(2011—2030)》分別在2010年和2012年獲得獲國務院批復。截止2012年底，中西部地區規模以上紡織工業產值在全國的比重達到了21.8%，比2009年提高了6.3%;中西部地區規模以上的紡織服裝企業工業總產值比重達21.9%，比2009年提高10.3%;中西部的紗、布產量占全國的41.7%和26.8%，比2009年分別提高7.9%和5.2%。需要指出的是，中部6省(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河北)對于紡織工業的承接績效尤為顯著，規模以上紡織工業的產值占比達16.6%，比2009年增加3.8%。在2009—2012年間，江西、河南、遼寧、湖北、湖南、安徽、四川和河北8個省份的服裝制造業產值增長超過1倍。以江西省為例，在2009—2012年期間，江西紡織工業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603.6億元，分別占全國及中部6省同行業的7.6%和23.5%。截止2012年底，江西紡織工業完成工業增加值349億元，較2009年增長1.3倍，年均增長32.5%;規模以上紡織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達到1471億元，較2009年增長1.5倍，年均增長35.6%，成為全省第5大優勢產業;實現利稅總額140.3億元，較2009年增長2.5倍，年均增長51.9%，其中，利潤 82.4億元，較 2009年增長2.2倍，年均增長47.7%。這表明，中西部地區已通過紡織原料和生產加工環節的轉移與東部地區的紡織工業形成了緊密的區域關聯效應。

1.3 出口導向到國內外市場聯動

中國紡織工業約30%的產品銷往國際市場，2007年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達1756億美元，年均增長18.7%，比2000年增長2.3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14.4%，占國際市場同類產品貿易額的30%，國際市場占有率連續十余年居世界首位。但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紡織工業的外貿出口造成了很大沖擊，2008年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1851.7億美元，同比增長 8.2%，增幅比 2007年下滑 10.5%。2012年1—12月，中國紡織品服裝累計出口2626億美元，同比增長3.3%，若扣除價格因素，出口量同比下降0.6%。出口導向型戰略雖然對中國紡織工業的前期發展具有拉動作用，但從長期看，這僅適用于人口較小、市場狹小的國家。而中國人口眾多，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造就了龐大的國內市場，出口導向型戰略使很多紡織企業不重視國內市場，從而未能建立起以企業為主導的本土價值鏈(national value chain，NVC)，因而更不重視培育和積累具有競爭力的高級要素［7］。因此，依靠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要素，以代工或貼牌形式嵌入高級要素主導的全球價值鏈(GVC)，便成為地方政府和紡織企業繞過艱難的高級要素培育積累階段來獲得分工收益的捷徑，但是，出口導向型戰略下僅依靠低端要素驅動切入GVC最終會由于國際市場需求劇變和生產成本上升而走到盡頭。在此意義上，國際金融危機成為中國紡織工業的市場戰略調整、構建國內外市場關聯的一次契機。在中國紡織工業出口受挫的情況下，內銷增速較大。2012年1—12月，全國限額以上服裝鞋帽、針紡織品零售額同比增長18%。面對發達國家對高附加值環節的“凝固式”鎖定［8］，中國紡織工業唯有實現國內和國際市場聯動發展才能突破這一鎖鏈。

2 空間自相關性分析

判斷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空間相關性問題可通過Moran's I指數進行檢驗［9－11］。而中國紡織工業無論是產業邊界擴容、空間布局內移、市場戰略調整還是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的變遷，其最終目的都是進一步提升勞動生產率及構建基于NVC的國際競爭力，因此，本文采用M來表示Moran's I指數，以檢驗中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空間自相關性。該指數定義如下:

本文將通過Moran's I指數分析1999—2011年各個省份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空間自相關性。通過計算發現，中國內地31個省份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Moran's I指數在2006—2011年間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2示出1999—2011年中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Moran's I指數?？梢钥闯?，在1999—2001年間，Moran's I指數都通過了1%的極顯著性檢驗，并依次遞增且達到最大值(0.3774)，這反映了該時期內，經濟軟著陸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中國紡織工業提供了難得的發展契機，各省份紡織工業的集聚效應不斷增強，勞動生產率普遍增長;在2002—2005年間，Moran's I指數由最大值開始下降，但基本保持顯著并趨于平穩，原因是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快速崛起的不斷深入，使東、中、西地區紡織工業的發展聯系更加緊密(例如:中西部地區開始承接紡織產業轉移、東部地區增加對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等);在2006—2007年間，Moran's I指數均不顯著，這意味著，隨著中國在2005年取消全球紡織品配額，國外的紡織品大量涌入中國以及中國紡織工業注重擴大出口，減弱了各省份之間的區域關聯性，而轉向與國際市場構建貿易關聯;在2008—2011年間，Moran's I指數均不顯著且呈現負相關，這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國際紡織品的市場需求迅速萎縮，中國各省份尤其是東部地區的紡織工業因出口導向型模式的終結而陷入產能相對過剩的困境，導致各省份的紡織工業因競爭激烈而呈現出空間關聯的負效應。這也從另外一層面看出，中國各個省份在2008年以后開始利用自身特點和優勢發展紡織工業，且各地對紡織工業的重視程度不一。

表2 1999—2011年中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Moran's I指數Tab.2 Moran's I indexes of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labor productivity in 1999—2011

在地域廣袤的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關聯狀況具有不同的特征。選取中國勞動生產率在4個代表性年份的空間相關性進行分析:中國勞動生產率開始明顯增長的1998年，達到最大值的2005年，勞動生產率分化的2008年和分化最大的2011年處于空間正相關關系的省份從1999年的24個、2005年的21個、2008年的19個降到了2011年13個，而處于空間負相關關系的省份卻由1999年7個、2005年10個、2008年的12個增至2011年的18個。這種變化趨勢進一步表明，中國紡織工業的區域關聯性逐漸由正效應變為負效應，較高(低)勞動生產率的地區被更多的具有較低(高)勞動生產率的地區包圍。其主要原因可能有:對東部地區而言，紡織工業通過技術創新、與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發展及將勞動密集型環節向中西部轉移等方式，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而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由于近幾年大幅承接(甚至有些地區是盲目承接)東部地區的紡織工業轉移，紡織工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比重不斷提高，從而拉大了與東部地區勞動生產率的差距。雖然中國紡織工業整體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但是由于中國紡織工業(尤其是東部地區)在技術、空間、市場等方面的結構性變遷使中國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差異有拉大的趨勢。

3 模型設定與計量分析

空間自相關性分析解釋了中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存在的區域集聚或離散效應，但是結構性因素在影響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是否也存在空間效應?作用方向和程度如何?這需要進一步進行多變量分析。

3.1 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中國紡織工業的產出可用一般生產函數描述為

式中:Y表示實際產出;A為由區位條件決定的全要素生產率;K為資本存量;L表示勞動力存量。若假設f(K，L)為一次其次函數，即受規模報酬不變的約束，可對上述公式的兩邊同時除以L可得:

采用生產函數并取對數，可以得到勞動生產率的基本模型:

本文對上述模型進一步拓展，建立空間計量模型為

式中:lny為被解釋變量，即勞動生產率的對數值;lnk為解釋變量，表示勞動資本存量的對數值;X為控制變量集合;ξ為隨機擾動項;W為空間權數矩陣(同上);ρ和λ分別為空間滯后回歸系數和空間誤差系數，反映了臨近地區之間的空間溢出效應。當ρ=0時，空間計量模型被稱為空間滯后模型或SLM面板數據模型;當λ=0時，空間計量模型被稱為空間誤差模型或SEM面板數據模型。該部分的數據來源于2000—2012年《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中1999—2011年的各省區的面板數據。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勞動生產率，用中國及各省區的紡織工業總產值與就業人數的比值表示。根據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定位、特征事實、區域關聯性以及數據的可得性，解釋變量的選取包括:1)勞動資本存量(lgC)，本文用紡織工業固定資產與就業人數之比的對數來表示;2)就業密度(E)，中國紡織工業的勞動密集型特征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支撐，本文用紡織工業就業人數與地區工業總就業人數之比來表示;3)集聚規模 (A)，Ciccone［12］、Brulhart等［13］對產業集聚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進行檢驗發現，集聚外部性對地區勞動生產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本文用采用紡織工業總產值占地區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表示;4)產業結構(S)，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調整是促進產業升級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合理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對于提高中國紡織工業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和經營風險，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14］;本文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5)基礎設施(I)，良好的基礎設施有助于降低紡織工業的運輸成本，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交流，本文選取高速公路占地區公路里程的比重來反映該地區的基礎設施情況;6)政府干預程度(G)，中國紡織工業作為傳統產業受政策變化的影響非常顯著，典型的是在紡織產業轉移與承接中地方政府關于“騰龍換鳥”與“筑巢引鳳”的政策引導，本文將以地區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反映政府的經濟參與程度;7)外商直接投資(F)，一個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可以增加該地區的資本存量，還通過產業關聯和技術溢出效應能夠顯著提高紡織工業的勞動生產率［15］，由于各省市紡織工業外商直接投資數據的缺失，本文以一個地區年度利用的實際外商投資額(按歷年人民幣匯率的平均價格折算)占當年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重作為代理變量。

3.2 計量結果分析

考慮中國各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將中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3個地區。按照通常的區域規劃習慣，可將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11個省市作為東部地區，把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個省作為中部地區，把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1個省市作為西部地區。根據各指標描述性統計，東部地區的紡織工業在勞動生產率、勞動資本存量、就業密度、集聚規模、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和利用外資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而在政府干預程度方面，西部地區明顯高于中部和東部地區。這表明，一方面，東部地區無論在市場條件、基礎設施還是外資環境等方面對于發揮中國紡織工業的集聚效益和規模經濟仍然具有很強的重要性和吸引力，在勞動生產率繼續大幅提升的前提下，紡織工業仍有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中國3大區域紡織工業的集聚程度差異較大，中西部地區由于產業規模小、基礎設施差、市場化程度低，在紡織工業的發展布局中仍以地方政府推動為主。

為了分析中國紡織工業的區域關聯效應，本文分別建立了普通面板模型(FEM)、空間滯后模型(SLM)和空間誤差模型(SEM)，其中FEM模型使用OLS估計法，SLM模型和SEM模型均使用ML估計法。表3示出中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分地區的回歸結果。根據表3的估計結果，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的SLM模型和SEM模型的空間擬合度(調整后R2)都顯著大于(FEM)模型，進一步驗證了中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存在區域關聯效應。同時，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的空間誤差系數(λ)都通過了5%或1%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SEM模型的結果更具穩健性且相鄰地區之間的負向影響更加顯著。因此，本文主要對SEM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解釋。

表3 中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分地區的回歸結果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labor productivity

第一，勞動資本存量對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都通過10%或1%的顯著性檢驗，其中對東部地區的影響為負。這表明，中西部地區已經成為中國紡織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核心區域，尤其是西部地區的勞動資本存量每提高1%，會使該地區紡織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247.9%;而對于東部地區而言，紡織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逐漸下降，且勞動資本存量每下降1%會使該地區紡織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13.3%。這也為中國紡織工業的內遷提供了理論和實踐支撐。

第二，就業密度對全國及中西部地區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負，而對東部地區的影響顯著為正。這意味著，對于全國及中西部地區而言，紡織工業的就業密度越低，紡織工業的勞動生產率越高，而東部地區正好相反。也就是說，東部地區紡織工業通過與新興產業融合、技術創新、市場轉換和產業轉移，產業結構呈現高級化調整的趨勢且需要大量高端紡織人才，從而使就業密度與勞動生產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全國及中西部地區的紡織工業仍然處于低端化鎖定的勞動密集型階段，導致就業密度的增加會進一步降低勞動生產率。

第三，集聚規模對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紡織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都有1%的極顯著正向影響。這說明，由于紡織工業門類眾多且產業鏈不斷拓展、延伸，產業集聚形成的專業化分工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動力來源［16］。另外，產業集聚還可以通過技術外溢、人力資本外部性和本地市場效應能夠顯著提高當地紡織工業的勞動生產率。

第四，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調整，對于全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是對于東、中、西部地區卻有1%的極顯著正向影響。這表明，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對于東、中、西部地區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尤其是西部地區(β =19.256，p=0.01)紡織工業的發展更加需要相應的配套服務。

第五，基礎設施建設對于全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也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是對于東部和西部地區卻有1%的極顯著負向影響，而對于中部地區有10%的顯著正向影響。同時，政府干預程度對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都呈現出顯著或極顯著的負向影響。通過這兩項指標的綜合分析可知，由于過多的政府干預對中國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存在明顯的阻礙作用，中央及地方政府無論是針對紡織工業的轉移與承接還是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應堅持以市場化為主導，避免因強制轉移而出現產業空心化或因強制承接而導致對當地產業結構或環境資源產生的負向效應。

第六，外商直接投資對全國及中部地區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對于東西部地區卻呈現1%的極顯著正向影響。其原因:一是國際環境變化及中國紡織工業市場戰略向國內的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作用下降;二是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的紡織工業就在產業結構、技術創新及國際貿易等方面與外商直接投資構建起了緊密的經濟聯系，從而導致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并沒有迅速降低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效應;三是外商對西部地區紡織纖維原料的種植與生產加工的投資顯著增加。

4 結論

紡織工業是中國國民經濟中具有基礎性、民生性和戰略性意義的傳統優勢產業，在三農、出口、就業、城鎮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科技進步和紡織產業鏈的拓展，中國紡織工業的結構變遷呈現出新的變化:1)紡織工業產業鏈和價值鏈開始由制造業向服務業進行跨產業的拓展，呈現出較強制造業服務化的趨勢，并且產業鏈各環節不斷與新興技術融合，孕育出很多新興產業，導致紡織工業的產業邊界不斷擴容;2)由于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經濟之間并未形成顯著的梯度勢差，隨著中西部地區紡織工業基礎的日益完善，中國紡織工業內遷的趨勢和時機漸趨成熟;3)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紡織工業的出口導向型模式終結，隨之中西部地區成為拉動中國紡織品出口的中堅力量，而東部地區則注重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調整且開始轉向國內市場的拓展;4)紡織原料的技術創新和紡織品銷售的電子商務模式是中國紡織工業發展新動力和新趨勢。

本文基于中國1999—2011年31個省市)的相關數據，測量了中國紡織工業的空間自相關性，運用空間面板模型研究了中國紡織工業的區域關聯效應。結果表明:1)雖然中國紡織工業整體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但是由于紡織工業的空間自相關性逐漸由正效應轉向負效應，并且紡織工業在技術創新、空間調整、市場轉換等方面的結構性變遷使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差異有拉大的趨勢;2)勞動資本存量和就業密度對東、中、西部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差異較大，即勞動資本存量的增加能顯著提升中西部的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東部的勞動生產率，而就業密度的影響則相反;3)推動產業集聚、增加外商直接投資以及加快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調整都能夠顯著提高東、中、西部地區紡織工業的勞動生產率;4)政府干預程度對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紡織工業勞動生產率都呈現出顯著或極顯著的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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