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計量分析視域下的中國苗族姓名研究現狀

李筑艷

摘要：為了客觀地評價我國苗學研究中姓名研究領域的現狀，以貴州省數字圖書館收錄的1979年以來國內有關研究論著為材料，從文獻計量學角度進行分析，旨在揭示我國當代苗學研究中個人命名制度領域的學術趨勢和特征，為苗族專名學或名物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參考。

關鍵詞：文獻計量分析；苗族；個人命名制度

中圖分類號：G2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5）01-0111-07

一、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苗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涌現出了成千上萬的論著，但其具體發展態勢和內涵基本特征如何，卻還不得而知。亟待有效地利用信息科學技術的應用成果——中文文獻數據庫共享平臺，開展一系列的文獻計量分析和知識圖譜研究，進行系統梳理、科學評價、歸納總結，才能把握這30多年來苗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和規律。尤其是在當下知識大爆炸、學術文獻海量積累、大數據技術發揮日益重要作用的時代背景下，這樣的研究對于學者們快速地把握學術前沿動態和發展走向，愈發顯得重要。為此，我們嘗試運用基于大數據平臺檢索的文獻計量分析和知識圖譜方法，對中國苗學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和成就，開展以領域為單元的一系列實證分析研究，本文對苗族個人命名制度研究現狀的梳理和評析即是這項研究計劃前期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眾所周知，無論在哪個民族社會中，每個人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名字，它是自己存在的標號，是伴隨自己的生命符碼，而每個民族的個人命名法都是自成體系的文化現象集合。正因為如此，姓名制度或人名命名法長期以來在國際上一直都是人類學研究者十分關注的研究主題之一，在國內學術界也一直是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比較重要但往往容易被忽視的領域。這方面的研究在苗學整體發展中是否取得進步？有了哪些進展？無疑都可以成為檢視苗學研究深度和廣度的一個重要切八點，當然，這樣的檢視只有通過量化分析和質性分析相結合的文獻分析才有可能實現。文獻計量學是一門以文獻體系和文獻計量特征為研究對象、采用統計學等量化分析方法來評價和預測學科領域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的圖書情報學分支學科，其研究方法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已經趨于成熟完善并得到了全球性的學術認可。為了客觀地評價我國苗學研究中姓名研究領域的現狀，我們以貴州省數字圖書館收錄的1979以來國內有關研究論著為材料，從文獻計量學角度進行分析，旨在揭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苗學研究中個人命名制度領域的學術趨勢和特征，為苗族專名學或名物學研究乃至整個苗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參考。

本文的資料來源主要是貴州數字圖書館的“一站式”大數據檢索平臺，其中包含了中國知網的中文期刊文獻數字資源和超星、讀秀的中文著作文獻數字資源。在具體實施方法上，著重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苗學中的苗族個人命名制度研究領域的分析，首先是將數據資料分成論文和析出文獻兩大部分，然后從數量年代分布、作者頻率分布、期刊或出版社分布、研究主題分布等幾個方面來分別進行統計分析，最后依據數據分析的結果，對該領域發展的要點和特點進行歸納總結。

二、期刊論文計量分析

（一）期刊論文數量趨勢與時間分布

筆者于2014年12月進入貴州數字圖書館，使用“中文期刊專業檢索”，以“人名、姓名、姓氏、名字、命名、連名”為布爾選項（Bodean）關鍵詞，并同時以“苗族”為限制性關鍵詞和主題詞，對1979年以來的論著進行檢索，剔除不相關的文獻后，所得的相關論文數量為37篇。按年代早晚順序排列的各年發表論文情況，如表1所示。

對發文量及其變化趨勢進行時間階段序列的分析是文獻計量分析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評價一個學科或領域發展態勢的重要途徑。運用文獻計量的方法來分析，將苗族個人命名制的研究劃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9年，共發表論文12篇，占全部論文總數的32.4%。該階段論文質量較高，有7篇分別發表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上，占該階段發文總量的58.3%。最早是1979年王春德發表在《民族語文》上的《苗族人名的翻譯》一文。該文主要是針對苗族民間文學整理過程中對苗族人名進行漢字轉寫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

第二階段：1990-1999年，共發表論文16篇，占全部論文總數的43.2%，無論是實際的數量還是比例的數字都表明，這段時間是學者們研究苗族個人命名制并發表相關論文的高峰期，已占據全部文獻的1/3以上部分。其中有7篇分別發表在核心期刊上，占該階段發文總量43.8%，說明研究的水平和質量也比前一階段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第三階段：2000-2009年，這10年間共發表論文6篇，占全部論文總數的16.2%，僅有1篇發表在核心期刊上，占該階段發文總量的16.7%。這組統計數據表明，學者們對苗族個人命名制的研究興趣有了明顯的下降，無論是研究成果的數量還是質量都遠不如第一和第二階段。

第四階段：2010-2014年，這5年間共發表論文3篇，占全部論文總數的8.1%。尚無任何論文屬于中文核心期刊論文。按前一階段的發展走向和這一階段前5年的數據表現，從趨勢學的角度預測，21世紀的第2個10年里對該領域的研究，如果不給予指導性重視的話，可能在數量上和質量上會比第三階段還要低落。

（二）期刊論文的發刊分布

上述的37篇論文在期刊分布上有何規律和特點呢？統計數據表明他們分別是在24種期刊上發表的。其中有16篇論文刊發在《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民族語文》《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貴州民族研究》《學術論壇》《廣西民族研究》《吉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8種核心期刊上，占總論文數量的43.2%；其他則散見于《貴州文史叢刊》《民族論壇》以及各大學學報等16種刊物。從數據中可以看出，苗族姓名研究的論文發表較分散且不均衡。對刊載苗族姓名研究論文的期刊按相關論文多至少排序，可以發現，排在前7位的期刊（貴州民族研究、民族研究、民族論壇、吉首大學學報、民族語文、貴州文史叢刊、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共累計載文量20篇，占所統計論文總數的54.1%，說明這些刊物在該領域研究成果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學術代表性。同時，也說明苗族姓名研究論文的發表主要集中在民族研究領域刊物和民族地區高校學報刊物，也散見于文學、語言學等領域的刊物。

（三）期刊論文的主題分布

通過對期刊論文的內容提要或核心問題進行分析，大致可將關于苗族個人命名制或姓名研究的論文主題分成4類：姓名（人名、姓氏）、父子連名（親子連名）、家譜和譜牒、人名翻譯（漢譯）。

第一類：姓名（人名、姓氏），這類主題的研究論文共有25篇，占總文章篇數的67.6%。其研究的內容或核心問題包括：苗族姓名、姓氏、人名與風俗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的苗族地區的取名規律，等等。

第二類：父子連名（親子連名），這類主題的研究論文共有6篇，占總文章篇數的16.2%，主要研究內容包括：父子連名制、親子連名制、連名制度的基本結構類型、父親與子女連名習俗中的詞匯、父子連名制的社會功能，等等。

第三類：家譜、譜牒，這類主題的研究論文總共只有3篇，占總文章篇數的8.1%，其研究的核心問題主要包括：譜牒鉤沉、苗族家譜、族譜的特點，等等。

第四類：人名翻譯（漢譯），這一研究主題目前只有2篇文章，占總文章篇數的5.3%，主要研究內容為苗族人名的漢譯、苗族姓名的漢字轉寫法。

在以上4類主題的相關期刊文獻中，似以研究苗姓、父子連名（親子連名）、苗名漢譯等方面問題的論文最能體現出苗族的文化歷史特點，也比較有學術深度。

（四）期刊論文的作者分布

對一個學科或領域期刊論文的作者進行統計分析，是文獻計量學或信息計量學賴以識別核心研究人員或核心作者群、評估科研生產力的基本方法之一。改革開放以來苗族個人命名制或苗族姓名研究的主要是哪些人開展的，哪些學者在這個領域做出了貢獻，這也是該領域文獻計量分析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筆者對檢索到的論文的作者按論文數量做了初略的統計，如表3所示。

從表中數據可見，這一研究領域的相關期刊論文的學者群（作者群）主要由宇曉（龍宇曉）、萬昌勝、王春德、古文鳳、禮酒（李廷貴）、龍炳文、喬朝新、吳一文、吳曉東、吳德坤、吳曦云、張正清、張惠泉、張應和、張曉、張運、張毅萍、李天翼、楊庭碩、楊光全、楊軍、沈飛、肖尊田、羅興貴、苗笛、侯健、賈明祖、笛翁、潘世仁、黃佳運、燕寶（王維寧）等30人構成。龍宇曉在1979-2014年發表了4篇相關論文，其中2篇發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但是通過檢測年代的數據后發現，他的這些文章都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來再無相關論文發表于期刊。其他作者的相關論文絕大多數是發表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

（五）期刊論文影響力

按照文獻計量學的理論，期刊論文被同行學者引用的頻次是評判一篇或一組學術論文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大影響力的基本指標。在中國苗學的姓名研究相關論文中，哪些文章比較重要，哪些文章具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力？這無疑也應該是評價中國苗族姓名研究發展現狀的重要指標之一。筆者將2014年12月底通過檢索中國知網的中文期刊論文數據庫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心數據庫而獲得的數據，整理成了表格（見表4）。從表格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1979-2014年問發表的38篇關于苗族姓名的期刊論文中，只有8篇被引用1次或以上，只有4篇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過，被引用頻次最高的是龍宇曉關于苗族親子連名制的2篇核心期刊論文。其中龍宇曉的《中國苗族親子連名制初探》和燕寶的《苗族姓氏人名考》，在被引用的同時也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影響力較大。被引用或全文轉載的文章絕大多數都是發表于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的學術性的論文，或者是出自權威學術機構或苗族學術團體資深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

（六）期刊論文分析小結

從期刊論文的檢索統計數量上看，這一領域研究的成果主要出現在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這個時間段。進入21世紀以來，這方面的研究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出現了明顯下降。這種變化表明，學界和學者們對于苗族命名制度或姓名文化在苗文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還認識不足，這方面的研究還亟待加強。

三、著作析出文獻計量分析

盡管這一領域尚無專門的學術專著出現，但不少著作中含有關于姓氏或人名的章節，所以我們在期刊論文數據和論文集析出論文數據之外，對著作相關章節析出文獻方面的數據也作了檢索、統計和分析。相應地，為了更好地體現本領域析出文獻的特點，本文的析出文獻數據及相關分析包含了專著相關章節析出文獻和論文集析出文獻。

（一）著作析出文獻數量及時間分布

通過使用貴州數字圖書館的“中文圖書專業檢索”工具，同樣也以“人名、姓名、姓氏、名字、命名、連名”為布爾選項（Boolean）關鍵詞或主題詞，并同時以“苗族”為限制性關鍵詞和主題詞，對1979-2014年問的文獻進行檢索，在結果中剔除了不相關的圖書文獻后，得到含有相關內容的公開出版圖書85冊（種），如表5所示。

為了與期刊論文分析的時間序列保持一致，同樣也將苗族個人命名制或苗族姓名相關的著作析出文獻發展過程劃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9年。其間出版有相關析出內容的著作3冊，只占全部相關析出文獻總數的3.5%，表明在這時期，苗族人的姓名雖已引起學者的關注。但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第二階段：1990-1999年。其間出版有相關析出內容的著作26冊，占全部析出文獻總數的30.6%，表明苗族姓名制度已引起更多專家學者的關注，但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研究性的著作只有12冊，大多數是一般的介紹性內容，缺乏細節性的內容和研究深度。

第三階段：2000-2009年。其間出版有相關析出內容的著作46冊，占全部析出文獻總數的54.1%，表明有關苗族姓名的論述已成為中文苗學著作的一個重要知識點，但學術性著作僅有8冊，絕大多數相關著作的相關章節內容屬于一般介紹性的類型，缺乏細節性的內容和研究深度，而且許多內容都是20個世紀調查研究論著的重新編輯出版。

第四階段：2010-2014年。其間出版有相關析出內容的著作10冊，占全部析出文獻總數的11.8%，相關內容幾乎全部是一般介紹性內容或20世紀90年代研究成果的翻版，沒有什么新的知識貢獻，說明人們對于苗族姓名的關注程度和研究興趣已經變得非常低了。

（二）著作析出文獻的出版社分布

統計顯示，含有苗族姓名相關內容（析出文獻）的85冊（種）著作，分別是在42家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數據表明，苗族姓名研究相關析出文獻著作出版較分散且不均衡，現將出版有苗族姓名相關析出文獻的出版社，按相關著作數量由多至少排序如下（見表6）：

其中貴州民族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5家出版社，出版的著作41冊，占所統計著作總數的48.2%。說明這些出版社具有一定的學術代表性，同時說明苗族姓名研究的相關著作析出文獻主要集中在西南民族地區的省級出版社或從事民族專業的出版社出版，而其余的44種相關著作析出文獻則是零星地也散見于其他37家不同的出版社。

（三）相關著作析出文獻的主題分布

通過對著作中與苗族姓名相關的析出文獻主題進行分布統計，可以得知，這些析出文獻的核心內容主題分布如下：第一，姓名（人名、姓氏）相關的析出文獻共有80條，占總數的94.1%；第二，父子連名（親子連名）相關的著作析出文獻共有4條，占總數的4.7%；第三，家譜、譜牒相關的析出文獻共1條，占總數的1.1%。

（四）相關著作析出文獻的作者分布

檢索統計的結果表明，出版過相關著作析出文獻的作者總共有56名（如表7所示）。其中出版頻次最高的是著名苗族史學家伍新福，頻次為4；其次高的是身為苗族的民族學專家古文鳳和楊昌文，頻次均為3；王泉根、龍宇曉、李錦平、侯健、胡起望等5人的出版頻次都是2；其余的48位作者出版相關著作析出文獻的頻次為1。

四、結論

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有關苗族個人命名制或姓名制度的研究文獻進行檢索、統計和分析，我們了解到中國苗學在這一領域有了一定的學術積累，涌現了一批成果。這方面的研究論著為苗學研究的主題拓展和分析的深化，為苗族固有文化特色的挖掘，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綜合期刊論文和析出文獻的數據來看，伍新福、龍宇曉、古文鳳、侯健、胡起望、吳曉東、楊昌文等學者構成了該領域學術論著的核心作者群。然而，遺憾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這方面的研究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出現了下降的趨勢，除了侯健之外，其他核心作者幾乎都沒有再繼續跟進該領域的研究，不僅是相關期刊論文已很少出現，而且析出文獻中較有深度的作品也大多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調研成果的重版。這種變化趨勢的主要原因可能與近三四年來苗族文化的漢化性變遷有關。一是現實生活中苗族人的姓名制度越來越與漢族趨同，中青年苗族人中知道苗族有本民族姓名制度（如苗姓、苗名等）的人越來越少。苗姓苗名等苗族原有的能夠體現民族性和特色的文化元素已經處在快速消亡之中，所以相關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基礎。二是近年來學術研究存在浮躁之風，不少人喜歡流于表面現象的高談闊論，肯下苦功夫去挖掘民族文化深層內涵和本體要素的人畢竟不多。苗語姓氏和苗名的研究，既需要有民族學或民族歷史學的專業訓練和民族語言文化方面的良好素養，也要求細心梳理資料和潛心于偏遠苗族村寨的田野調查，具有一定的難度。上述的研究變化表明，苗族個人命名制或姓名的研究亟需加強，苗學研究者們應該對苗族固有的姓名文化給予足夠的重視，力爭在苗語姓名尚未徹底消亡之前將其盡可能多地搶救記錄下來并加以分析整理，為苗族人保留一份歷史遺產，也為學術研究留下珍貴的研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