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農業推廣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組織鄰近性的視角

高啟杰 姚云浩 董 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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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農業推廣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組織鄰近性的視角

高啟杰 姚云浩 董 杲

近年來，我國政府主導的一元化多線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逐漸向多元化的農技推廣體系轉變。鑒于各類推廣組織間溝通與互動的現狀，建立多元化合作型農業推廣體系已迫在眉睫，2012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法》也為多元合作農業推廣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法律支撐。在合作農業推廣具體實踐中，為保障合作目標的實現、降低交易成本，推廣組織間形成了不同的合作模式，如農業技術轉讓、技術入股、聯合攻關、共建基地、人才培養與交流等。如何通過建立適宜的合作推廣模式以提升合作推廣的效率和效果越來越受到推廣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重視。然而當前此方面的研究多局限在多元農業推廣組織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等理論探討上，對合作農業推廣模式的類型、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等方面還缺乏深入研究，特別是缺乏定量的實證分析。本文通過建立有序 Lo-gistic模型，以6省60項合作農業推廣項目為樣本，探討影響合作農業推廣模式選擇的因素，并提出了相應建議。同時，在研究視角上引入“鄰近性”這一概念，強調組織間的多維鄰近性對合作模式選擇的重要影響，以期從新視角指導農業推廣機構的合作行為。

一、文獻回顧與模型構建

1．關于組織鄰近性的研究

鄰近性”英文為“Proximity”，也稱為接近性，簡單地說，是指網絡中不同主體間具有共性的“類”或“群”特征。馬歇爾在研究產業聚集中強調企業鄰近的好處，即鄰近的關系有利于勞動分工，知識外溢以及規?；a。法國鄰近動力學派首先提出鄰近性包含多維度的觀點，并基于互動主義和制度主義兩個視角進行鄰近性研究(李琳等，2013)。以Kirat等(1999)為代表的制度主義方法將鄰近性分為地理鄰近性、組織鄰近性、制度鄰近性，而以Torre等(1999)為代表的互動主義方法，只考慮地理鄰近性和組織鄰近性兩種形式，更強調了網絡關系的重要性。

本文將組織間的鄰近性劃分為地理鄰近性和組織鄰近性。地理鄰近性主要是指各推廣主體在空間上的接近程度，由于涉及交通運輸的成本和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程度，因而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在組織合作框架下，組織鄰近性是不同組織在合作中所存在的共同的屬性邏輯和認知邏輯的多少。所謂屬性邏輯是指不同組織內存在的固有的組織資源、組織結構、行為規則、慣例以及運行機制等；而認知邏輯是不同組織內以個體認知為基礎，在長期的實踐中基于組織自身的資源狀況、制度規則、知識技術結構、文化價值和經驗背景等所形成的組織層面的心理認知系統。組織鄰近性程度越強，組織間的心理認知系統就越相似，共享的認知邏輯就越多，就越可以在組織交互作用中理解對方的各種行為； 共同的屬性邏輯越多，知識就可以更加容易地實現跨組織邊界的轉移，推動隱性知識傳播。具體說來，組織鄰近性反映了潛在的組織網絡聯系程度以及組織特征的相似性程度，即揭示了如何進行有效合作的問題。本文進一步將組織鄰近性這一概念細分為組織資源鄰近、組織結構鄰近、組織關系鄰近和組織認知鄰近，前兩者屬于一種屬性邏輯，后兩者則屬于一種認知邏輯。

2．關于合作農業推廣的研究

我國學術界基本形成了構建多元農業推廣組織合作體系的普遍認同。高啟杰(1995)指出我國多元化的推廣組織之間缺乏有效的合作，推廣的組織體系要向多元化綜合型方向發展；李維生等(2007)認為應在加強現有農業技術推廣機構建設的基礎上，把農業科研、教育單位同時明確為農業技術推廣主體，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三元主體、多方參與”的農業技術推廣新模式；高啟杰(2009)在論述政府推廣組織和非政府推廣組織相結合時，明確提出構建多元化合作推廣體系；張淑云(2011)基于農戶評價的視角，分析了大學科研機構、龍頭企業和合作組織技術服務績效，并依托超循環理論建構了多元農技推廣體系；劉光哲(2012)提出了構建“一體兩翼蝴蝶”模式的多元化農業推廣體系。

目前，關于合作農業推廣的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還比較缺乏，與之相關的產學研合作研究可借鑒，如盧仁山(2010)將產學研合作分為松散型、較緊密型和緊密型合作模式，并指出從社會整體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產學研合作各方應采取緊密型合作模式，通過共同組建經濟實體可以實現最終產品市場的帕累托均衡；楊梅英等(2009)認為企業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都會對高新技術企業研發合作模式的選擇產生影響，前者包括企業規模、知識吸收能力等，后者包括市場競爭程度；盧山等(2012)認為技術商業價值、技術復雜性和成熟度等技術特性對校企科技合作模式的選擇存在一定的影響。但產學研合作只是合作農業推廣的一種合作模式，不同性質的推廣機構該選擇何種合作推廣模式以獲得最佳推廣效果仍需得到深入探討。

3．關于合作推廣模式的研究

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推廣主體間的合作模式多種多樣。從合作具體方式分，可以分為技術轉讓、技術入股、委托開發、共建基地、內部一體化等模式；按合作功能分，可分為人才培養型、研究開發型、生產經營型合作模式；從政府作用的角度，可以分成市場自發、政府引導、政府主導型合作模式；按推廣組織合作契約程度，則可分為市場交易型、合作聯盟型和縱向一體化型。結合合作農業推廣的實際情況，即合作推廣的內容具有復雜性，各種類型的合作方式間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相互聯系、彼此融合的，如市場交易型這種合作程度較淺的模式往往適合于技術轉讓、技術咨詢、委托開發等具體合作形式；技術咨詢模式中往往又伴有人才的培養與交流等具體合作內容等。因此，本文將合作農業推廣模式按合作程度劃分為低度、中低度、中度、中高度和高度合作5類，并進一步為其賦值，相關內容見表1。

表1 合作農業推廣模式及其賦值

本研究根據實地調研的基本情況，將影響合作農業推廣模式選擇的因素歸納為3個層面：一是組織間層面，包括不同推廣組織間的地理鄰近性和組織鄰近性，后者又細分為組織資源、結構、關系和認知鄰近，組織鄰近性一方面反映了主體間組織特性的相似性(Torre等，1999)，另一方面反映了組織內或組織間的一種關系安排或規制結構(Carrin-cazeaux等，2008)，一般來說，組織鄰近性越高，推廣機構越傾向于選擇合作聯盟或縱向一體化等高層次合作模式( 李琳等，2009；黨興華等，2013)。二是環境層面，包括多元農業推廣組織合作的外部一般環境和特殊任務環境兩方面，前者包括一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環境，后者涉及具體推廣的用戶、其他推廣組織、政府管理部門等對合作項目的影響(高啟杰，2009)，環境的動態性、復雜性和多元性導致合作模式的選擇差異。三是項目層面，即合作項目本身的技術復雜性、管理復雜性將影響合作模式選擇。當推廣技術本身、推廣管理過程越復雜時，推廣組織往往傾向于形成高層次緊密的合作模式，以減少項目實施風險和合作交易成本，保證合作推廣的持續績效。另外，項目合作的年限，不同推廣主體的組織性質，以及推廣技術的公共屬性也可能會影響組織合作模式的選擇。

基于上述分析，影響合作農業推廣模式的自變量及其含義、預期影響方向等情況見表 2。

表2 模型中作為自變量的各影響因素指標設計及預期影響

由于被解釋變量即合作農業推廣模式為有序多分類變量，本文采取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影響合作農業推廣模式的因素。本研究模型中，被解釋變量即合作農業推廣的模式為低度(Y1=1)、中低度(Y2=2)、中度(Y3=3)、中高度(Y4=4)和高度合作(Y5=5)五類，解釋變量包括組織間鄰近性各維度、推廣的一般環境和任務環境、推廣技術復雜度與管理復雜度、項目合作年限、被訪談組織性質以及推廣的技術屬性等，而所得回歸系數表示上述解釋變量對合作農業推廣模式選擇的影響方向與程度。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檢驗

1．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實地問卷調查，課題組于2012年9月至2014年9月間前往北京、天津、山東、廣東、安徽、四川等地，通過重點推廣機構走訪的形式，對不同類型推廣機構及其部分合作單位的主要負責人進行了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共獲得問卷60份，回收率和有效率為100%。調研問卷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被調研推廣組織及其合作推廣項目的背景資料，如合作對象、具體合作方式、推廣物品屬性、合作規模及效益等； 二是針對具體合作項目進行主觀測量，包括合作組織間的鄰近性測量、項目的一般和任務環境測量、項目復雜性測量等。

2．樣本特征

調研的合作推廣項目中，1～3年的合作項目占樣本總數的35.0%，4～6年的合作項目占樣本總數的 31.7%，7年及以上的合作項目占樣本總數的33.3%。合作推廣物品具有公共技術、準公共技術 和 私 人 技術屬性的分別占樣本總數的61.6%、26.7%、16.7%和11.7%。推廣組織類型有行政型、教育型、科研型、企業型和自助型(如農業專業合作社)五類，分別占樣本總數的30.0%、11.7%、15.0%、26.6%和16.7%。從總體上講，被調研合作推廣項目符合當前合作推廣的實際情況，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調研數據可靠。

3．樣本信度和效度檢驗

為提高模型分析結果的精確程度，檢測問卷是否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首先以Cronbach’sα系數檢驗各變量的信度，可知所有變量的Cronbach’sα系數均超過0.6，如組織條件鄰近性、結構鄰近性、關系鄰近性和認知鄰近性變量的系數值分別為0.837、0.645、0.680和0.806，這表明本研究量表可信度較高，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在內容效度方面，參考了大量相關國內外研究，并咨詢相關學者和推廣實踐專家的意見，本研究在預調研的基礎上對問卷的內容和結構進行了調整和修正，以確保題項的有效性。在建構效度方面，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按照因子載荷量大于0.6的原則進行篩選，發現各題項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6，問卷具有較高的建構效度。通過檢驗，可知所得數據可以進行下一步回歸分析。

三、實證分析與討論

運用SPSS16.0統計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處理，可得出，模型的x2統計值為78.870，且模型P<0.01，說明解釋變量對合作農業推廣模式的影響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而模型的偽決定系數(NagelkerkeR2)值為0.765，也說明了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有一定關系存在，模型整體估計效果較好。

表3 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顯著

模型估計結果見表3，可知，通過水平為10%的顯著性檢驗的解釋變量有5個，地理鄰近性、組織關系鄰近性、一般環境、合作管理復雜度和項目合作年限對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具有較為顯著的正向作用。具體來看：

1．地理鄰近性對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具有顯著正向影響(P<0.1)。地理鄰近性有利于隱性知識(如具體的推廣操作技能、知識背景和組織運轉模式等)在不同推廣組織之間的交換和協作(Ponds等，2007)，有利于降低推廣機構間頻繁交流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推廣物質資源的近距離、低成本運輸等，促使不同的推廣機構建立更為廣泛的聯系；而地理距離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推廣組織無法全面掌握合作對象的情況，從而選擇較為低級的合作模式，如市場交易型的農業技術轉讓或委托開發。另外，也有國內外學者將地理鄰近性分為固定和臨時性地理鄰近兩種類型，后者強調不同推廣機構僅在某些合作階段實現短暫或臨時的交流即可，如專業技術人員跨區域流動，通過會議、參觀、旅游等方式來實現臨時的近距離交流等，而本研究顯示合作農業推廣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需要固定的近距離物理鄰近性才能克服距離帶來的各種推廣實踐問題。

2．組織關系鄰近性對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具有顯著正向影響(P<0.1)。關系鄰近強調屬于同一關系空間的行動者形成共同的“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或占據了網絡結構中的等效位置( Knoben 等，2006)，組織間關系越鄰近，如擁有較長時間的關系歷史、關鍵個體成員間聯系越緊密，越有益于推廣資源的共享，建立起長久信任的組織間聯系，形成高層次的合作模式。調查發現推廣組織間歷史合作時間越長，組織間的“縫隙”就越小，各種推廣資源的整合力度就越大，往往越容易形成一體化的合作形式。而組織資源、結構和認知鄰近對合作模式選擇的影響不顯著，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關系鄰近作為一種“認知邏輯”，是基于組織資源、結構等“屬性邏輯”的最終表達，認知鄰近越高也會體現在關系的鄰近性上，故其對合作模式選擇的影響更為顯著； 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樣本數據主要是通過行政型、科研型推廣機構介紹有關的合作項目和協作機構，并對后者進行實地調查獲得，關系鄰近的組織機構占樣本數量偏大所致。

3．一般環境和任務環境對合作推廣模式具有正向影響，一般環境表現的更為顯著(P<0.1)。由于本調研中，具有公共技術屬性的推廣項目比例較高，如病蟲害防治、動植物檢驗檢疫和畜牧飼養等軟性技術，推廣最有效的機制是政府干預，因而當前農業推廣政策法規、農村經濟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等一般環境越有利，推廣組織越傾向于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較好的合作推廣環境，意味著對合作推廣的環境阻力越小，合作的行為過程和執行效果也會更好。

4．合作管理復雜度對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具有顯著正向影響(P<0.05)。推廣管理過程越復雜，推廣組織往往傾向選擇高層次緊密的合作模式，以減少項目實施的風險和合作交易成本，保證合作推廣的持續績效。例如，推廣組織間由于項目所需資源種類越多，資源約束條件越強，資源配置導致的項目管理復雜性越大，或項目的執行過程和結果對推廣組織發展影響的不確定性越大，戰略定位導致的合作推廣管理復雜性越大，或推廣組織間信息溝通障礙越大、組織信息更新速度越慢，從而導致的組織管理復雜性越大等，都將促使推廣組織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

5．在其他變量中，項目合作年限對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具有顯著正向影響(P<0.05)，合作時間越長越傾向于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以建立長期有效的合作行為，保障合作推廣的可持續開展。而模型結果顯示，以自助型推廣組織和私人技術分別為參照組，其他類型的推廣組織和技術屬性在合作農業推廣模式的選擇上并未有顯著差異，即被調研的推廣組織性質和推廣技術屬性本身對合作農業推廣模式的選擇并沒有顯著影響。

另外，可以通過參數估計值的絕對值大小來看各自變量對模型的影響程度，絕對值越大表示該因素對會合作模式選擇的影響程度越大。從表3可以看出，按各自變量對合作模式影響程度由大到小排列，依次為項目合作年限、地理鄰近性、組織關系鄰近性、一般環境和合作管理復雜度，這表明項目的基本特征和組織間鄰近性是影響影響合作農業推廣模式選擇的最主要因素，在選擇具體合作模式時應考慮項目和組織的基本特征，但也不能忽視其他因素對合作模式的影響。

四、結論及啟示

1．結論

本研究利用全國6省60個合作推廣項目的實際調研數據，通過構建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對影響合作農業推廣模式的因素進行了計量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地理鄰近性、組織關系鄰近性、合作的一般環境、管理復雜度和項目合作年限對合作農業推廣模式的選擇均有重要影響，而且存在正向影響關系。具體而言，組織間地理空間上越接近，如位于同一城市的推廣機構，比位于不同省份的推廣機構間合作更傾向于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如共建基地、共建實體、內部一體化等； 推廣組織間關系越鄰近，越容易形成具有信任關系的合作聯盟，建立資源共享、風險共擔的高層次的合作模式； 良好的農業推廣政策法規、農村經濟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等將促使推廣組織選擇更高層次的合作模式； 合作推廣的管理過程越復雜，推廣組織往往傾向選擇高層次緊密的合作模式，以減少項目實施的風險和合作交易成本，保證合作推廣的持續性和有效性；推廣組織間存在的合作項目的時間越長，越傾向于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

2．啟示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可知，合作農業推廣主體在選擇具體合作模式時應考慮以下問題：第一，根據推廣組織間的鄰近程度選擇合作模式。地理鄰近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推廣機構間高層次合作模式的選擇，地理鄰近對組織間顯性和隱性知識的傳播和擴散有重要影響，尤其是對一些小的推廣機構，以及合作推廣的初級階段，選擇地理鄰近程度高的推廣機構進行合作更為重要； 推廣組織間關系越鄰近，越容易形成相互信任，彼此承諾的關聯狀態，一方面，推廣組織在合作之初應慎重考慮組織間的關系鄰近程度，根據關系鄰近的大小來選擇合適的合作對象，形成相匹配的合作模式； 另一方面，農業推廣組織間，特別是關鍵組織成員間應重視深度溝通與交流，明晰組織及成員在合作中所承擔的角色，履行相應承諾并取得對方信任，建立穩定長久的合作關系，從而形成較高層次的合作模式。第二，根據具體合作的一般環境選擇合作模式。特別是對于具有公共技術屬性的推廣物品，應注重合作的宏觀環境，如農業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農村市場結構和消費水平、農村人口數量與教育水平等環境要素，從而選擇不同程度的合作模式，一般環境越有利，推廣組織越傾向于選擇高層次的合作模式。第三，根據項目本身的復雜性來選擇合作模式。合作農業推廣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不同推廣組織間相互協調和融合，及其對合作推廣對象的復雜管理過程，當合作項目管理復雜度越高，意味著推廣組織將花費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推廣對象認識、接受和采用農業推廣技術，推廣組織間可形成高層次緊密的合作模式，建立更有效的合作制度，保證合作推廣的順利進行。另外，推廣主體本身也應該提高自身的能力，如組織資源和關系的管理及運作能力，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動態適應能力，推廣技術創新與發展的能力等，通過不斷提高自身的軟硬條件，以匹配更高層次的合作對象，選擇更高層次的合作類型，從而提高合作農業推廣的績效和發展水平。

中國農業大學；論文來源：《農業經濟問題》，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