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化變革2.0時代

胡惠林

【摘要】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走向現代的標志。20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兩次深刻的新文化變革運動。一次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內容、以民主與科學為動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次就是20世紀末發動的、當前正在發生著的以文化產業發展為動力、以文化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根本目標的新文化變革。中國正在經歷的新文化變革，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也是對它的超越。這場新文化變革運動的核心是推動新經濟變革、新政治變革和新社會變革：為新經濟變革提供產業轉移空間形態，為新政治變革提供文明構架，為新社會變革提供精神和諧認同涵養，為文化自身變革提供全新的內容與形式，為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提供新思想、創建新制度。

【關鍵詞】 ?文化產業 ? 新文化 ? 文化變革 ? ? ? ?【中圖分類號】G122 ? ?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場深刻的新文化變革。它既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發展，同時也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超越。這場新文化變革和百年前的那場新文化變革運動的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在實現文化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革命性變化的同時，推動和影響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結構、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動力的深刻變化。文化產業是這場新文化變革運動的力量形態與核心要素，是這場新文化變革的“渦流”中心和“臺風眼”。在創造性破壞計劃經濟模式所形成的文化形態、文化觀念和文化結構的同時，文化產業正以其獨特的形式和力量創造性地建構中國的新文化、新經濟和新政治格局。

20世紀以來兩次新文化變革運動

20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兩次深刻的新文化變革運動。一次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內容、以民主與科學為動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再一次就是20世紀末發動的、當前正在發生著的以文化產業發展為動力、以文化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為根本目標的新文化變革。

兩次新文化變革存在著巨大的差別：第一次新文化變革改變了中國革命的形態和發展道路，它的直接成果是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方式回應全球化對中國革命發展的挑戰;第二次新文化變革是改變中國建設的形態和發展道路，它的直接成果是以改革開放的方式，以和平崛起的發展戰略回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社會建設發展的挑戰。前者以民族思想解放為特征，后者以國家制度創新為特征。第二次新文化變革運動與以往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文化變革運動相比，它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由思想解放而發展成文化解放的自然過程。它沒有提出明確的變革口號，也沒有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專門的組織運動形態，更沒有通過“運動”的方式來推動，而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提出而逐漸形成和清晰起來的。

兩次新文化變革的一個共同特點，都是在中國面臨全球化挑戰和融入現代世界體系過程中發生的。第一次新文化變革是源于鴉片戰爭，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終于二戰結束。這次新文化變革的特點是中國以屈辱的方式被迫接受全球化的挑戰開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進程的，是中國的傳統封建主義文化與現代資本主義文化之間第一次的全面對撞。其結果是為中國重新走上復興之路，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形態，并找到了克服中國落后的必由之路?！拔逅摹毙挛幕\動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成為劃分中國歷史斷代的界標性事件。中國現代政黨制度也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而獲得了現代的意義。

第一次新文化變革的發生是由于中國社會的變革需要和民族存亡而發生的，尋求的是文化形態自身的轉變，具有很大的自發性。直接誘因是巴黎和會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所激發的中國新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覺悟。也就是說，第一次新文化變革運動的發生并不是在政府作為第一推動力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是自鴉片戰爭以來，醞釀在中國社會內部渴求變法以求新政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催生的。新型的知識分子是它的主導力量。追求文化的內容和形式上的變革是它的主要內容。在那時，現代文化產業在中國剛剛起步，還沒有作為一種革命性力量而被認識，并且主要的還是以配角的身份表現在新文化變革這一平臺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結束，使得中國第一次新文化變革運動的形態和模式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化?！拔逅摹毙挛幕\動的成果在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性的“左翼文化運動”之后，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成果。

第二次新文化變革是在中國疏離世界體系20年后主動尋求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之路時發生的?！拔母铩钡慕Y束和中國改革開放的起步成為它的標志性事件。在它的第一階段，帶有明顯的補課特點，補上對于世界的認識落后于世界發展的進程這一課。特點是在全面地反思過程中的全盤西化，具有與“五四”運動相類似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和中國開始“復關”，才真正開始了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進程。自身的全面反思和又一次全盤西化，隨著中國1989年的社會陣痛，真正開始了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努力。大眾文化開始成為市場主角登上歷史舞臺。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研究，使得中國新文化變革真正在應對全球化挑戰的討論中開始了。與第一次新文化變革相比的一個根本區別是，文化產業由于承載著重要的意識形態責任而作為一種革命性力量被發現，并開始發生作用。文化體制改革隨著新文化變革的逐步深入開始占據新文化變革的中心。當不變革原有的文化體制，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便不能發展、不能滿足國家戰略需求的時候，文化體制改革作為這場新文化變革的核心問題便凸顯出來了。解放文化生產力成為全部新文化變革的主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發生的，是在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過程中發生的。內在需求和外在壓力，共同導致了這一影響深遠的新文化變革的全面發生。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還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里進行的話，那么，這一次新文化變革卻是在體制和機制領域進行新舊文化的交鋒與沖突，更多的是在體制層面上進行。放松管制和市場準入成為主要內容。文化生產力形態和文化生產關系都將在這一過程中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這是由國家執政主體主動發起的一次自我革命。它既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發展，同時也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超越。

這場新文化變革運動的核心是推動新經濟變革、新政治變革和新社會變革：為新經濟變革提供產業轉移空間形態、為新政治變革提供文明構架、為新社會變革提供精神和諧認同涵養，為文化自身變革提供全新的內容與形式，為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提供新思想、新觀念、新理論、新體系、新形態、新道路、新制度、新模式、新創造、新超越。

當前新文化變革的鮮明特點

正在發生著的中國新文化變革是在冷戰結束以后，世界格局多元化、經濟全球化和重建世界文化新秩序背景下發生的，是在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重新確立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背景下發生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的變革是這一次新文化變革運動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場新文化變革具有劃時代的鮮明特征。從文化的內部因素來看，這一新文化變革有以下幾個特點：

文化建設形態的多維化

文化生產、傳播和接受方式的革命性轉變，必然的提出意識形態建設和文化建設形態和模式的革命性變革。文化產業多元發展政策和文化市場準入提出了先進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管理的新要求，外資和社會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領域帶來了新的挑戰：資本以贏利為目的和先進文化建設之間必然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和沖突。以思想理論建設和道德建設為核心內容的意識形態建設永遠是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但是，建設的途徑和方式、建設的形態和手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歷史形式。根據發展了的歷史時期和歷史任務，把掌握和運用新的歷史形式來推動意識形態和文化建設，實現意識形態建設和文化建設的目標，這是執政的重要規律之一。

對文化理解的深刻變化推動了文化建設形態的合理性回歸。它標志著中國的執政黨開始了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建設，對文化建設的認識不再僅僅停留在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上，而是根據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嶄新認識，進入了一個全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新階段，從而形成了新的路線圖和結構圖：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意識形態革命——價值體系建設;文化事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文化產業——文化市場體系——市場競爭體系建設。

文化發展動力結構的多元化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文化的發展，我們比較強調意識形態建設，比較關注思想理論建設，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一個基本動力。在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這個動力結構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那就是文化產業的提出和建設改變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動力結構，通過發展文化產業來發展文化成為中國文化建設與發展的新選擇。觀念形態革命必然導致向制度形態革命轉型，向文化發展動力結構的多元化轉型。文化產業在中國的提出和發展作為中國新文化變革的重要動力和內容，文化產業成為文化生產力，解決了文化發展的生產力結構問題，當不發展文化產業，國家的文化事業和綜合文化國力便不能得到發展和增強的時候，積極發展文化產業就成為國家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動力之一，從而構成了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最大區別。

建設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新經濟制度，實現單一的市場主體向多元的市場主體轉變，社會辦文化和境外資本力量進入中國文化市場，形成了中國文化發展多元力量結構。這兩種力量在國家的法律法規范圍內從事經營性文化產業，徹底改變了中國文化建設與發展動力結構的單一性，實現了由單一的文化建設主體向多元的文化建設主體的戰略性轉移。

文化發展機制的市場化

需求是人類社會一切變革的母體。需求是一切發展最根本性的動力機制。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制度條件下需求體現的公平是不一樣的。計劃經濟曾經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的制度性表現形態和發展機制。當中國新文化建設處在百廢待興的歷史性需求的時候，不采取這種制度性安排便不能滿足新文化發展的這種歷史性需求的時候，計劃經濟也就成為中國新文化發展的選擇機制。但是，當計劃經濟更多地體現和強化了制度需求的主觀性，文化發展的內在需求的客觀性以及這種需求在資源配置上的自主性和滿足性程度不能得到實現的時候，文化發展機制的創新便自然的成為中國新文化變革的重要內容。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文化發展的內生需求和參與全球化資源配置和文化市場競爭的外生需求，在改變了中國文化發展動力結構的同時也改變了動力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實現文化發展機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配置轉化。中國要參與全球文化資源配置和文化市場競爭，就不能不以市場經濟的方式和規律提升文化的競爭力。這是中國新文化發展到21世紀的需求，正是這種需求成為新文化變革最主要的內生機制，也是與新文化運動發生的一個根本區別。

文化變革力量的數字化

文化載體的變革是一切新文化變革的標志。文化發展的數字化生存是當下文化發展形態最重要的革命。數字化不僅改變了文化產品的生產、消費和傳播，最重要的是改變了人們的文化生活方式，帶來了新的價值觀。信息內容產業將從根本上融合文化與技術之間的對立與矛盾。一旦技術上的進步被用于文化目的，并且已經用于文化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是強制的、而且往往是違反文化主體的意志，而引起文化發展方式上的變革。改變文化產業競爭形態、競爭領域和競爭方式，大力推進新型文化產業發展已經成為世界文化變革的最主要的內容之一，運用數字化并通過數字化控制文化產業分工和文化市場走向，進而實現文化控制已經成為掌握全球文化變革主導權的重要力量。

以數字化為先導的新型文化產業發展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中國文化產業結構和文化生態結構，數字文化在締造一種文化形態的同時，正在塑造著全新的文化新生代。文化產業數字化正在締造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這種文化形態正在形成與傳統文化形態的尖銳沖突。能否掌握中國未來文化形態建設的主動權，能否創造和形成一種能夠被未來稱之為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文化，關鍵就在于能否掌握對于現代新文化發展趨勢的把握。

文化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成為新文化變革的核心

市場主體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必然同時要求市場管理制度的創新。文化生產力的全面解放有賴于文化生產關系的全面轉變;中國新文化變革的偉大實現有賴于國家文化制度的全面創新。先進的文化生產力與落后的文化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落后的文化生產力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不能得到滿足之間的矛盾;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種要求不能實現之間的矛盾。新文化變革就是要為解決和克服這些矛盾提供全新的智慧和制度安排。正在深入發展的中國文化體制改革是一次由執政黨推動的在文化領域里進行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制度革命與創新，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變革。不是全盤否定和徹底革命。而是主動尋找文化與國民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的戰略突破口，克服在制度選擇上的路徑依賴，超越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制度設計上的歷史局限性，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制度選擇，這是與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新文化變革運動最大的、根本性的區別。

中國新文化變革運動的新走向

中國正在經歷著的這場深刻的新文化變革運動是從文化產業開始的。文化產業正在以全新的方式改變著中國文化建設與文化發展的形態，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國家戰略的創新和實現。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和新文化變革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呈現出新的走向。

在全球文化競爭中尋求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中國的新文化變革是在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文化發展多樣化的背景下發生的。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和深入融入現代世界體系，決定了中國新文化變革是世界文化新秩序重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同國際文化資本的較量過程中，重建中國文化發展的力量結構;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實現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偉大崛起，成為這一次新文化變革的戰略意圖和直接目的?！爸袊鴫簟钡奶岢鍪撬臉酥?。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同時并存而提出來的一項既要抓住戰略機遇、又要克服各種矛盾沖突的國家發展戰略。

落后的文化生產關系和先進的文化生產力之間不相適應的矛盾，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落后的文化生產力之間不相適應的矛盾，是當前我國文化發展的主要矛盾，也是構成當前我國文化危機的主要因素。公民文化權利的充分實現、公民文化利益的充分享有和公民文化民主的充分建立，是實現偉大的中國夢過程中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這一內容的實現程度，將影響和決定中國新文化變革的民主化走向和新文化價值觀的締造。文化產業發展要為社會提供新的文化權利和文化利益實現方式和實現途徑，為文化事業發展提供資本支持和產品支持。能否把發展文化產業的積極成果轉化成可供公共文化消費的公共文化產品和公共文化服務，把切實的經濟效益轉化成可行的社會效益，為社會公平和公民精神健康提供價值體系和價值觀支持，將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新的價值取向和衡量標準。文化產業無論是作為途徑還是作為方式，它都應當成為構建和實現中國夢所必不可少的表達與訴求、溝通與協調力量，成為公共議程設置的重要內容和標志，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建構和多元價值的尊重提供積極的文化空間。

傳統的文化發展模式和管理體制將發生根本性轉變

一切文化都是空間文化。同時，一切文化都以文化的空間形態來建構與表現和表達。新文化變革是一個在對過去的文化空間形態的解構過程中建構未來文化空間形態的文化革命。而文化產業正是在這一進程中被建構起來的文化的空間形態和空間的文化形態。在今天，它既表現為利益格局的制度性空間構成，又表現為發展模式的空間選擇。在這表象的背后是深刻的文化動因。當文化以某種空間形態被建構、并且以某種文化空間形態獲得合法性，而不打破這種合法性便不能重建文化空間發展的合理性的時候，唯有實現對于既定利益格局與發展模式空間存在的制度性突破與超越，才能實現新文化變革的偉大成功。

實現文化產業的跨行業、跨地區、跨媒體發展，打破傳統的文化產業空間模式，是近幾年來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由于行政區劃體制的限制，人為地約束了文化產業要素資源空間配置的規律性，我們還不能在規劃新的區域經濟空間布局的同時實現對區域文化產業空間布局的戰略性整合。長三角、珠三角和東北振興、西部開發、中部崛起，這都是新的區域發展概念，同時也是和諧發展的概念。它要求突破一切妨礙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科學發展的人為束縛。這種區域發展正在演變成為大城市集群發展新的戰略追求，深刻影響中國文化經濟地理空間布局的重構。如何整合區域資源和力量，形成共同市場，共同的利益群體，以最小的資源消耗換取最大的利益增長，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和新文化變革面臨的問題。中國農村的城市化發展道路正在為傳統的行政區域理念輸入新的智慧元素，這就給文化產業的區域發展和區域布局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和改革空間。中部和西部都曾經輝煌過，是中華文化版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的締造性力量。中國的新文化變革是要重新創造中華文明的輝煌，就是要在改變中國文化產業的力量格局中，建構東西南北中全面和諧發展的中華文化新版圖。沒有中部和西部文化產業的戰略性崛起，就不可能有中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建設的全面繁榮與發展，就沒有中國文化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就沒有中華文化超越自身歷史的偉大復興。

建立科學、規范的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將成為中國新文化變革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

文化法律建設的進一步到位和國家文化安全體系的建立，將使中國國家文化能力建設進入一個依法治理的歷史新時期。

開放的文化市場并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市場。文化市場開放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化民主的一個標志，同樣，文化市場規范化的現代程度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化民主的一個標志，而且是一個更重要的標志。這一標志是以文化法治建設的現代化程度表現出來的。法治精神是最終反映一個國家文化民主進程的。中國的文化法律建設還很不完備，離開完善的文化法制體制的建立還有很多路要走。但是，國家法治化進程的巨大努力和政治民主化和民主政治進程的加快發展，已經為我國文化法治建設提供和創造了條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所大力推進的國家文化市場法治建設所營造的環境，已經為中國文化法治體系建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巴七M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目標的提出，加強文化立法建設，通過法律程序將黨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為國家法律，實現國家文化治理的“善治”，將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制度性力量。因此，隨著中國文化市場的更加開放，各項文化立法建設的進一步到位，將使中國文化民主建設進入一個依法管理、依法治理的歷史新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新文化變革在經受更加嚴峻的挑戰的同時，也將獲得新的生長機制。

中國的對外文化開放不是無原則的，也不是不要制度保障的。我們的文化開放是在法律框架下的開放，是按照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所作出的承諾開放的。建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文化安全保障體系，是中國在發展文化產業和推進文化民主化過程中必須同步推進的。習近平“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和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將從根本上推動中國的新文化變革朝著一個更加具有可對話的方向發展。因此，建立科學、規范的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和國家文化安全預警系統，以人民的安全為宗旨，為國家政治安全提供保障，將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國文化民主建設和中國新文化變革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沒有也不可能有的一個變革目標。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導，上海交通大學文科學部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人民出版社版，2014年。

責編/潘麗莉 ? 美編/于珊